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蠔業：拯救海洋的綠色產業？
香港經濟從不以農業為依託。年產值僅有千萬港元的香港養蠔業，在本港25000億港元的本地生產總值面前也微不足道。惟近年，世界各國都在發掘蠔的生態價值，養蠔業有望成為拯救海洋的綠色產業——撰文 黃舜煬；編輯 鄧詠筠
今年是陳樹鋒養蠔的第十年，惟迎接他的週年紀念，是大規模的蠔獲失收。「損失了七、八成的蠔獲，辛苦了一年，三四十萬（港元）打水漂，」他無奈說。
44歲的陳樹鋒現為后海灣蠔業養殖協會主席，是行業罕見的80後，其公司經營近200個蠔排。蠔排是蠔民在水面建造的可浮動竹排，以繩子吊養蠔隻。每個蠔排有500至600串，每串有12至20隻蠔。每個蠔排最少有6000隻蠔。
他們一家從祖父一代開始在后海灣養蠔，至今已有45年歷史。這片深港雙隔的凹型淺灣，屬咸淡水潮間帶，從米埔延伸至下白泥，散佈著紅樹林、泥灘和濕地，其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是南中國的候鳥遷徙中途站，亦是瀕危物種馬蹄蟹的棲息地，養活了沿灣而居的多代蠔民。往前溯源，這片海灣承載著700年的養蠔史，而養蠔工藝是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但陳樹鋒在2014年接手家族生意後，這片海灣似乎不再富饒，「近幾年收成都不好，人們看不見穩定的收入。」
他的這番話似乎契合我們對傳統養殖業的負面想像：人類對大自然的過度開發，加速天然資源乾涸。一門歷史悠久的傳統工藝因無人入行，就此凋零。不過，政府數據中，情形並不如他形容般慘澹，只是行業發展的確略顯疲態。過去十年，每年蠔產量穩定在100公噸（淨肉）以上，產值亦穩步上漲，兩者在2017年達到了141公噸（淨肉）和1700萬港元的闕值後，便持續下跌。去年，行業的產量在十年間首度跌破100公噸。
陳樹鋒提醒說：「現在的錢不值錢。你想想，十年前我們賺幾元一斤蠔，到冬季，可以有幾萬斤蠔肉出產，十幾二十萬收入。現在我們也是賣蠔，卻養不活一家人……所有人都有做副業：裝修、擺攤、貨運。」
然而，蠔的可貴之處，不僅體現在食用上，更在於其生態價值。近年，各國政府及環保團體開始意識到蠔的生態價值，開始投放大量資源，養蠔及開展重建蠔礁的生態工程。中國自然資源部先後在2021年及2022年發布了海洋行業標準《養殖大型藻類和雙殼貝類碳匯計量方法碳儲量變化法》及《海洋碳匯經濟價值核算方法》，將蠔在內的貝類、紅樹林、鹽沼、海草床、浮游植物和大型藻類納入海洋碳匯，制定核算方法和交易試點，使得藍色碳匯經濟成為可能。
生態工程和碳匯交易似乎能夠帶來的額外經濟收益，為傳統的養蠔業注入綠色新機。問題是，本港養蠔業的發展現況如何？養蠔業要升級為拯救海洋的綠色產業，又有什麼難題需要解決？
本土養殖的創辦人林子龍在西貢榕樹凹養魚12年，2015年香港東北海域爆發的大規模紅潮，他仍記憶尤新，有毒的米氏凱倫藻泛濫成災，導致九個養魚區總計過百噸魚缺氧死亡，魚屍四處湧現，「漁民損失慘重，再難翻身，很多人直接退休了。」
與榕樹凹對望的是吐露港，港灣一帶大埔工業村、船廠和村落林立，亦有鹽田仔避風塘和船灣避風塘，排污物、工業排放、船油堆積，令附近水域成為了水質黑點。據漁農處統計，自1975年來，這一帶總共發生了382次紅潮，為全港水域之最。林子龍表示：「基本上每一次出現紅潮，都是從那邊開始。」
為了改善魚排的養殖環境，他最早在2016年與大自然保護協會（TNC）合作，在魚排附近設置人工蠔礁試點。他說，僅過去半年，海水質素已大幅改善，早已在該區絕跡的海龜重新出現。到2022年，林子龍再與TNC合作，建立更大規模的蠔礁，隨後海龜出現得更為頻繁，「海蝨和寄生蟲少了，大規模的紅潮再無發現。」
