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製造 不只是標籤
香港製造的產品，曾以紡織、食品加工聞名遐邇。然而隨著近年本地製造業的衰落，「香港製造」這一品牌也漸無音訊。直到近期美國對港一系列制裁措施，這一貼牌才重新回到了本地民衆的視野中，事實上，不少本地商家，一直在為這一品牌不懈奮鬥，也不斷為其注入新的意涵。撰文：楊括
11月初的加拿大卡加利，由於地處北緯51度，冬天的感覺已漸濃。夜幕降臨，溫度卻已早早下墜到攝氏零度左右，何詩雯已經要穿上厚厚的棉衛衣，才敢推開門外出。
何詩雯是移居當地的香港人。15年前，正讀小學最後一年的她跟隨父母，舉家移民至此。她說，自己離港時年紀幼小，沒有那種特別離鄉背井的感覺，倒是父母會常和還在香港的親戚視訊通話，聊一些柴米油鹽的家常瑣事，她記得，有次還看到父親對著電視中出現的維港景象抹淚。
何詩雯大學以前均在卡加利讀書、成長，漸漸地，生活圈子也定格在了這座城市。她認為自己身上關於「香港」、「華人」這些概念的特質並不算多，「但唯有飲食這一樣算是『正宗』，可能真的是刻在基因裏的。」她笑說。何詩雯平時自己也會去家對面的華人超市買東西回家煮菜。每次去那間華人超市，她總是會買些港產醬油，以及總是要帶一包六件的維他檸檬茶回家，這也是她最愛的港產商品，「這邊交到的朋友經常喝不慣，覺得實在太甜了，」她笑著說，在這個城市，這是只有她這種香港人才能品得出的味道。
香港製造的貨品，自然不止檸檬茶和醬油。其商品品類豐富，且富有特色，遠近聞名。唯近年香港製造業外移頻頻，本地製造業產值佔全港GDP百分比逐年下滑，從1975年的高點26.9%一路急跌到2018年的1.1%，香港的實業越發凸顯「空心化」的趨勢。
2020年，中美貿易戰爆發，香港亦捲入其中。2020年7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終止香港的特殊待遇，港產貨品理論上已應與中國大陸生產的貨品看齊，會遭額外加徵關稅7.5%甚至以上。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於8月11日亦宣佈，港產並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來源地須改為「中國製造」，而非原先的「香港製造」。該措施原定於9月25日起生效，但應業界要求而延後45日至11月9日（香港時間11月10日）。不過事或有轉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示，美國於11月9日回覆指接受香港的磋商要求，雙方將根據世貿爭端解決機制進行磋商。
這一系列的壓制措施，對疫情下的本地製造業來説，無疑更是雪上加霜。重壓之下，一衆本地商家開始紛紛找出路：堅守本地製造的傳統產業希望保持本地特色之餘，亦希望再闖新路；亦有全新產業看準市場需求及本地仍存在的優勢應運而生；也有人嘗試借文化創意，希望為這個城市的品味和形象添磚加瓦。「香港製造」的具體意涵，已在時間流逝中慢慢更迭，不再局限於某幾個產業；而不變的，正是商家們有關這座城市的精心與用心。
在香港的傳統製造產業中，「紅A」的名號頗為響亮，這一品牌的持有者星光實業傳承著「本地製造」的用心與精心之餘，也積極探索著企業的前路。疫情與制裁，也未曾令他們止步不前，這間主打膠製產品的70年老店說，他們會迎難而上，創新之餘，更不會忘記「在香港製造」這一傳統。
曾幾何時，「紅A膠桶」基本上是每個香港家庭的必備品。上世紀50、60年代，香港水資源及食物匱乏，市民不得不自行外出打水、並用容器前往教會領取救濟物資。此時紅A即大量生產水桶同水盆，成功在本地市場立足，生意亦愈做愈大。而在70年代，香港逐漸推行九年免費教育，紅A應市推出了此後風靡一時的「太空喼」（行李箱），以做工堅實廣受歡迎。從那時開始，「紅A」品牌的塑膠製品就慢慢在一代代港人心中留下了老牌「本地製造」的印象。
多年以後，當我們走進紅A位於中環威靈頓街的概念店，老派的風格不再，但情懷依舊。窗子裏鎸刻著大大的紅A標識，也倒映著店外屬於舊香港的景致：街對面茶記的招牌、鱗次櫛比的唐樓，而店内柔和的自家製紅燈罩一如街市燈影，為擺放著的物件也增添了幾分亮麗。概念店内的產品新穎精巧，同歷史照片中呈現的實用型紅A塑膠桶等物件已截然不同。
