當半數成為少數
在ESG的背景中，女性作為創業者、投資人和創業投資風口。——撰文 楊瀅瑋；編輯 鄧詠筠；插畫 陳家恒
「我在13年裡創辦了五間公司，我沒能維持住大部分的生意，是因為我募不到資。」BNI Ventures投資總監Gita Sjahrir-Wright說道，「在向投資者展示時，男性仿佛總被認為是有潛力的，但女性卻需要加倍努力以自證表現。」
Gita並非沒有成績背書 — — 手握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學士和賓州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學碩士（MBA）學位，她是首位在東南亞拿到逾100萬美元融資的女性創業者。然而，在第三次創業時，她接觸逾兩百位投資人，他們對其盈利能力的質疑依然不斷撲面而來。「投資人對男創業者總是更積極，例如認為他們的市場更大，認為他們在解決更重要的問題，」這位留著幹練短髮的印尼裔女士無奈說道，「哪怕這位男創業者只有一頁PPT和一個想法，他也能拿到比我多五倍的募資。」
雖然，在醫學概率上，性別比例應各佔半數，但在創業者的世界，女性卻總是少數。不只是人數，她們同時也獲得更少的機會和更少的融資，即便她們能帶來更多的收益。根據瑞銀2021年的研究《募資缺口》，女性能夠為每美元的投資帶來78％的收益，而男性只能帶來31％；但頂尖創業者之中，女性創辦人所能募集的資金為5000萬美元，遠少於男性同儕能募集的2.26億美元；而女性創辦的企業能達到的市場估值為6505萬美元，亦遠少於男性能實現的4億美元。
半數成為少數的背後，女性創業家需要面對的是結構性的壓力：從社會固有的刻板印象，到投資界別的性別失衡。但是，ESG（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理念的興起正在扭轉這種結構：投資人裡出現更多女性面孔。這在為女性創業者帶來機會的同時，也推動兼具社會影響力和商業效益的女性科技（FemTech）成為極具潛力的投資風口。
香港初創樺盟生物科技（Women X Biotech）創辦人蔡佩樺曾經在香港參加過一個為期七日的創業者訓練營，前六日裡，她都被當作營銷人員，談及科技時則「被當成什麼都不懂」。直至活動的第七日，這位曾在美國哈佛醫學院接受博士後訓練的女科學家在台上展示自己的產品 — — 一款早期大腸癌檢測技術，「突然間，大家的態度變了，還開始用『樺姐』來稱呼我。」蔡佩樺說道。
作為少數，女性創業者不僅要面對刻板印象，還有一些「善意」提醒。「香港社會對『女性30歲結婚生子』這個概念會比較重，經常強調『時間』或者『高齡產婦』的說法。」蔡佩樺談及自己近年來的交流經歷，聊天的結尾總是落到「介紹男友」。記者忍不住追問：「但你是研究婦女健康的專家，為何他們會覺得自己有資格來提醒你？」
「我也不知道，但社會好像覺得女人一定要這樣。」蔡佩樺無奈地笑笑，「誠然女博士的婚育率相對低，但卻有刻板印象會歸咎於女博士更難相處。試想一個男博士真的很難相處，反倒成了他的『成就』和『優點』。而放在女博士身上，卻成了『嫁不出』。」
根本原因是，「家庭」總是天然地被視為女性的責任。「學校老師要找家長，經常是默認打給媽媽的。」香港金融科技初創AutoML Capital的創始合夥人林朗行（Rebecca）說道。這位家有三個年幼孩子的母親，為了應對家務和工作，還試過左耳和右耳帶上不同耳機，一邊聽著學校旅行的簡介，一邊與工作夥伴開會。
普華永道中國內地及香港ESG可持續發展副主管合夥人方蘊萱在今年數字經濟峰會會後接受訪問時指出，幸而香港有外傭政策，能一定程度上減輕香港職場女性的家務負擔。不過，即使有幫手，女性依然是家庭事務的主力。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23年的數據，15歲以上的勞動力中，男性無酬家庭從業員在每千人中有1.4人，而女性則為4.6人。
