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旅遊業的下一個「生命週期」
疫情之後，國際旅行逐漸復甦，旅客重返香港。曾熱衷「買買買」的旅客如今卻對城市漫步展現出更大的興趣，想要探索這座城市本身的文化與氛圍。當單一的購物旅遊模式或再難以支撐起這個行業的後續發展，香港旅遊業的下一個生命週期將圍繞什麼展開？——撰文 尹琛；編輯 鄧詠筠；插畫 鍾凱晴
在路邊粉麵店吃一碗牛腩牛丸雙拼河，去堅尼地城海濱拍一張落日相片，再到西營盤高低錯落的街區間散步 — — 這是當下最熱門的遊港路線之一。以往熱鬧非凡的油尖旺區，依然人聲鼎沸，但來此的旅客不再直奔藥妝店「掃貨」，而是慢下來，在街頭小巷尋找香港的氣息。
作為香港的經濟支柱之一，旅遊業在2018年佔整體GDP（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高達4.5％。即使經歷了社會運動及疫情衝擊，這座享譽全球的旅行城市，仍然在《世界旅遊城市發展報告2022》中名列第九，為進入該榜前二十名的三個中國城市之一。
2023年，國際旅行需求復甦，各地旅客重新啟程，香港再度成為熱門目的地。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下稱「旅發局」）的統計，今年首10個月，訪港旅客人次升至約2680萬，儘管較2018年同期的逾5000萬仍有較大差距，但已從去年同期的幾十萬人次飆升近百倍。旅客數量暴漲，卻不完全等同於行業回暖。相反，隨著越來越多旅客湧入，其消費模式的轉變更加明顯。
從瘋狂「買買買」，到悠閒的「City Walk」（城市漫步），當旅客取態與行為模式發生轉變，僅憑單一的購物旅遊模式，或難以令香港的旅遊行業重回「巔峰」。在疫情的催化下，行業的結構性問題更快凸顯。香港可以向世界旅客講述的下一個故事會是什麼？
從購買到體驗 旅客需求轉向
今年9月，周儀（化名）第一次來香港，跟團。她提前從社交平台抖音上搶了兩個港澳跟團遊的名額，4天3晚，團費人均800元人民幣。
除去集合路程，真正在香港遊玩的時間有兩天，第一天跟隨旅行團匆匆跑完了13個景點，第二天則自由活動。13個景點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外界對香港的最新印象：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太平山頂、天星小輪、星光大道……
「到了一個地方，下去讓你拍照，30分鐘後馬上上車，然後去下一個點，」周儀回憶首日遊玩，「比較趕，特別累。」她和朋友對香港的初印象是，不會再來了。
2023年對於香港來說，是重新向世界敞開大門的一年。今年2月，香港與海外、內地基本「通關」。長達三年的疫情及封鎖結束後，香港旅遊業也迎來了意料之中的回暖。政府公布的經濟報告顯示，訪港旅客由今年第一季度的約440萬人次升至第二季度的約850萬人次，並於第三季度重上千萬大關。訪港旅遊業收益也逐步上升，該類服務上半年輸出741億元，佔整體服務輸出比例為19.9％；首三季度輸出1171億元，佔比升至20.7％。
但憑此斷定旅遊業已經復甦，或為時過早。事實上，今年第二季度開始，壓力已經浮現。首先是入境旅客的增長率又回落至低位區間；其次，與旅遊業緊密相關的零售業銷貨額變動率也由3月的按年增40.8％，跌至4月的按年增14.9％，最新10月的數據則為按年增5.6％。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吳卓殷認為，包括零售數據在內的各項經濟數據於第一季度見到明顯反彈，某程度上是因為「不可能比去年更差」，「這是開關後，消費活動及經濟正常化的一個表現。」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也認為，（旅遊業）業務恢復的速度不如預期，「中間有些波折，」他說，「我們在人手、資源，甚至資本上都有困難；另一方面，旅客的需求也有所變化，變得更加成熟，不再滿足於單純的吃、買、玩。」他同時也是港澳巴士路線「港澳一號」的副秘書長。
如果人手及資源短缺還能寄希望於時間去修復，旅客需求及行為模式的改變則是更加結構性的問題。