星光實業現有約180名員工，旗下逾1600款產品都在位於本地的廠房生產。歷經三代，這間擁有71年歷史的本地廠家，已經傳承到了家族第三代、星光實業業務拓展總監梁馨蘭手中。梁馨蘭敏銳地發現，近來本地市民開始更加願意購買本地貨品，這也對紅A的業績有所幫助，「我們發現客戶年輕化了很多，許多年輕人、小夫妻會來支持我們這樣在本地製造的產品。」
疫情之下，百業蕭條，紅A品牌也受影響，星光實業今年目前的生意雖錄得單位數跌幅，但網店銷售額增兩倍，增幅為歷年最多。同時，她帶領的團隊也在積極開拓生產傳統家品之外的發展新路徑：請年輕團隊開拓社交媒體新路；代理以厨具小家電為主的國外產品，如台灣的菜刀、意大利品牌的攪拌機及多士爐。梁指，現時紅A有與20多個相關品牌合作，而其中企業客戶約有七成，「會和他們合作的原因是覺得大家理念相通，都是想推介各自優良的本地製作，」她説。
紅A貨架上的產品標籤上均寫著大大的「100%香港製造」，梁馨蘭指，美國的「改籤令」不會對她的企業產生太大影響。紅A來自美國的訂單僅佔約2%，而公司已趕在禁令生效前將所有以前的貨品安排出口，其他客源則多在東南亞國家。但若美國真的要求「改籤」，「那我們也不得不改」。對此不可抗力，她也頗無奈。「外部經濟或者政治情況不是我們可以控制到的，我們就只有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前路困難，但我們更會迎難而上，況且，老客戶還是知道並認可紅A的質素。」她説。
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市場向來競爭激烈，大型品牌多願在港投放產品試水，設計也更新鮮、更層出不窮，價錢更是競相逐低。對此，梁馨蘭坦然且無畏，「我們的港產貨品未必是最便宜的，但我們可以保證質素。」梁馨蘭認為，這也是自己廠牌作為香港製造的特色所在，「香港製造是一個很值錢的品牌，其背後的意涵是安全、高質素。此外，用戶可隨時詢問，我們也可以快速解答。有一種溝通與堅持，這樣的話，信任其實已經默默建立起來了。」
梁馨蘭說，自己的廠房不會搬走，哪怕在本地生產的成本還是會高一些。「香港製造是一種牌子不假，但更意味著精神，」她頓了頓，繼續道，「香港製造，就應該是香港人去處理香港人的貨品需求。」
中環的概念店内，掛著舊的紅A塑膠產品設計圖及紅A工廈的的黑白舊影。梁馨蘭說，紅A在香港製造，是一種傳統。「從我爺爺那時，紅A已經是在香港製造，我不想失去這一份傳統。」梁馨蘭堅定地説。
「香港製造」這一品牌，亦曾以精良的紡織及製衣業享譽世界，但這一光環已慢慢黯淡下來。香港的土地租金、人工逐年上升；其他勞動力、原料低廉的地區產品可依靠低價提升相對競爭力，或都是本地製造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日薄西山的主因。但也有本地商家一直堅守本地製衣，更已經慢慢探索出了屬於自己的路：如精簡化科學化工序、不斷更新效率之外，更須保證一貫的質素。最核心的是，緊貼市場需求。
上述者，正是本地製衣廠家興迅實業的經營策略。興迅實業總裁張益麟本人曾是本地時裝品牌Giordano（佐丹奴）出身的管理者，他創立興迅初期，企業仍沿用傳統OEM代工、加工等模式出口成衣給固定大客戶，由1996年至2015年，業績都有雙位數字的增長。直到2015年時，張益麟發覺製衣業市場正在由批量化轉向個性化生產，「而批量式生產的客人更只會在價錢方面壓榨，令我們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
這成為興迅由主營大客戶生意轉為以小商戶和電子商貿為主的開端。在現代社會，人們注重個性定制，對物件生產的速度也有更高要求。張益麟介紹道，自己的企業已轉用數碼化技術，將客製流程一體化，從下單到產出所需時間也大大縮短，「我們有一些基本顏色、尺寸、衣服款式（如圓領、Polo）已固定的基礎存貨。只要顧客在我們的App下單並提出要求，我們就能將那個圖案印製在衣服上，三分鐘内就完成整個一件衣服的印製流程，一筆中小型訂單的印製、定型、曬乾整個過程最快1小時就完成。製成後系統可以直接與與各大物流公司溝通，安排發貨去不同的地方。原則上，從收到訂單開始計，兩個工作天內就能發貨。」張益麟請記者來到數碼成衣印製車間，介紹道，「我們生產的規模或許不能同非常大型的廠家相比，但我們很有效率，」張益麟認為，自家工廠麻雀雖小，但勝在靈活多變，能迅速適應市場需求尤其是小規模需求。