大自然保護協會（TNC）氣候變化研究員梁沛健解釋說，蠔之所以能夠減少藻類泛濫而引發的紅潮發生，是因為其濾食習性以水中的藻類、污染物和浮游物為食。蠔能累積重金屬於體內，是「天然濾水器」。一般蠔種，每小時可以過濾約八公升水；香港的主流蠔種－－香港蠔（Magallana hongkongensis），每小時可過濾達30公升水。
由蠔形成蠔礁，則要從其生命週期說起。夏天是蠔的繁殖期，蠔釋出的精、卵會在水中結合，發育成幼蟲。它們就像水中的微生物，喜歡依附在硬的物件上成長，例如蠔殼的表面，然後長成新的蠔殼。梁沛健說，當愈來愈多的蠔苗黏在蠔殼上，不斷長成新的蠔殼，就會聚集成大塊蠔礁，「除了過濾海水，蠔礁還能夠在海灣外形成天然的防坡堤，吸收海浪的衝擊力，並防止海岸侵蝕。」
然而，全球約有85%的天然蠔礁和貝類礁受環境污染在逐漸消失。要發揮蠔的濾水作用和生態功能，就需要大規模修復蠔礁，那麼，大量蠔殼是不可缺少的。
美國紐約州的「十億蠔項目」，這個由學校、企業和非政府組織於2008年發起的項目，獲得美國住宅及城市發展部注資6000萬美元，計劃在2035年紐約港養殖10億隻蠔，截至2022年年底，項目從近60間餐廳合作，回收910公噸蠔殼。
TNC在香港推行的「蠔礁修復先導計劃」和「『殼』海無涯」回收蠔殼計劃，與BOP類似。他們除了從十五個餐廳合作夥伴回收蠔殼外，還會從蠔民回收廢棄的蠔殼，將它們放置在下白泥的回收場曝曬以作天然風乾和消毒，最後以可生物降解的網袋裝好，放置在海床上，搭建第一層蠔礁底基，建造新的活蠔礁。而第二層的蠔礁是由本港蠔民過往育蠔使用的蠔樁而建成的。
自2022年推行計劃以來，TNC共收集到80公噸蠔殼，其中八成蠔殼來自餐廳，兩成來自蠔民的蠔殼和蠔樁，分別在流浮山、北大嶼山設置蠔礁。它們亦獲得多間機構捐助。
蠔和蠔殼都是重要的生態資源，而最令人關注的是其減碳的作用。「其實，單純養蠔已經能夠減碳，」梁沛健說。由於蠔無須人工餵養，養殖過程中只產生少量的碳排放，又被稱為綠色產業。
現時，地球上每日人為排放的二氧化碳有四分之一被海洋表層吸引。據知，地球上90％以上的碳儲存海洋之中，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碳庫。而蠔殼含有九成的碳酸鈣，它的形成需要吸收海水中溶解的二氧化碳，並將其封存於體內，形成碳匯（carbon sink），亦即二氧化碳的「存倉」。2009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發布《藍色碳匯：健康海洋固碳作用的評估報告》，首次提出藍碳的概念，意指利用海洋生物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封存在海洋內。
隨著各國各地的碳信用交易市場逐漸成熟，只要藍碳被量化、認證為碳信用（Carbon credit），即碳排放的可交易額度，企業就能夠在自願碳權市場購買碳排放配額以外的碳信用，從而抵消經營過程中產出的碳排放量。
自國家於2022年發布了藍碳交易的行業標準後，翌年，全國首宗貝類的碳匯交易便落地福建莆田。福建華峰新材料依托海峽資源環境交易中心，以2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向林蠔（福建）水産購買了10840噸雙殼貝類海洋漁業碳匯，為從事養蠔業的蠔民增加收入。