國際物業顧問仲量聯行今年10月公布的《重置、重塑、重新思考：變化中尋覓轉機》商鋪市場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訪港旅客消費額佔整體零售銷售額約16％，遠低於2019年同期的32％及2014年同期的40％。該報告指出，訪港旅客尤其內地旅客在本地社區旅遊及飲食的比例增加，而購物的比例減少。
這一轉變在阿橋（化名）身上也得以體現。她將此次訪港旅行的重點歸納為「City Walk」。「這是貫穿整個旅行的一種感覺，去香港是想增加一些不一樣的城市體驗，」阿橋通過文字回覆道，「如果精準到某個行程，印象最深的應該是香港大學，港大的建築設計和在那裡遠眺的山海景色。」與之相比，「掃貨」則非她的必選項，只「買了一些藥，還有平價的衣服」，她補充道，「三天兩晚的人均總消費在3000至4000元人民幣。」
瀏覽社交平台就會發現，阿橋的訪港旅行模式並非個例。在社交平台小紅書上，以關鍵詞「香港旅遊」檢索，相比購物攻略，越來越多的帖子圍繞「City Walk路線」、「特種兵旅行」等主題展開。
訪港旅客的購物意願也反映在財經數據上。作為香港的傳統零售商，莎莎國際的業績常在一定程度上與訪港遊客人數及消費數據掛鉤。該集團11月公布了截至2023年9月30日為止的半年業績，期內，港澳地區的營業額約為17.2億元，遠不及2018年同期的約35億元。
以銷售額計，截至今年9月底止的半年，48.6％的銷售額來自旅客。而2018年同期，約有74.4％來自旅客，內地旅客貢獻的銷售價值佔72.2％。業績報告指出，「疫情後，我們留意到內地旅客的旅遊習慣有所改變，由以往集中於購物區消費及購買奢侈品，轉而參與深度遊……隨著消費模式轉變，前往莎莎消費的顧客數量及每宗交易平均金額，亦與疫情前有所不同。」
離開香港14年在內地工作的鄭振宗，今年重返這座城市，他也感受到了「變化」，「客源群體、客人對體驗、餐飲、客房乃至服務等各方面的要求都和以前不一樣。」
今年7月，他正式獲任命為萬豪國際在香港的首個雙品牌酒店總經理，負責管理香港東涌世茂喜來登酒店（下簡稱「喜來登」）和香港東涌福朋喜來登酒店（下簡稱「福朋」）。制定酒店明年的發展計劃之前，鄭振宗給自己定下的工作計劃是先了解團隊、了解酒店以及了解市場。
在制定營銷策略時，他和團隊想要打造一些新的「記憶點」，「我們希望能告訴遊客，大嶼山除了迪士尼、天壇大佛之外，其實還有大澳、行山，還可以去漁村吃海鮮，」鄭振宗說道，「我們要幫遊客發掘新的大嶼山。」
岑皓祺和他的團隊也觀察到了類似趨勢：來港旅客越來越傾向於探索本地化的、深度體驗。他現為Klook香港及澳門區總經理，Klook是一間2014年於香港成立的旅遊科技公司，並在2018年成為獨角獸企業（即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未上市公司）。
「尤其是外地旅客，很喜歡打卡，這已經成為了一個新的生態，」岑皓祺表示，「他們會花很多的精力在深度遊，比如去郊外、或是參加local tour（本地導賞），拍一些很漂亮的照發在小紅書、抖音等。」有見及此，Klook也在其平台上線了不少與之相關的旅遊產品，比如香港仔漁村深度遊，當中行程包括登上海上漁民博物館（曬家艇）探索水上人文化及品嚐地道艇仔粉。
據岑皓祺稱，目前Klook平台關於深度遊及文化體驗類的產品所貢獻的銷售總額約佔整體的3％至5％，但「見到一直在增長」。「後疫情（時代），大家不想再要那麼多Physical product（實物產品），他們想要體驗，」他說。
自由活動的那一天，周儀跟朋友去了堅尼地城。黃昏時分，堅彌地城新海旁，一邊是染上霞光的藍紫色天空，一邊是靜謐深沉的大海，一邊是充滿市井氣息的車水馬龍，這也是近來社交平台上最受內地旅客歡迎的香港打卡點之一。
多重因素拖累 旅業復甦路曲折
旅客需求變化的背後，是旅遊業在疫後的艱難復甦。
「北上消費」是近幾個月討論最熱的話題之一。根據入境處數據，今年10月，北上的香港居民累積超過500萬人次，而南下的內地旅客約為270萬人次。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在評論這類問題時表示，每周末有20多萬人到內地消費，實際只佔香港人口約3％，並指應思考如何令留港市民消費。