消費者對商品的質素和環保性能亦很看重，「我們的純棉成衣印刷清晰不掉色，」張益麟也提及，近年各國民衆環保意識大為提升，也符合TML的一貫環保理念，「我們採用低碳技術及環保顔料印製衣服，效果還不錯，消費者也很認可。」他説，目前的訂單每天可達上百件。
不過這一轉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初期收益也不甚理想，「舊的大客戶不再，新的客戶卻沒那麽快到來。」張益麟説。痛定思痛，興迅開始利用過往幫客戶代工時期的經驗，去管理供應鏈，並了解市場需要。在這一基礎上，興迅越過零售商，直面中小消費者，專注小單業務，漸回復盈利，唯到現在仍未完全回本。不過由於是自家品牌直面消費者，不需經過中間零售商，興迅自身成衣的利潤率也水漲船高，雖然規模減小，但利潤率大升，隱隱然減少了公司的虧損：「以前做T恤，出口價錢是每件平均3至4美元，現在就可以達到每件30至40美元。因此，毛利率也變高了。過往我們傳統上做一些大客戶的訂單，毛利率有20%，但現在我們的毛利率是60至70%。」
張益麟指，自己的企業一直嘗試去發掘並發揮屬於香港這個地方的優勢。「香港資訊、物流、金錢能自由流通，方便我們去做電子商務、快速回應顧客需求，並重新思考成衣模式、精簡生產步驟。」
本地產業尤其是製造業不景，張益麟認為人才和產業規模是重振製造業乃至於「再工業化」的重點。他提倡培育本地人才，尤其是技術人才，如工程師，做小批量生產出發，做好本地產業經濟，再向域外如中國内地及東南亞發展及互補。
關於香港品牌的未來，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若政府從以往提供資金和廠房等簡單定位，轉向帶頭使用當地產品，並鼓勵本地居民在香港創造及使用品牌、協助本地商家向外推廣香港品牌，才是未來幫助香港品牌發展的方法。」他指，「這方面香港不是沒有做，而是在鼓勵市民使用上及促成商品對接上仍有欠缺，令本地商品品牌化略顯不足。」他説，自己希望在未來，疫情過後，趁各國推動在地生產，香港品牌也不要落後於人。
2020年7月，香港創新科技署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資助生產商在香港設立新智能生產線，以推動香港再工業化。計劃資助範圍涵蓋與生產線直接相關的費用，最高資助額為項目總支出的三分之一或1500萬元，金額以較低者為準。唯有業界人士指，該計劃言過其實，歷屆特區政府的產業政策都是「雷聲大雨點小」，且沒有連續性，不能真正幫助本地企業。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莊子雄受訪時表示，香港初級加工產業的歷史曾經輝煌，但也已走入歷史，現在香港需要的，是如科技產業等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產業，這也是「再工業化」的重點。
對於「改籤令」，本身從事晶體行業的莊子雄則指工業總會支持特區政府的做法，即爭取作為單獨關稅區、世貿成員的應得待遇。他又指，製造業界現在亦採取靈活措施，積極應變，如「China Plus one（中國加一）」戰略，尋求在其他地區如東南亞等國建立新工廠以對應美國市場出貨，而中國大陸或香港生產的貨品依舊會在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銷售，從而避免受到近期美國對中及對港政策波及。
談及香港本身能給自己企業及港商帶來的優勢，莊子雄就指，香港的資訊及資金流通、同世界接軌的營商環境、融資能力仍然出色且重要。以他自己的公司為例，即使廠房設在外地，其核心團隊仍在香港。香港的做事風格、市場營銷方式、溝通能力這些「軟實力」，都為他所倚重。