誠然，家庭和工作的衝突是所有職場女性都在面對的老生常談。但當話題來到女性創業者身上，則會演變為一種對職業生涯的質疑，迫使她們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努力去自證能力，甚至影響企業的募資。
Gita回憶，也有投資人問仍未婚的她，如果將來組建家庭要如何平衡工作。「我一般反問，那男性創辦人是怎麼做的？」Gita說，「然後我就會得到『我可不是性別歧視』，或者『我的家庭中也有姐妹，母親和祖母』，諸如此類的反應。」
綠色金融初創有機數（YoujiVest）聯合創辦人胡若菡表示，其投資人在投資有機數以前，並沒有投資過女性創辦的企業，而同行中也很少有女性作為創辦人的公司。胡續說，金融科技行業中一直存在性別差異，即使是大公司，女性總經理都不算很多。「在這個領域，女性要獲得專業性的認可比男性更難。女性常被認為是一個光鮮亮麗的形象，被誤解為專業領域的投入不夠。」胡若菡說道，「作為一個創業者，要如何讓別人了解你的專業性，從而信任公司業務能力，而不是個『花瓶』，這是我認為非常重要的。」
然而，轉換角度，胡若菡能理解投資人對於女性創業者的質疑：「創業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難的工作之一，需要極端的毅力和極強的信念，還要不怕苦。」胡若菡有著典型的商界精英背景：名校畢業後加入世界領先的數據科技公司FactSet，再到加入金融資訊界的龍頭企業Refinitiv擔任高層，而後抽身創辦有機數，探索適合亞太市場的ESG數據解決方案。開始創業後，半夜起床關注海內外研究新動態變成了她的日常。「每天讀很多最新發表的論文。有學術活動，我會坐在現場第一排去聽。除了每天面對客戶和了解市場動向，我還要跟技術開發保持同頻，經常參與一線工作。」胡若菡說道，「這對學習能力和專業性的要求太高，不僅是對金融和科技行業的基本了解，還有對最新技術的認識和相關行業的知識。其實是挺辛苦的。」
某種程度上，創業者是一種「貪婪的工作」（Greedy Jobs） — — 這個概念由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高爾丁（Claudia Goldin）在其著作《事業與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之旅》中提出。去年，高爾丁憑藉對美國勞動力市場性別差異的長期研究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
高爾丁指出，「貪婪的工作」是指要求更高，因而時薪更高、甚至會佔用夜晚、周末和假期的工作，而這些工作是對女性不利的，因為女性多數時候不得不承擔生育和照顧家庭的責任。但步入現代社會，「貪婪的工作」越來越多，而這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上升，但職業和薪酬的性別差距依然存在。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據，2023年的15歲以上非住院人口中，接受專上教育的兩性比例相若，甚至女性更高：非學位的男女人數分別28.7萬人和29.5萬人；持學位的男女人數分別為80.6萬人和84.8萬人。但是，再對比勞動力參與率的數據，在擔任經理職位的男性佔男性勞動力比例為15％，而女性為9％，即便同為經理人員，男性的收入中位數亦比女性的高出3000元。
胡若菡引述研究指出，最偉大的公司多數是在創業者的30至40歲間創立的，因這是精力最旺盛、累積了豐富市場經驗的年紀，但處於這一年齡段的女性同時也「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因而投資人會對女性的「可持續能力」和「毅力」有所質疑。