蠔礁的生態工程、藍色碳匯交易，或能夠為傳統的養蠔業開闢一條綠色產業的發展路徑。本港蠔民似乎並未意識到蠔的生態價值。陳樹鋒表示，自己未曾聽過碳匯交易。而后海灣蠔民過去普遍會將已拆肉的蠔殼，堆在岸邊或直接扔到海裡。
但回到行業問題的根本，是缺乏推動蠔業現代化養殖的規劃。記者問了一條問題：為何去年會蠔獲失收？三位受訪者都把答案指向近年暴增的外來蠔排，卻又歸納出食物不足、染病死、缺氧死三個不同成因。
本港主要養殖蠔種香港蠔的體形較大，對養殖環境的要求較高，要求海水鹽度維持在每千克海水含有15至20克鹽之間，才能健康成長，而后海灣鹹淡水交界的空間十分有限。陳樹鋒形容：「這些蠔很矜貴，水太咸不行、太淡也不行，它只適合在鹹淡水交界養殖。」
近年，蠔排數量不斷增加，綜合媒體報道及政府回覆查詢，后海灣的蠔排由2013年的2000個，急增至去年五月的1.4萬個。而蠔只能以天然的藻類和浮游物為食，一旦食物不足，便無法健康生長。「你試想像，這是一個純天然的牧場，我們不能餵任何飼料，原本的食物是足夠養一百隻牛的，但現在有超過一千隻牛身處牧場。草地都變沙地，」陳樹鋒說。
同樣是蠔排數量暴增，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及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教授華俊卻觀察到不同的問題。新增的蠔排只能夠架設在高鹽度的海口一帶，而蠔並不習慣這種鹽度環境，一旦受壓，很容易染病而死，「當蠔民發現死蠔時，會將它們轉移到低鹽度養殖區域，以便救活它們、盡快出售，這種做法，卻會把疾病傳染給其他蠔，最後令所有蠔染病死亡。」
而TNC的梁沛健又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據他所知，大量內地蠔民在后海灣設置蠔排，分去海中的氧氣，令大量蠔缺氧而死。而當記者向他反映港大的研究結果時，他回應說：「其實也對，因為密度太高，就會容易染病……如果蠔本身是健康的，就算有病，它也很容易康復。」
蠔排數量急增的問題，可以歸咎於政府多年來缺乏蠔業發展規劃，讓這片有700年養蠔史的海灣，至今仍未計算蠔排承載力，亦無實施養蠔業牌照登記制。待問題日漸嚴峻，政府才在去年成立后海灣蠔排管理的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就蠔排數目及位置進行凍結調查，要求本地蠔戶提交蠔排養殖紀錄，直到今年五月才宣布結果，開始移除未獲准暫時保留的蠔排，惟養蠔業的發牌制度未見蹤影。「只要我們有牌，才會有更完善的行業管理制度，我們才有身份，向政府爭取資源，發展蠔業，」陳樹鋒說。
華俊亦建議政府監管養蠔業，蠔民需要遵守嚴格的蠔病控制措施，「在沒有專家證明這些蠔沒有疾病的情況下，他們不應該把高鹽度地區的蠔運回低鹽度的地區養殖。」
在行業規劃的缺位下，蠔民過往只能夠自行發展，或待有心的大學機構及非政府組織主動接洽，改善養殖方法。這便導致養蠔業未能走向現代，進行科學化養殖。而這又是推動碳匯交易的關鍵，只有當行業產生的藍色碳匯被科學地量化和量度，被第三方機構認證，才能成為碳信用。
但在當下，由於缺乏持續收集養殖數據、分析成因的儀器及方法，一旦蠔獲失收，便會出現自說自話的情況－－三位受訪者給出食物不足、染病死、缺氧死三個截然不同的答案，這種混亂可謂貫穿了整個採訪過程。
例如，當談到后海灣的養殖環境時，梁沛健表示，流浮山一帶有豬場、農場和村落未有做好排污措施，雨水會將豬場的排洩物衝到海灣，污染水質。梁沛健表示：「我們正利用蠔民荒廢的蠔樁，在近海地方修復蠔礁，這種做法可以改善水質，令到蠔民養的蠔更肥美一點。」