香港製造，同樣也是善於求變、順應市場所需的品牌精神所在。 成本等問題或令一些傳統產業紛紛外遷甚至消失，但也有全新產業看準市場需要及這片土地知識產權有保障、工人質素高等特色落地生根。
疫情初期，本港口罩短缺，價格一度暴增，港人發揮自救精神，許多口罩工廠應市場需求如雨後春筍般浮現，英國工程師Tony Herbert的工廠「Inno Concept」也加入了這一行列。Tony Herbert稱，他們的主打產品可重用口罩「EZE Masque」，因其環保、透氣，推出以來廣受歡迎，至今已在歐美、日本及香港等地售出五萬餘個。
到訪Tony Herbert位於觀塘的口罩工廠時，十幾位工人正在緊張忙碌。Tony Herbert親自在機器上鋪上一大塊來自台灣的紡織布料，按下按鈕開動智能激光切割機，不到兩分鐘，一個個口罩就已切割成形，就等最後的縫製及印刷標籤即可出貨。Tony Herbert拿起他們的新產品 — — 雙層口罩「EZE Masque Double」對筆者介紹，EZE Masque系列兩款口罩採用的是加州研發的專利技術，材料則使用涼感透氣的彈性紡織布，亦符合BPR法規（歐盟殺生物劑產品法）及OEKO-TEX（國際環保紡織協會）標準，「這些口罩可清洗重用30次。」Tony Herbert說。
Tony Herbert先前曾任跨國科技公司高層，問及為何在香港一擲千金開設工廠生產服裝及口罩時，他表示，自己居港已有二十年，相信香港的市場環境及資訊流通速度，尤其是香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而去到其他地區如東南亞就未必有這個保證。」
作為國際都會，香港的一切都變化得尤其快，這速度曾令Tony Herbert頗有些不習慣，「街上的人脚步從不停歇，」他説，而他現在覺得，這正是他的商機所在：「香港是一座時尚的都市，我可以在這發現當下最新的流行趨勢。據此，我們可以探究人們的喜好，並開發和完善我們的產品。若以後工廠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在這邊融資和上市也更加方便。」他舉例指，香港天氣偏潮濕，而港人平時出門或需長時間戴口罩，而近來市民對口罩外形更有所期待，所以EZE Masque口罩設計時便已考慮輕薄、透氣等實際問題，更推出粉色、灰色等新款式，相信能更符合民眾需要。
無論是口罩工廠或者是製衣廠，聽起來似乎都是勞動密集型的、適合在低人力成本的地方進行生產的產業，但Tony Herbert認為，自己的工廠選址香港再合適不過。「我需要的是高技術水平的工人，規模不大，10至20人就好，而裁剪口罩這種基礎工作可由激光切割機完成。」Inno Concept現時每月出產約5萬個口罩，旗艦產品EZE Masque每兩個售價98元港幣。隨著市場需求擴大，Tony Herbert更計劃明年在香港再設新廠出產口罩及服飾，而以後市場需求若能再次提升，也會考慮授權本地企業幫忙代工，「前提是我們要親身監督產品的質素。」
美國「改籤令」下，Inno Concept也做好了「改旗易幟」和「兩套標籤」的準備。「我們的產品將會分為兩部分，去往美國的就寫『中國製造』，去往其他的地方仍然是寫『香港製造』。」Tony Herbert帶著筆者去看堆在一旁滿載著口罩的紙箱，繼續説道，「美國市場最多佔我們總體市場份額的8%，我的雞蛋從不放在一個籃子裏。」先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簽署《香港自治法》，已取消美國給予香港貿易上的特殊地位，他預計隨之而來的關稅會增加8％或10％左右，「這些成本，最終會被轉嫁到零售商以及消費者身上。」Tony Herbert搖頭表示不認同美國近期的舉措，「我實在不知道他們為什麽這麽做。」