數據能夠佐證不同性別的「職場黃金時期」的差異。根據統計處數字，2023年，從25歲至54歲範圍的香港男性勞動力參與率都是維持約九成，以40至44歲組別的勞動力參與率為最高（94.7％），但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則以25至29歲組別為最高（85.3％），再隨著年紀組別的增長而不斷下降，至55至59歲組別，只有約59.70％女性仍在工作，但同齡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為81％。
高爾丁另一篇專注於商界的研究則更具參考性。她與團隊調查了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1990年至2006年的MBA畢業生的發展情況，發現男性和女性的MBA畢業生在職業初期的收入雖大致相同，但畢業十年後兩者的差異明顯，而分水嶺則是「第一個孩子的誕生」。論文亦指出，在商界和金融界的女性，職場中斷所帶來的影響較醫生、律師或博士等其他精英職業而言更為嚴重。
「其實很多活動都會有『women in tech』（科技行業裡的女性）的圓桌討論，但為什麼就沒有『father in kindergarten』（幼兒園裡的父親）？」林朗行說，「社會需要有些倡議，讓男性也承擔更多家中事務，整個結構才可以改變，才可以令女性有時間投入到並非默認的位置之中。」
結束《經濟學人》「Technology for Change Asia」活動的圓桌討論後，Gita走來後台接受訪問。人還沒出現，她這句半開玩笑的自我調侃就先傳來耳邊：「I just wasn’t badass enough to continue to be a founder.」（我只是不夠狠去繼續創業。）
這是一句精準的女性創業者畫像：初創的世界仿佛弱肉強食的叢林，而女性創業者的風格似是毫無反抗力的「小白兔」。「女性創業者就是太謙虛了，」去年退任Visa港澳區行政總裁的Maaike Steinebach分享了她在金融界別工作多年的觀察，「她們總想等到事情準備到99％的時候才走進市場，但男性創業者可能只是有個想法，就去找資源和錢了。」
林朗行也認為，女性創業者的風格偏向保守。她舉例，關於公司的每個決定，她都會小心計算投資回報和市場差異，這種謹慎讓企業現金流表現非常健康，「我們的財務至少可維持公司營運18個月」。不過，她又馬上「自嘲」起自己的「不夠自信」，表示也會找些更敢想（visionary）的朋友來溝通想法，以優化商業計劃。
只是，謙虛和謹慎本是褒義詞，為何來到初創世界卻成了扣分項？瑞銀的《募資缺口》分析，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下稱VC ）機構中的決策者高度同質化，例如：男性主導、畢業自財金或工商專業、工作經歷集中在投行、顧問或科技龍頭。另一方面，風險投資往往非常依賴投資者對創業者的直覺（gut feeling）和印象分，而經歷相似（like-me effect）又能增加好感。因此，在募資過程中，能表現出自信、遠見及領導力等傳統男性氣質的創業者，自然會更受投資人青睞。研究又羅列了幾個主要市場的數據，美國、英國、中國和新興市場的VC機構女性決策者佔比都不足兩成。
「東南亞市場九成投資人都是男性，你可以看到關注點非常單一，同質化，」Gita說，「噢，又是共享汽車！」她羅列了Grab、GoJek、TokoPedia，以及GoJeck和TokoPedia業務合併成的GoTo Group，她承認東南亞的創業投資生態還很年輕，十幾年間只有這幾間成功的退出案例。但她也質疑「這是否真正的成功」，例如Grab完成首次公開招股（IPO）後現時市值腰斬，而TokoPedia亦被字節跳動收購了大部分股權。
「既然能給他們這麼多機會，為什麼不能給其他領域呢？」Gita說。在2023年，她加入印尼國家銀行旗下的企業風險投資子公司BNI Ventures，從一位創業者變為投資人。