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副教授梁堯忠用三個字來解釋北上消費熱潮：「性價比」。在他看來，長期而言，這一趨勢將有所緩解，一方面北上人潮可能被其他目的地的出境遊分流，另一方面則是港人的「好奇心」已得到滿足。
崔定邦則指出，「這是經濟發展必然會邁向的情況，香港和深圳出現了『一體化』。」他認為，當兩座相似的城市相距不遠，而價格、服務差異明顯，人流和金流都可能向優勢一方傾斜。「我相信（香港）要經歷一個調整期。」
事實上，這也折射出近年來香港旅遊、零售等行業面臨的問題，即價格優勢削減、服務質素有待提升。
作為一個自由港，香港自上世紀下半葉起，就因免稅、商品種類檔次豐富等特徵被譽為「購物天堂」。然而，隨著時代發展，全球化、網絡化加速等，這一招牌的吸引力也有所下降。「從行業的角度來看，很多奢侈品店的經營方法與以前不同，」吳卓殷分析指出，各大品牌近幾年加快了「在地化」趨勢，減少全球各地區的產品平均價格差異，希望能在當地觸達更多客戶並建立長期關係。同時，在海南離島免稅購物相關政策調整後，海南也成為了購物旅遊的替代選項之一。
當然，經濟因素在中短期內發揮的作用也不可忽視。作為訪港旅客的最大來源地，內地旅客的購物意願受到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今年前三個季度，人民幣「先穩後貶」，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於9月創下逾15年來的低位。在聯繫匯率制度下，意味著人民幣兌港幣走勢較為疲軟。「在內地賺錢，人民幣（走勢）強一點的話，他們在香港的消費也會『手鬆一些』，隨便買都可以，」梁堯忠分析道。
加上受通脹影響，香港多項產品分類如煙酒、衣履、餐飲交通等多項分類價格升幅較大。香港政府統計處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衡量通脹的主要指標 — — 消費物價指數（CPI）於10月按年升2.7％，創下去年9月以來的單月最大升幅。相比之下，內地的CPI升幅自3月以來就處於1％及以下區間，最新公布的11月CPI更是按年降0.5％。通脹環境對比、人民幣匯率走勢等多重因素影響下，「可能去內地花一半的錢就能享受到同樣甚至更好的體驗，」吳卓殷表示，短期內這一趨勢或較難逆轉。
鄭振宗也直言，出於品牌、地理位置的局限，「價格不一定和服務成正比，所以我們需要在個性化的服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而要提升服務談何容易，人手短缺是避無可避的難題，人力資源顧問萬寶盛華（Manpower）今年3月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85％的僱主都稱面臨人才短缺問題，高於全球平均的77％水平。崔定邦估計，過去三年旅遊業中，包括前線服務、策劃等各個職位在內的人員流失了接近一半。「我們（公司）也走了三分之一，」他說。
在崔定邦看來，儘管部分老員工仍願重返旅業，但現實是業務恢復不如預期。「如果我不是一個業界代表，只是一個普通職員，我可能也會離開這個行業，」他坦言，「現代旅遊業有百多年的歷史，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的發展非常蓬勃，除了戰爭之外，沒有人料想過業務會經歷這樣的停頓，但事實就是停了三年。」對於一些同事的離開或不再回歸旅遊業，他覺得是「人之常情，每個人都要養家。」
鄭振宗剛回到香港時，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內地員工的供應情況對於我們來說較好招人手，他們相對也比較穩定，」他表示，兩間酒店今年的人員整體流動率比以往高，流動原因主要是改行或者離開香港。
針對各行各業的人手短缺，香港勞工處於今年9月開始推行「補充勞工優化計劃」，放寬了26個早前不准輸入外勞的職業限制，包括售貨員、侍應生、收銀員等。根據政府資料，9月4日至10月31期間，勞工處共收到1113宗有關該計劃的申請，涉及申請輸入12745名勞工。儘管有業界人士認為，與旅遊業相關的部分也可透過此方式補充人手，但實際情況可能更為複雜。
「我特別想強調，旅遊是一個很講經驗的行業，」崔定邦指出，疫情造成的行業人手流失，並非透過增聘人手便可解決。「這個問題並非香港獨有，如日本、泰國、台灣等地都有這樣的情況。」
