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電子支付」屢屢受挫，柯文哲還是拿來當作大選政見？
在第一次總統政見發表會之中，柯文哲提出「最重要的，我們現在還在用鈔票跟銅板買東西，這個一定要改，這個不能趕上世界潮流」，再次提起他的電子支付立場，引起前台北市議員、Youtuber 呱吉大力批評。
呱吉舉出北市推行電子支付政策失敗的經驗，更直接指出電子支付在臺灣之所以難以全面推行的原因，在於臺灣有具有充分受到信任的信用卡與貨幣機制，與中國不同。柯文哲所說的，並不是什麼世界潮流。
從市議員的角度來說，呱吉對柯文哲與的批評是對的：一億七千萬行銷預算換來了4萬7千名用戶，一個用戶的轉換成本6,000塊，迄今無法支援 iPhone。這些措舉，顯然都是浪費公帑又不便民，以市議員的立場，當然是應當批評。
但呱吉不知道的是，在數億的市府資源與經費支持下，悠遊卡公司的悠遊付，是臺灣唯一賺錢的電子支付。它賺錢的祕密，就在於這個轉換成本超過6,000元的會員。
與第三方支付不同，電子支付必須是會員實名制，所有的電子支付商都在吸收會員這關卡住，唯有悠遊付，在公務經費、悠遊卡的基礎與台北公共運輸的壟斷保護下，悠遊付成為唯一跨越「會員」門檻而有所獲利的電子支付業者。
為什麼要提這件事？因為這個讓悠遊付可以獲利的「會員」，或許用比較直白的話來說— — eID，以及隨之而來的數位足跡，才是柯文哲一再批評「銅板與鈔票」不方便；才是柯文哲儘管在臺北市推行一再受挫，效益有限，仍要強推電子支付政策的原因。
怎麼說呢？
這得要從一件許多人已經遺忘的事情開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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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以及政大法律系教授劉宏恩曾經質疑柯文哲強制要求一校設置一臺（使用悠遊卡的）「智慧販賣機」的政策，一時之間，也成為新聞熱點。
面對批評，柯文哲除了使用柯式語言，揶揄民進黨選舉經費太多沒處花跑來攻擊他之外，他是這樣回應的：
柯文哲強調，台北要成為智慧城市，以後無現金交易一定要進入校園，如學生證綁悠遊卡、電子支付繳學費等。柯文哲也提到，明年（109）9月之後每個學校都會有光纖網路和2個獨立WiFi，小三以上的學生也會有平板電腦可用，這些都是邁向智慧城市必經之路，現在就不准智慧自動販賣機進入校園，簡直是「因噎廢食」。
柯文哲指出，智慧販賣機的販賣物可以由家長會，或是學校另組委員會討論，在科技的基礎上，要賣什麼、如何管理都可再研議，不該因為這樣就不准使用人工智慧，這樣沒有道理。
正常人看完這個新聞，一定覺得奇怪，「智慧販賣機」到底跟人工智慧有什麼關係。但如果你知道這個政策，是在「財經小組」這個聽起來跟教育八竿子打不著的組織裡決定的，你的問號，恐怕只會更多。
很多人都知道，柯文哲有七點半的晨會，這個正式名稱為「市長室會議」的會報，是眾所周知的柯市府決策中心，經常在報章媒體上面出現。在柯上任之後，原本的市政會議，反倒變得比較偏向例行會報。（隨著蔣萬安上任取消市長室會議後，市政會議又再度變成重要的場域）。
按理說，「智慧販賣機」既然是一個教育政策，那如果市長想要討論、有所裁示，應該會在市長室或市政會議裡面。但實際上，這個政策的府級討論並不是在市長室或市政會議裡發，而是在另外一個跟市長室會議平行的組織「財經小組」裡面討論決定的。
相較於市長室會議人盡皆知，「財經小組」對於多數的台北市民是非常神秘。從2017年成立以來，很少在媒體中出現。它的運作，過去也只有在2019年一篇談及柯文哲、黃國昌之間的重要友人張晉源的報導中提及，這篇報導是這樣寫的：
據指出，這個財政小組的決策層級相當於市長室，如智慧城市、行動支付和相關的人事案都是由這個財政小組提案討論。據聞柯文哲非常倚重張晉源，外界甚至將張冠上「國師」稱號。