據香港工業貿易署資料顯示，美國為目前香港貨品第二大出口地，2019年香港出口往美國的產品佔總出口額的比率約為7.7%，主要為電動和電訊機械、珠寶及一些辦公室機器。美國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令港產貨品雪上加霜，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對此曾表示，港商或因此會在進行原產地標示、申領「原產地來源證」時面臨「身份不明」的情況，甚至不被當地海關認可的局面，無所適從之下，港商或會暫停所有輸美產品。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指，美國的「改籤令」實際數額並不算大，但背後牽涉到信心問題：「貼牌可讓客戶區分差異，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製造』一直是一個享譽世界的品牌，而重新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品牌需要很長時間。」他指，此番變故後，港企或需更多時間向客戶解釋並銷售貨物。
一個城市的崛起與演變，不僅僅要靠工業產品支撐，更要依托於歲月纍積起來的文化意象。長衫，或是旗袍，正是「港式文化」中一脈相承的一個典型代表，也曾是西方世界中關於東方的特殊文化意象。這種源於前清八旗婦女長袍的衣飾最早出現於20年代， 40年代中國戰亂，江浙資金及文化也從上海花落香港，曾風行於十里洋場的旗袍風尚亦隨之在香港一脈相承下來。在50、60年代時，荷里活電影《蘇絲黃的世界》中的長衫女子，曾在當時西方觀眾心中演繹著關於香港、關於遙遠的東方的滋味。而王家衛2000年的電影《花樣年華》也將背景設定在那個旗袍飄飄的年代，令人印象深刻。
位於上環的嫣裳記，其自製旗袍風格，便是沿襲了50、60年代的香港風韻。老闆娘翁婷婷受訪時，也坦承自己受到那個年代風格的影響。「關於旗袍，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張曼玉穿花樣年華的旗袍，她的旗袍很漂亮，而且穿上旗袍的她也並非賣弄性感，而是一種含蓄而又特別的感覺，很襯香港這個地方。」
2017年初開店的翁婷婷表示，自己在開店前其實並沒有穿過旗袍，「我希望穿，但穿的途徑不多。永遠覺得很貴，幾千元一件。」但她本人很喜歡旗袍，去了日本和韓國之後覺得很有趣，也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於是她返港後也希望可以自製旗袍，是為這旗袍小店故事的開端。
香港本地並不乏老字號的旗袍店，但上世紀70年代後，越來越少人會穿旗袍，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但她仍打算在本地設紡織工場製作旗袍及其他衣服，「我想製衣業可以在香港復興。雖然少賺很多，但我真的希望用合理的價錢和資源做到屬於這個地方的設計。」講起在港設廠的計劃，翁婷婷滔滔不絕，雙眼也有些亮晶晶起來，她説，自己已經著手在港設廠製衣。不過，她同時也嘆道，「香港的劣勢是本地市場不夠大，可能有外國人很喜歡，但香港人比較追求平、靚、正的快時尚。縫製衣服、打板，買布各方面的東西真的很難完全香港製造。」翁婷婷搖搖頭，「不過，真的一定要靠其他地方嗎？真的不能在香港完成這件事？」她反問道。
某一個地方的產物，都蘊含著一種屬於那一地方的情感，也值得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去珍惜。「我曾看到很多不同國家的網民都覺得香港物價高、擁擠、且沒甚麼特色。作為香港人，我希望大家爭氣點，讓其他人喜歡香港這個地方。香港有很多漂亮的景色和街道，但大家都忽略了我們已經擁有的東西。我希望透過開店讓大家知道，香港有很多漂亮的衣服，比如旗袍，還有風景。」翁婷婷說，「除了讓外國人知道之外，我更希望讓香港人明白這件事。」
同為旗袍店，Qipology則有所不同，其風格更加西式且現代，但同樣有關於這城市故事的情意結。創辦人兼設計師廖穎恆笑指，創業的契機來自於一場婚禮。「五年前，當時要參加朋友以『上海灘』為主題的婚禮，我便想到穿中式旗袍，但想去旗袍店購買，卻發現他們的款式都太老套、價錢也高。」最後她自製了屬於自己的第一件旗袍，「那時我才發現，原來偏向於老派的旗袍也可以漂亮且顯得高貴。」