根據DealStreetAsia發布的《2023年東南亞風險投資生態中的女性》報告，在東南亞的風投機構裡，女性在決策者職位中僅佔17.4％。她仍然是少數，卻為區域內的投資主題帶來了多元的變化。Gita在上任投資總監後，便專注於尋找ESG投資項目，並主力為這間國有銀行搭建氣候技術投資的框架。例如，BNI Ventures已經參與了海鮮B2B平台FishLog的兩輪投資，後者為印尼當地漁民提供數碼化和物流基建支援，推動當地漁業供應鏈減碳以提供可持續海鮮產品。
Gita的故事並非孤例，影射出ESG潮流與女性領導力這段互相成就的旅程。在ESG的語境之下，「小白兔」不再象徵軟弱，反倒是敏感和同理心，讓她們成為先行者。
Fanny Moizant一直熱愛著時尚行業。剛從法國國際時裝學院畢業的她，在思考自己的職業發展時注意到了身邊朋友消費行為的改變：「大家買得更多，穿得更少了。」細緻的觀察再加上改善行業環境污染的初衷，推動Fanny與Sophie Hersan一起創辦了循環時尚平台Vestiaire Collective，主打以嚴格的驗證技術幫助推動二手時裝交易。那是2009年，ESG一詞尚未廣為人知。
現在，Vestiaire Collective成長為法國唯一一間由女性創辦的科技獨角獸，並打算於2025年掛牌上市。據Fanny介紹，二手時裝能夠最大程度上阻止碳排放，平台營運而減少的碳排放量，是公司運作產生的碳排放的三倍。「我們證明了商業可以成為一種向善的力量，」Fanny在書面訪問中寫道，「ESG投資為專注可持續發展的初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女性正抓住這些機會，為世界帶來積極的影響。」Vestiaire Collective近期完成了一項350萬歐元的眾籌，當中有58％的投資者為女性。
「我創業，因為我知道我要創業。」胡若菡回憶起在FactSet的工作，她比行業內的人都更早了解到ESG、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AI）的潛力，她一直希望在亞洲創辦一間有同樣影響力的公司。而真正讓她轉身成為創業者是在2015年，她注意到日本養老金開始構建ESG框架的投資。「在經驗中，亞洲構建主題式產品往往是從日本開始的，所以我們判斷，亞洲開始關注ESG了。」
同樣敏銳而又堅定，胡若菡跟合夥人在2017年正式創辦公司。「我們的希望是，每一個投資決定的每一分錢，都能契合這個星球的未來發展。」胡若菡說。
「女性有著很強的同理心，也更加關心下一代。」胡若菡談及公司另一位創辦人在年會上分享的創業動機，「她說，我們都去過世界上許多美好的地方，她希望20年後，自己的小孩還能再去一次，而不是眼看著經濟發展導致這些地方消失。」胡若菡介紹，有機數將AI技術和量化金融與氣候分析領域的專業研究結合，為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客觀、及時和準確的ESG資訊，以及識別和計算氣候風險，提高ESG投資的關注度，「然後大家才會有下一步，考慮如何管理和降低風險」。
改變是由上至下發生的。特許金融分析師協會（CFA）行政總裁Margaret Franklin回憶起，雖然女性佔人口半數，作為投資行業範圍最廣的專業認證及行業組織之一，十年前的CFA僅有19％會員為女性，當中存在巨大落差。在與數十位投資管理高層的合作之下，CFA在2022年推出多元、平等及共融準則（DEI Code）。若投資管理公司簽署加入，將每年按準則披露相關數據。準則推出一年內已有超過100間公司加入，而現在已有逾200間公司簽署，參與公司管理資產約佔全球30％。
方蘊萱亦指出，ESG的監管收緊為女性創造了更多進入決策層的機會，例如香港交易所在2022年的新規出台，要求2025年1月前，上市企業的董事會席位至少有一位女性董事。港交所上市企業中女性董事會成員比例從2021年的15％增至2024年的18.4％。