儘管《上報》這篇報導並沒有記者署名，但非常有趣的是，上報報導對財經小組的描述，基本上是正確的。對於這樣一個當時在媒體上出現可能不到10次的小組，而且多半只是柯文哲不經意地提及的組織來說，能夠掌握這麼清楚的資訊，這份消息來源的權威性不言而喻。
至於張晉源後來成為黃國昌御用媒體《民報》董事長，同時也是黃國昌的吹哨者協會發起人，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對照柯文哲對外表示曾經考慮過以黃國昌為接班人的言論，這時的黃國昌應該早已經與柯文哲密切往來。
政治題外話就此打住。這個原本稱作「產經小組」的神秘「財經小組」雖然以小組為名，但本質上是個組織龐大的跨局處會報，北市府內部有許多跨局處的大規模整合會報，但就筆者所知，沒有一個「財經小組」一樣，受到柯文哲的高度重視。
財經小組大會本身，由當時由陳志銘擔任局長的財政局為幕僚單位。下面有北捷公司主導的「物業管理分組」、財政局主導的「促參招商分組」、產發局主導的「產業發展分組」、資訊局主導的「智慧城市分組」、悠遊卡公司主導的「電子支付分組」，以及主計處主導的「預算檢討分組」，此外還有專案小組如「臺北卡專案小組」、「臺北市政府全面e化工作小組」等臨時性編組。
這個小組的關鍵人物，就是當時的財政局長陳志銘，在陳志銘轉任副秘書長、秘書長之後，財經小組也轉由秘書處為幕僚單位。而由此小組推動的台北通，後來在台北通上面發行的熊好券，也理所當然地由陳志銘主責。
儘管財經小組分組眾多，但在2018年以後，整個財經小組府級會議的討論，多半集中在一個特定的議題上，那就是悠遊卡與其數位資料的應用 ，而市民卡與悠遊卡的整合工作— — 當時會議稱之為「臺北卡」，也就是後來引起個資疑慮的「台北通」，也幾乎同時進入議程。
柯文哲期待悠遊卡以及台北通做什麼？我們可以從兩次財經小組的會議結論中看出來。在第16次財經小組會議中，柯文哲很明確地期待「臺北卡」，也就是未來的「臺北通」要擁有識別功能，這個識別功能不只是一般的等級，還要做到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的層級。
換句話說，柯文哲很清楚地想要推動的東西，並不是什麼市民卡，而是 eID。
至於柯文哲想要怎麼推這個 eID 呢？早在財經小組第9次會議的時候，柯文哲就對此有具體構想。他說：
- 本市發行實體市民卡，以公家機關、學校及聯合醫院為基礎，逐步擴大範圍。
- 悠遊卡應用於市民卡，以One stop shop、實名認證（支付）為推行原則。
你可以看到的策略很明確，一個是要以悠遊卡為載體，一個是要從公家機關、學校來開始做。而他要做的，不只是一個單純的 eID，而是一個結合金流功能的 eID。
這對於了解為什麼柯文哲要推「智慧販賣機」，非常重要。
熟悉 Fin-tech 的人，看到這些大概已經明白柯文哲想要做的是什麼事情。柯文哲想做的事情，其實就是打造一個以悠遊卡為 eID 載體的金流生態系。在這個生態系裡面，所有的消費行為，甚至更多的持有者行為，都可以透過與 eID 綁定而獲得紀錄。這些我們稱之「數位足跡」的資料，是在各個領域都非常有價值的資料。
這才是柯文哲在臺北市同時推動以悠遊卡為基礎的無現金支付，以及與悠遊卡高度綁定的台北通的原因。
一旦柯文哲的構想成真，那麼台北市政府可以掌握高達250萬的台北市民，涵蓋出生到死亡的龐大真實世界數據。這些數據就可以像柯文哲說的，拿出來賣錢。
這也才是為什麼，柯文哲在回應羅文嘉的時候，會冒出一句「人工智慧」，柯文哲在談的，其實是指後端大數據的分析，會用到人工智慧。
其實，以數據分析作為施政的參考，也不是什麼新鮮的概念，而是許多政府部門努力的目標。這在公共政策領域，被放在「循證治理」的概念之下討論。這幾年，在中央政府的政府數位化政策中，也都強調要利用政府所持有巨量資料（Big Data）進行加值應用、讓政府持有的個人資料更加便民近用（ My Data）、以及用開放資料（Open Data）促進公私協力。