鄭振宗接下來可能會在酒店中應用一些機械人服務，以解決人手困難。比如往房間送毛巾、礦泉水等日常用品時，可以安排機械人，「它會自動坐電梯去房間，無形中就能節省一些人力資源，也可以給客人新體驗。」但他同時指出，這類服務在喜來登酒店的應用會更加謹慎，因該酒店的定位更為高級，仍然需要人手來提供個性化的服務。
人手問題之外，吳卓殷還指出，過去幾年受經濟不確定性影響，對旅遊業相關的投資很少具有「面向未來」的前瞻性眼光，「因為大家只想要生存」。所以相對其他地區而言，「（香港）旅遊業可以為旅客提供的體驗質量差了一點。」而礙於樓價地租高企，零售商舖的轉手及重新開張成本較高，也難以迅速實現店舖的更新換代。當疫後旅客更傾向於「體驗」時，未能提供更好質素服務的香港，吸引力自然降低。
旅發局11月曾表示，「相信今年旅客量可超過3000萬人次。」而回望整個2018年，訪港旅客人次約為6515萬。「對比2010年代，尤其團隊旅遊高客量的年代，應該是過了，」崔定邦說。
「東方之珠」的旅遊文化記憶
事實上，回望歷史便會發現，香港的底蘊絕不僅有「消費」這麼單薄。在成為世界聞名的「購物天堂」之前，這座城市已經備受矚目。
「以前的遊人都將香港視為進入內地的一個重要門戶，」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阮志說道，「19世紀到20世紀，外國人多數坐船來香港，接著再進廣州。」他形容彼時的香港是進入大陸的必經口岸，也是人與貨物的交通中轉站。
「從當時的旅遊書來看，外國人都是因為特定的業務來到香港，而不是休閒旅行。」阮志在其2021年出版的《從荒岩到東方之珠：形塑香港的旅遊文化史》一書中寫道。開埠初期，到訪香港的俄國小說家岡察洛夫（Ivan Alexandrovich Goncharov）還發表尖銳評論：「我沒有給你從香港寫信：沒有寫信的可能性 — — 因它太熱了。我無法理解那裡的人們如何坐在辦公室裡寫作、計算、發表期刊！」
戰前，政府已有意推廣旅遊業來改善經濟及貿易情況，但認為「香港是個美麗的地方，只是沒什麼事可做」。1935年成立的香港旅行會（Hong Kong Travel Association）制定的旅遊宣傳方向之一是，向歐美澳的旅客推介香港為冬季短期度假地，並形容香港為「東方的里維耶拉」（The Orient of Riviera），稱讚其美麗的海岸。「Riviera」在意大利語中即為「海岸線」之意，而「東方」則象徵著異國、神秘。
直到1957年，半官方的香港旅遊協會（Hong Kong Tourist Association，今旅發局的前身）成立，專責旅遊宣傳及制定旅遊發展策略，香港的旅遊行業正式走向大眾化。約十年後的1966年，訪港旅客首次超過50萬大關。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助理教授羅樂然在《神秘的東方：香港的旅遊宣傳史》一文中指出，期間旅協採用「東方就是香港」作為宣傳主題來吸引遊客，為往後香港社會重點推動旅遊推廣埋下伏筆。
根據阮志的梳理，政府於1960年代末曾經研究了約21項旅遊設施，包括機場客運大樓、水族館（即1977年落成的海洋公園）、山頂發展等。「其實香港一直都在持續發展旅遊業，譬如海洋公園就是告訴別人，香港有一個很重要的旅遊主題公園；而1972年山頂爐峰塔首度向公眾開放，頂層設有西餐廳，下層為咖啡室，吸引了大批市民在重陽節登高遊玩，」阮志表示。這一時期，政府也開始注重旅遊業的經濟效益，將旅遊發展與經濟政策掛鉤。
1970年代前後，旅遊宣傳開始聚焦香港的文化特色，同一時期，對比中國內地的動盪，這裡也一直是「穩定與安全的綠洲」。「山頂、纜車、帆船、漁港、香港仔、海鮮舫等，是1960至1970年代遊客必遊的香港景點，」阮志在書中寫道，這些象徵也是組成香港「東方之珠」的重要部分。此後，政府持續積極推動本地旅遊制度化，吸引海內外遊客，以帶動經濟發展，「美食天堂」、「購物天堂」等美譽不脛而走。