其實，新界西北部畜牧業引發的污水問題可以追溯至千禧年初。2005年，政府統計該區內有數百個禽畜農場，部分農場非法排放污水到附近河溪裡。為了改善污染問題，政府於2005年及2006年先後推出家禽場及豬場自願退還牌照計劃，並向退還者給予補償。
香港空間數據共享平台資料顯示，截至去年，由西邊下白泥到近米埔的沙橋村一帶，只剩下七個豬場和三間雞場。而下白泥溪、大水坑溪、白泥溪、上白泥溪、鰲磡沙溪及曾角溪的全年水質指數評級及大腸桿菌含量，在2002年至2022年期間，均處於極佳水平。
華俊亦反駁指，深圳河在七八十年代曾受到工業污染物的嚴重污染，但隨著行業法規逐漸完善，港深政府定期監測后海灣的污染物、細菌和病毒，后海灣自千禧年以來已水質已顯著改善，「三四十年的數據顯示，該地區完全適合蠔的生產和食用，更無必要用蠔來清潔地區。 」
但后海灣污染的說法，卻一直影響著市民對本港養蠔業的觀感，認為蠔有重金屬，被污染不能食用。陳樹鋒只好自行投資過百萬元，興建蠔淨化場，利用紫外光燈和臭氧將蠔獲淨化殺菌，並抽驗蠔獲，在網上公開化驗結果，再於市場出售，增加市民信心。雖然這種科學化的養殖方式是產業升級的其中關鍵，但在后海灣只屬少數。。
除此之外，雖然香港蠔有很強的濾水能力，但它對水質環境有嚴格的要求，無論對養殖，還是推動生態工程，似乎都會成為障礙。
本土養殖創辦人林子龍在去年夏天經歷持續十多個星期的低氧情況，水面一呎以下的溶氧量只有1.7至1.9毫克／升水，「正常低於4毫克／升，魚就會死。」這種狀況持續了十多個星期，直到冬天來臨。
與往常不同的是，這次低氧現象並非由紅潮引起。他用於探測葉綠素含量的儀器，並未響起警號。他後來發現，長期的高溫，加上夏天頻繁的遊客水上活動，令海水的營養過剩，滋生大量的寄生蟲及細菌，引發低氧的情況。
而TNC前來建造的蠔礁，亦敵不過細菌和低氧情況。「最後都死得七七八八，」林子龍說。
而為了提高香港蠔的生存能力，香港政府透過可持續漁業發展基金（SFDF）資助港大建立香港蠔孵化場及創新科技研究所HKO-HIRU，並與華南蠔養殖者和李錦記合作，研發養殖技術，去年成功生產首批「三倍體蠔苗」，並向流浮山的蠔民交付了5000多串蠔苗。
研究所所長華俊表示，相較與只有兩組染色體的蠔，該蠔種的死亡率更低，更能夠抵禦氣候變遷、酸鹼值的波動和鹽度等環境壓力，不過因為有三組染色體，他們無法在野外繁殖，「我們正在開發晶片，讓蠔民能夠持續監測蠔的品質，並檢查蠔種是否具有適應氣候變化和抗病的基因。長遠來看，我們希望將這項目技術提供給本地蠔民，讓蠔民能夠在自己的孵化場孕育出更多三倍體蠔。目前這種知識的交流十分順利。」
這種抗病抗壓的蠔種，能夠幫助蠔民在高鹽度地區大規模養殖，或可成為生態工種的主力蠔種。陳樹鋒亦正在探索「開拓一些新銷路，養殖一些環保用的生蠔。當然這只是一種想法，還需要時間印證。」
華俊續說：「現時后海灣的養蠔戶有50戶家庭，大多都是以小家庭為主。他們一直採用非常傳統的養殖方法，這些方法無法適應多變的養殖環境，他們必須適應新的技術，否則只會被淘汰。」
藍色碳匯交易同樣需要時間推行。香港交易所在2022年10月推出碳市場交易平台Core Climate，推動區內自願碳交易。平台上的資料顯示，其中的碳減排項目，包括亞洲、南美及西非的林業、太陽能、風能、水力發電及生物質能等，均獲Verra旗下的核證減排標準（Verified Carbon Standard）驗證，卻未有提及藍色碳匯的產品及交易情況。記者向港交所查詢，至截稿前未有回應。
在採訪的過程中，記者曾問及不同的受訪者，為什麼要保留養蠔業？有人回答說因為養蠔是一種文化，我們需要保育行業。但行業發展從來不是一種懷緬過去，否則只會「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