「投資組合有個核心概念是『多元化』，這可以帶來更好的風險回報。但這不僅適用於資產投資，也適用於人力資源投資。」Margaret特別指出，亞洲投資行業的性別差異正在顯著改善，現時亞太區參與CFA考試的人士中的女性佔比達43％，高於其他地區。
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投資行業，越來越多女性投資人 — — 尤其是女性高淨值人士參與到ESG投資。根據瑞銀《女性財富報告2030》，女性現時已控制32％世界的財富，並預測將以5.7％的複合年增長率，增至2024年的97萬億。加拿大皇家銀行一份客戶調查指出，女性客戶更傾向投資將ESG元素納入決策中的公司，這一比例是男性的兩倍；74％的女性客戶有興趣增加投資組合中的ESG投資比重，而男性客戶佔比僅為53％。回覆該份調查的客戶中有43％為可投資資產在100萬美元以上的高淨值人士。
CFA於2021年在全球推出ESG相關證書，目前已有逾5.3萬人次報考，是最具行業認受性的ESG證書之一。Margaret指出，協會在全球範圍內見證著越來越多女性加入ESG投資領域，「這跟『目的』有關。」
「金融要與經濟發展和社會整體進步相關，」Margaret說，「和ESG相比，傳統金融業的觀感並沒有那麼高尚和實用，而且『目的』並不顯著。而ESG投資的『目的』更精準，是為了可持續發展籌集資本。」
「對我來說，維港投資的周凱旋就是女性投資人的繆斯。」Maaike說，「人們一直忽視了她的成功、她對新興科技的關注和持續優化的投資標準，直到發現她是首批投資Zoom也是首批關注抗衰老領域的人。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展示女性投資者如何挑選出非傳統領域的贏家。」
在離開工作了25年的金融業後，Maaike選擇加入FemTech Association Asia擔任聯合行政總裁，主力為改善婦女健康的女性科技企業搭建社群網絡。而Maaike也是女性科技初創裸月（LUÜNA）的投資人，後者已與許多跨國企業建立合作關係，為其提供可持續的辦公室月經產品解決方案。
女性成為投資人、進入決策層，可以為女性創業環境乃至社會都帶來許多不同的改變。LUÜNA近期進駐了高端共享辦公空間租賃商德事商務中心（The Executive Center，下稱TEC）的九個台灣空間。「把月經用品盒子放進廁所，聽起來很簡單是不是？」TEC台灣分公司總經理莊孟瑜回憶，項目最大挑戰是，TEC的空間都處於甲級商廈，而大廈管理者會對洗手間有嚴格的合規和一致性要求。但所幸的是，「大廈的『溝通窗口』大都是女性！她們聽完項目後，熱心地告訴我們會遇到什麼問題，應該要如何跟老闆提案。我們照著『小抄』去提合作，很順利就通過了。」莊孟瑜表示，從香港總部提出試點，到LUÜNA的月經用品落地台灣空間，用時才一個月。
但另一邊廂，蔡佩樺的相似項目卻在香港處處碰壁。樺盟生物科技在開發女性疾病早篩的月經產品的同時，也建立了首個香港製造的衛生巾品牌LA ROSÉE。見及香港許多公共區域都沒有販賣或提供月經用品，蔡佩樺和團隊用四年探索踐行了衛生巾自動販賣機項目。團隊開發的衛生巾自動販賣機只有一台電腦主機大小，符合九成香港洗手間的安裝條件。只需要八達通輕鬆一拍，就可以用8港元買到兩張獨立包裝的衛生巾。蔡佩樺從2023年9月開始尋覓落地地點，至今僅在尖沙咀某診所、愛丁堡公爵營、柴灣青年廣場及中文大學校園裡為這台小小機器爭取到一席之地。「我打過很多電話聯絡不同商場和酒店，只要接通電話是個男的，我就知道一定會失敗。」蔡說，「他們會說沒有人需要衛生巾，或者從業13年從來沒有人問他們要過衛生巾。」