而真正讓旅客人次實現「飛躍」的是港澳自由行的開放。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爆發，香港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從2001年的5.1％升至當年的7.9％，零售及旅遊業受到沉重打擊。為支援香港經濟復甦，同年7月，港澳自由行正式實施，吸引大量旅客從內地來港。十年後的2013年，訪港旅客人次突破5000萬大關，按年增11.7％至5430萬，與入境旅遊相關的總消費按年增長14.8％至3320.5億元。
獨特的地理和戰略位置、制度優勢及大型旅遊設施等，堪稱香港旅遊業的「硬實力」。但同時，這也是最容易因應時勢發展被趕超，或被旅客遺忘的競爭力之一。而文化、社會包容氛圍等，則被公認為是旅業的「軟實力」，也是香港真正的吸引力所在。
今年9月底，小妤（化名）根據社交平台的趨勢簡單制定了幾個來港體驗環節，比如在維多利亞港邊散步、在粉麵店吃一碗牛雜麵。儘管社交平台上，港人和內地旅客的「身份認同」、「歧視」等話題已經成為流量密碼，但小妤來港後的直觀感受則是「有秩序」與「包容」。「跟我們拼桌的本地人還很熱情，告訴我們怎樣點餐，哪些好吃。」
在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張展鴻眼中，香港作為移民社會的多樣性正是這座城市的獨特之處。「不止是中國的族群，甚至英國人、尼泊爾人或者巴基斯坦人，其實都在不同的時候來到香港，為香港做出貢獻，」張展鴻說，這樣多樣、包容的社會環境及氛圍也是需要保留及傳承下去的香港「核心」之一。
梁堯忠則認為，一些具備香港特色的東西在過去幾年逐漸淡出視野，比如密集的霓虹燈燈牌、港式地道小食，乃至部分殖民時期的建築等文化殘留。而這是「旅客在內地等地找不到替代品的。」
事實上，飲食文化也是常被忽視的城市軟實力之一。2020年末，在新加坡爭取近2年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將此地的「小販文化」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單。張展鴻形容此舉「很聰明」，「大排檔的東西可能不算多好吃，但它能將不同族群的人匯聚在一起，那種『包容』很難得。」
他認為，香港的茶餐廳同樣具有「包容特性」，「但似乎我們又不是很懂得去包裝，去突顯出我們的社會在文化多樣性的底色之上，對於飲食的消費。」
不懂包裝、沒有統一的規劃也是多位人士認為當局在發展旅遊業時的欠缺之處。梁堯忠直言，自由行開拓至今已20年，「我猜內地有四分之一的人已經來過香港，那我為什麼還要再來？」他補充道「所以在調整期裡，政府需要反思我們有什麼，可以怎樣包裝，給遊客再度光臨香港的理由。」
翻查旅發局資料，早在本世紀初，公營部門及私營機構的資深代表組成的策略發展委員會就向行政長官建議，要為香港樹立獨特形象。經過諮詢和調研，最終「亞洲國際都會」被認為是最能反映香港特質的品牌主題。
而具體到旅遊業，2017年公布的《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中，提到了四大主要策略，包括開拓多元化的客源、培育及拓展具香港及國際特色的旅遊產品及項目，鞏固會展旅遊目的地及亞洲盛事之都的地位等、推動智慧旅遊及提升旅業服務質素。在「香港品牌」網站，最新活動則為「你好，香港」以及「香港夜繽紛」。
但不少人都疑惑，這些活動之下，香港能提供的「獨一無二的體驗」是什麼？吳卓殷認為，關於旅遊的政策少見明確、統一的規劃，以及為人熟知的品牌形象。阮志則評論，「現在香港的最大問題是，在旅遊方面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變革進行時 如何打造「新IP」
2019年至2022年間，社會運動及疫情的衝擊讓旅遊業存在已久的結構性問題加速浮上水面。「購物在未來很難成為一個賣點，」吳卓殷認為，「只能是（旅遊的）其中一環。」
同時，旅客需求的變化也「倒逼」行業開始做出革新。「旅遊是有（生命）週期的，」張展鴻直言，「在上一個週期結束後，還要等一下，期待旅客回來的話，那太過樂觀了。」
2020年，虧損多年的海洋公園面臨「存亡」難關。政府當局建議向海洋公園提供一筆約54億港元的款項，資助其營運一年並償還商業貸款等。時任海洋公園董事局主席孔令成表示，若未能獲得有關款項，公園將會在當年6月倒閉。