廖穎恆在上環的工作室不大，兩排衣衫陣列左右，一中一西、涇渭分明之間，形式新穎且柔美，亦都兩相映射，顯示著設計者糅合中西風格的用心。「旗袍對我來說，就是要旗袍領，這是我設計的第一個要求。當然旗袍領可以分高低，不同的元素。但我也喜歡把旗袍領放在不同裙的款式，例如我會將旗袍的形制與西式的裙結合，例如魚尾、開較高的衩。」80後的廖穎恆笑著述説著自己的「不傳統」。
2017年成立的Qipology，主打度身訂造、中西合璧的新派旗袍，也兼營婚紗業務，目前平均每月營業額為六位數，年營業額達七位數，客戶遍布海內外，90%為華人，本地客戶佔八成，海外客戶則佔兩成，主要來自倫敦、三藩市、紐約等多華人定居的地方。「我也有外國人的客戶，但似乎對外國人來說，有一個旗袍的領已經可以算是旗袍了，他們很喜歡領這個元素，但更有意願去嘗試不同的款式。他們可能不想穿直身旗袍，會比較想嘗試A形配領。我發現香港人不太喜歡用龍、鳳，但外國人以及國外的華人卻很喜歡在旗袍挑一條龍、鳳上去，這也是有趣的。」
Qipology的店面不大，樓下便是中上環懷舊且熙攘的鬧市。這些街道和街道上的人，同樣是廖穎恆設計衣衫的靈感來源，「我會從電影、時裝雜誌中汲取設計靈感，但目前更多地是看街上的人和建築。我現在會加這些元素進去，因為我相信我也可從日常生活找到靈感。」她説自己對市民的衣著變化更加敏感。「例如我的客戶和在街上的路人。我都會觀察他們的生活習慣。可能會因為女生很獨立、走路很快，我會因為這些元素而用不一樣的物料。假如有彈力的內層布料，令客人走路都會方便走快一點。香港的天氣很熱，若布料是針織的，就可以吸收比較多汗。我都會據此去思考、去設計衣服。」廖穎恆說，自己會因應香港的環境去設計，從而符合香港客人的需要。這份用心，也令她的服飾更貼近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
香港這個概念本身，亦蘊含著充滿活力的文化意象。手工精釀啤酒廠鬼佬啤酒（Gwei-Lo beer）的聯合創辦人Ian Jebbit便很有體會。八年前，他看準本地無手工精製啤酒生產的市場空白，偕妻子Emily及好友Joseph，開風氣之先，成立鬼佬啤酒，自此扎根本地市場。
Ian Jebbitt在港設廠有著屬於自己的特別故事：「僅僅因為這裏已經是我的家。」Ian Jebbitt説，「我和妻子來港已有八年，我們的孩子也在這裡出生。」他說，自己也喜歡此處中西交融的文化。
早期本地華人會稱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來客為「鬼佬」，這一用詞直到現在也有人使用。對此，2012年於牛津大學畢業後來港執業的Ian Jebbitt印象深刻。「當我一下飛機時，我就聼到了有人用這個詞對我指指點點，」Ian Jebbitt提及到自己酒廠的名稱時笑說，「鬼佬，」他又搞怪般重新讀了一次。「這個詞在多年以前具有一些負面含義，但其含義隨著時間的推移已有所變化，實際上，它已成了形容香港的外國人的一個有趣又友好的通用詞。這亦已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在35歲的Ian Jebbitt的眼中，「鬼佬」這個詞是香港文化的展現，更是能溝通世界和香港的媒介。他指，自己也希望離鄉別居的香港人，看到漢字和親切的港式用語以及海外關注香港文化的人們也會感覺這一份來自香港的口味，「我認為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以及外地關注香港的人們，都會對這座城市和我們的品牌上的漢字有感情。對我來說，香港很有趣。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有這種感覺，人們永遠不會對香港感到無聊，因為它是如此充滿活力。」
疫情期間，鬼佬啤酒的業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但得益於與各大超市及小商鋪零售業務合作，銷情尚算穩定，而網上銷量更是大增近60%。關於未來，Ian Jebbitt透露，他們已在開拓海外市場，在香港本地亦已準備搬廠。此外，他們也將在明年2月堅尼地城開設一間附設小型啤酒廠的、占地五千平方英尺的體驗中心。Ian Jebbitt説，人們可在這一自釀流程中獲得最真實的體驗，「他們可以真切地感覺到啤酒中所含的小麥等組成部分。」他説，希望人們真正與產品聯繫起來，以便當他們坐下來喝啤酒時，也可了解啤酒的生產過程。