男性的成長經歷會令他們天然地忽視女性的需求，相似地，由男性主導的投資界別也長期忽視了「女性科技」作為一種創業賽道的可能性。「根據我們協會的調查，很多投資人沒有聽過FemTech一詞，」Maaike說，「向他們解釋後，他們會說這是個太小眾（niche）的領域。」LUÜNA創辦人簡麗婭（Olivia Cotes-James）附和道：「當我在香港介紹自己是間FemTech公司的時候，別人總會聽成FinTech（金融科技）。」
「我來自金融行業，我看到的是巨大的投資潛力。」Maaike說，「無論是年輕還是年老，有購買力的女性們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健康投資，而這是一個巨大的、被低估的投資機會。」根據McKinsey Health Institute與世界經濟論壇在2024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縮短女性健康差距》（Closing the Women’s Health Gap，下稱《女性健康》）估計，全球有1.9億的女性深受子宮內膜異位症的困擾，相關治療的市場潛力為1800至2500億美元；而全球4.5億正在經歷更年期綜合症的女士，則帶來了1200至3500億美元的潛在市場。
巨大的市場來源於醫療系統對女性健康的長期忽視。《女性健康》中列舉了幾種現象：醫藥研究一般採用七尺男兒作試驗，藥物沒有單獨審視對女性的效益及風險；女性會面臨更貴的健康支出和保費；女性更容易被誤診或延誤診斷。例如，報告統計1980年至2023年的撤回藥品，發現有29％是會對女性帶來潛在健康風險的，數目是引致男性健康風險的藥物的3.5倍。
而身邊女性親戚的誤診經歷，是激勵蔡佩樺著手研究並以女性疾病早篩產品創業的原因之一。蔡回憶，親戚早期症狀為肚子痛，診所醫生認為是小事，開了退燒藥及做了兩、三次檢查。「直至一日，她痛得入了急症室，才發現原來子宮裡面已經有很多組織壞死，需要馬上做手術摘取整個生殖系統。」蔡佩樺說，「後來她就需要一直補充荷爾蒙。她跟我說，如果能早點查出來的話，她的人生可能會好些。」
「這是佔世界人口50％的市場，產品近乎空白的市場。從純粹的金融角度，如果我第一個進入這個區域，那我就可以獲得最大的Alpha（投資術語，意指高於市場基準的回報），對嗎？」Gita分析，「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能給予女性產品市場同樣的關注呢？因為投資界裡的有限合夥人和普通合夥人九成都是男性，他們會擔心採用這種逆向（contrarian）投資策略，萬一其他人不感興趣呢？」
「我遇到許多人跟我說不要研究子宮頸癌，因為並非迫切的問題。然後又問我能不能把子宮頸癌早篩的技術轉化成別的癌症早篩，比如前列腺癌。」蔡佩樺談及自己在香港創投圈裡的經歷，「我只能回答說，讓我先完成這個產品，我只想專注改善女性健康。」
因為缺乏支持，蔡佩樺在創業初期幾近灰心。先是參加初創培育和加速器項目，當時她一心入去找聯合創辦人，「最好是材料科學家，但無功而返。」隨後她便獨自申請香港科學園的資助，但需要以實驗結果作支持。「於是我就收集自己的經血，然後在家裡做實驗，」蔡佩樺說，「有一次打翻了酒精架，差點燒著了房子。現在檯角仍有熔化痕跡。」
蔡深知做家中做實驗並不安全，但亦很無奈。科學園雖有共享實驗室，但她形容如同「走佬Lab」 — — 因為月租租金昂貴，只能按天租賃，還不能保證有位。有時將實驗儀器部署好，不夠一日，又要打包走人。就這樣反反復復地堅持了一年，她終於進入了科學園的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劃（IncuBio）。