「幸好沒有倒閉，」阮志感歎道。在他看來，上個世紀眾多關於旅遊的大型設施及規劃中，郊野公園、海洋公園已是較為成功的代表。後者在2021年初發表的未來策略中也訂下了明確的發展路向：將轉型成為專注於保育和教育、扎根自然並結合歷險與休閒元素來提升訪客體驗的度假勝地。海洋公園最新公布的財報顯示，2022至2023財年（截至2023年6月底止）轉虧為盈，錄得1.185億元，總入場人次達240萬。
位於東涌的喜來登及福朋酒店在結束檢疫酒店的角色後，加速向海內外的旅客敞開懷抱。鄭振宗和他的團隊委託了第三方公司，計劃更精準地做好內地市場的營銷，「我們現在投放的資源就是在微信、小紅書等平台，要在內地先把流量帶動起來。」
而疫情期間，擅長跨境遊的Klook開始探索本地遊業務，包括開拓「Staycation（宅度假）」業務。「（疫情）頭幾個月，跨境業務從很高的業績瞬時間變成零，但我們的transformation（轉型）做得很快，」他回憶道。隨後，他與團隊又逐步推出酒店自助餐、美食優惠等產品。而目前，Klook也以「跨境遊+本地遊」的雙引擎驅動業務發展，兩者對整體收入的貢獻佔比約為60％及40％。
今年12月，該公司宣布品牌首次實現整體獲利，業績較疫情前增長3倍，年化訂單總額達30億美元，並完成了2.1億美元的E+輪融資。融資所得則將主要用於三個領域：產品創新、KOL社群及人工智能（AI）。岑皓祺透露，Klook明年年初將推出有關AI Planning（人工智能規劃）的功能，用戶輸入旅行時間和目的地，平台便會自動規劃好具體的景點及行程。
某程度上，Klook或許是疫情中轉型較為成功的旅遊相關從業者之一，這也或多或少可以為香港的旅遊行業發展帶來一些啟發。比如，岑皓祺多次強調「International Event（國際性盛會）」的增長潛力。今年7月，Klook為歌星Taylor Swift在新加坡的演唱會推出了演唱會門票連酒店住宿套票。「單是幫他們賣了兩三個星期的music tourism（音樂會旅遊），已經有幾十億港幣的生意。」而這還未計因演唱會帶來的周邊餐飲等消費。
「演唱會經濟」、「娛樂經濟」的潛力在多個地方已有初步體現。《華盛頓郵報》引述加州就業和經濟中心的預計指出，Taylor Swift在洛杉磯舉行的六場演出為當地帶來了3.2億美元的收入。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卡霍（Mike·Kahoe）表示，「這為旅遊行業帶來了急需的資金。」今年8月，內地男子組合TFBoys在西安舉行的「十年之約」演唱會前後，當地酒店線上提前預訂量、出行總訂單量按年大增，並帶動了4.16億元人民幣的旅遊收入。
短期而言，這類大型活動的確是為旅業帶來收入的有效刺激因素。「現在還是起步階段，大約佔我們（銷售額）的5％至8％」，岑皓祺談到Klook在大型活動相關業務的收入，但預期「接下來三年，會有三到五倍的增長。」他認為，更重要的是「We need to build a brand of the event」，即需要將每場活動都打造成為一個具影響力的IP，並恆常甚至每年都吸引旅客因此而來。
而長期來看，業界、學者都還在尋找如「購物天堂」的招牌一樣響亮、可以持續向外界展示香港魅力的旅遊形象。
「要製造一種不來香港都不行的氣氛，」阮志直言，「你為何會經常想去東京、巴黎，因為你每一次去巴黎都能感受到文化藝術的熏陶、感受到浪漫。那香港有什麼呢？」他認為，除了官方的規劃，民間組織也需要聽取吸納包括商人、旅客、導遊等在內的不同意見。「大家一起去Brainstorm（頭腦風暴），才能挖掘出香港的獨特性。」而這樣完善的討論機制也正是香港目前所缺乏的。
張展鴻則從「身份認同」的角度指出，很多人開始透過旅遊去建構自己的另一個身份，或者說尋找「第二個家」。「我們的第一個家、父母都沒得選擇，成長環境和文化也不容易有大的改變，但旅遊可以讓人選擇更理想的地方去生活，」他解釋道，「香港有沒有可能成為這樣的地方，成為『國際公民的第二個家』（Second home of global citizen as well as digital nomads）？」
在他看來，這或許是香港旅遊業可以長期探索的方向。「政府可能要規劃，接下來的十年，我們怎樣一步步地接近這個目標。而不是說，我們下星期搞個夜市，這就可以吸引到旅客了，」張展鴻說。 — — 賈靜晗、張智芬對此文也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