八年過去，到如今，鬼佬啤酒在香港每年已能生產約500萬罐啤酒。Ian Jebbitt指，「五年以至十年前，香港的人們幾乎都沒有聽過手工啤這個詞，」Ian Jebbitt説，「但現在我們的啤酒已經進入本地居民的餐桌，我們為此感到欣喜，也希望人們繼續喜歡我們富有風味的精釀啤酒。」他説。
在政治局勢的重重包圍下，超乎物質的「香港製造」或許更容易殺出一條血路。關稅和標籤，從來就不屬於網絡世界。疫情之下，人們留在家中，反而會更多在網上瀏覽、發佈内容尤其是搞笑内容以求減壓，集中了大量各類搞笑圖片及影片的港產娛樂平台9GAG再次聲名鵲起。截至2020年10月，9GAG的Instagram已獲5468萬人追蹤，Facebook專頁也有多達 4221萬人讚好。9GAG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陳展程説，這是意料之外的事。
9GAG創立之初，以吸引用戶主動投稿搞笑的生活趣事再行轉載為主要策略。12年後，陳展程說，9GAG上的東西，依然還是尊重大衆意願、主要靠用戶自行上載，「我想差不多有九成依然都是這樣」，而9GAG官方就會再從中挑選有趣的事情向可觸及的用戶轉推。
疫情令9GAG有所轉變，在各國的國内社交距離、出入境限制之下，如Twitter等多間知名科技企業延長在家工作安排，甚至實行永久遙距工作等措施。9GAG也順應這一潮流，改變了辦公模式。陳展程指，工作模式轉變後，公司成本降低，現時同事工作較以往亦更有效率。
對於陳展程來說，香港是安身之處，更認為9GAG是放眼全球的公司，他認為，雖然9GAG名字源於港式粵語、自己的團隊也在香港，但客戶多來自西方國家如美國、德國，而非香港本地市場，陳展程坦言自己並不認為9GAG是很本地的企業，「這與不少本地初創企業不同，我想一個產品做得好的話，其實用戶不介意你是哪裏過來的。」他認為，哪邊的先進，9GAG就會去學習，不想被地域的框架所限。「In the end, everything is a gag.（總之，一切都是可以令人開心的東西。）」陳展程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主頁如是寫道。
「香港製造」這一品牌隨著香港工業尤其是製造業的發展變化起起落落，昔日觀塘、葵涌等地忙碌不停的工廈燈火漸熄，40多年過去，香港製造業的影子已日益模糊，美國一系列的制裁更令港產品牌蒙上陰霾，這份「香港製造」似乎已迎來是否可待將成追憶的時代轉折點。
但香港的人們並未就此放棄：無論是傳統與新意並蓄的原有製造廠家、還是應市場需求而生的全新產業和希望以文化創意塑造城市品味的店家，都在充實「香港製造」的現實意義，向世界訴説著屬於這一品牌的心意和價值。
「營養資料，每100克含有…香港元朗…」何詩雯在家中盤膝而坐，撫摸著從華人超市買來的貨品，注視著上面的中文，一字一句地在讀，哪怕只是普通的產品説明和地址標注，她亦覺得有種情意結在其中。疫情關係，何詩雯及家人已久未回港走親訪友。而居加多年，她的成長、生活環境已多為英文。中文只停留在離港時的口語水平，文字上更已經很少書寫，有關香港這座城的體驗，也仿佛靜止在她小六那一年。但她說，自己依然會關注故鄉的情況、堅持買港產貨品，「無論標籤怎樣變換，我始終信任某幾個寫著中文、來自香港的牌子。即使遠隔萬里，那味道亦會一直是我認同、享受並引以為豪的味道。」 — — 實習記者何綺綾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原刊於2020年11月11日出版的第207期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如欲閱讀更多本刊深度報導，請到https://www.bbwhk.com/order.aspx訂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