「我成功了，」蔡佩樺說完這句話，臉上全沒開心，反倒是眼神裡流露出難過。記者追問為何，蔡沉默數秒，然後深深吸了一口氣，說道：「那12個月裡，我都struggle（掙扎）過一段時間。」彼時，科學園提供的啟動資金只有十萬元，一隻試劑就需數千元。只是，實驗失敗乃常事，於是「不停買，不停失敗，不停燒錢」。十萬元用完了，而實驗數據還不夠，專利申請亦是一筆支出，開始燒自己的積蓄。「你會開始想，究竟燒到幾時，才能入到IncuBio呢？」蔡佩樺說，「尤其當實驗情況又不是很理想，而實驗室又有時間限制，變到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很多工作，真的很大壓力。」
相似地，Amplexed也是一間從「家庭實驗室」走出來的生物科技初創，主攻女性疾病。Amplexed聯合創辦人Alia Rahman在20歲時查出患有第三期子宮頸上皮內瘤，是入侵性子宮頸癌變的最後一期。為了清除這些變異細胞，Alia需定期接受激光治療。但數年過去，Alia體內的變異細胞仍存在。直至病情又一次將她推上病床，Alia與醫生商量其他可能方案：「子宮頸本質也是一種皮膚，既然臉上痤瘡都可以局部治療，為什麼這個病不可以？醫生回答我，在美國就是採用外科手術的方式，但可以給我六個月試一下。」
Alia在科學文獻中了解綠茶素（EGCG）有抑制癌細胞增生的功效，便在醫學專家的指導下，將其與化合物組合製成栓劑，竟成功控制了病灶。「為了永遠擺脫這個病，我又開始在廚房進行了幾年的實驗，我在自己身上採用各種科學、安全的化合物組合，然後做出了我的第一個產品原型。」Alia說，「13年以來，我第一次完全清除了這些變異細胞。」
隨後，Alia成立公司，期望能將這種易使用、低成本的治療方法推廣在欠發達地區，讓缺乏醫療資源的女性亦能及早干預子宮頸病變。在今年5月，Amplexed獲得200萬美元的融資，據悉有專注生命科學領域的亞洲家族辦公室參與投資。
與Alia見面的地點是中環，她結束與某間國際藥企研發團隊的會議後，匆忙趕到咖啡廳。她這次來香港的主要任務是尋求藥企的合作和資金，以推動臨床試驗及向美國藥物食品監督局（FDA）和當地藥監局遞交申請。「亞洲對我們這個創新的包容度非常高，尤其與西方相比。」Alia如是形容這幾日的感受，「亞洲以外的地區對低成本治療藥物總是有所忽視，尤其是能用於發展中地區的藥物，例如，美國會更多關注治療慢性罕見病的藥。但是在亞洲，大家不止關注疾病，也關注養生，我相信是因為強大的中醫藥歷史和市場。」
女性科技在亞洲市場更具發展潛力，因為月事、更年期及性健康，這些與女性身體息息相關的議題在亞洲社會文化中被廣泛地污名化，也缺乏了相當的支持。蔡佩樺介紹，約95％子宮頸癌由持續感染高風險HPV引發，樺盟生物科技日前推出的非入侵經血檢測HPV衛生巾，檢測HPV的準確率為99.2％。蔡計劃於未來一年取得醫療器械的相關認可，把產品普及至東南亞市場。蔡解釋，亞洲女性並未完全建立定期做子宮頸檢查的習慣，而且對子宮頸抹片檢查有所抗拒，非入侵性的早篩技術則能解決這一痛點。
而簡麗婭介紹，LUÜNA作為一間社會企業，其商業模式便是在為企業、學校等大規模組織提供月經用品的同時，也將一部分收入用以支持亞洲的「月經貧困」社群。例如，LUÜNA近年為香港的南亞裔外傭、難民提供免費的月經用品。簡麗婭也會為社群開展關於女性健康的講座，分享經期護理知識。「我相信，這是一條長期可持續之路，可以帶來持續影響。」簡麗婭說。
在ESG潮流之下，LUÜNA旗下符合B Corp認證的有機棉衛生用品不止有助企業踐行環保，也是企業講述支持員工福祉，服務社群的極佳例證。簡麗婭則表示，公司財務狀況早已能自給自足，但她希望能挑戰「成功企業」的範式。「我希望我的公司可以發展到某一個階段，可以不再自稱為社會企業，投資者可以將企業的社會影響也當作指標之一，因為這也是我們公司的商業價值來源。」
「最重要的是，不要把這個變成一個『愛哭鬼』的故事。」Maaike說，「美國也有許多女性成立的或專門投資女性創業者的基金，是不限於影響力投資的。而女性科技的商業，這是有利潤空間，也有退出潛力的。」 — — 許傲然、林嘉瑩對此文也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