從馬政府時期的「ide@ Taiwan 2020 （創意臺灣）政策白皮書」、後續的「第五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 106 年 — 109 年) 、「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 — 第五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直到現在的「服務型智慧政府 2.0 推動計畫（ 110 年至 114 年）」幾乎都提及了類似的資料運用概念。
但柯文哲的構想，有兩個與中央構想存在明顯差異的地方。
第一，與間接持有，直接掌控悠遊卡公司的臺北市政府不同，中央政府並沒有可以同時兼具金流與識別使用的電子票證。所以，無論是過去的自然人憑證、沒有發行成功，迄今不知未來命運如何的數位身分證 ，或是現在力推的數位自然人憑證（FiDO），它都是單純的身份驗證工具（eID）。
但柯文哲想要透過悠遊卡打造的東西並不只是如此。他期待的是一個兼具金流與身份識別的工具。這可以從財經小組的會議結論中看出，在財經小組第23次會議中，柯文哲就提到：「成立 Data Company 為本府資料開放運用之政策目標，請悠遊卡公司以相關數據分析先行試辦。」
而與此同時，在永豐幫陳亭如、邱昱凱掌握下的悠遊卡公司，也以「Family Hub」與「旅程經濟」為主要的發展軸線，其目的也在於，持續收集可以進行分析的資料。儘管邱昱凱對外表示會遵守法規。但從市府的內部資料、柯文哲的公開發言來看，都讓邱昱凱的發言令人打上問號。
這就要談到北市府與中央之間的第二個不同。相較於北市府的政策，中央政策不只是政黨政治的焦點，也是 NGO 團體關切的目標。中央的 eID 最後在無法消除資安與個資疑慮下停辦，而即便是認同 eID 應當推行的 NGO ，也普遍認為制定專法是必要的措舉。
但幾乎是同一時間在北市府推行的類似構想，卻不受到關注。當時的民眾黨立法院黨團，也對中央的 eID 政策表示有資安與個資疑慮。但就在自己的立委在中央反對 eID 的時候，柯文哲正要市府強力推動資安等級更低，卻想要串連更多資料的台北卡／台北通。
台北卡／台北通的個資問題，直到2020年5月，有民眾向苗博雅議員陳情，表示申請借書證卻被要求提供大量個資後才被揭露。在社會關注不多的情況下，柯市府面對議員質詢雖然送交資料委員會討論，但實際執行上卻依然故我。
最終，在隔年台北卡／台北通更加擴大使用，卻仍舊沿用舊有廣泛條款，甚至被林亮君議員發現有個資濫用情事時，引發更為強烈的質疑，甚至引起反對連署。
這時，柯市府才意識到事態嚴重，趕緊以「台北通」是單純的市政服務平台來滅火，甚至攻擊這些議員們對民眾個資與系統資安的質疑，是反對台北市數位基礎建設的發展。至於過去柯文哲多次提及台北通就是要做 eID的發言，例如2021年6月1日的防疫記者會中，直指「一卡一通一付，就是台北市的數位身分證」，或是在10月28日的專案報告中，也指出台北通是要與未來（假設採用悠遊卡的）數位身分證對接等講法，則是連提都不敢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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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前面分析的，利用悠遊卡做出能夠綁定金流資料的 eID，才是柯文哲非現金支付政策後面的目標。無論是羅文嘉反對的「智慧販賣機」，或是後來淪為笑柄的「口罩販賣機」，防疫期間超難用最後棄置的「神奇機台」，這些東西背後，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他們都能夠與悠遊卡互通，而且創造可供分析的，甚至可實名制的數位（金流）足跡。
對柯文哲來說，這才是數位「基礎建設」。
儘管全市的場域中，無論是無現金支付或是台北通都受到一定的阻礙。在一連串的對抗中，柯市府慢慢掌握了把這套極具風險的架構偷渡的方法，那就是，讓它看起來與關鍵關係人的利益一致。這讓柯文哲的理想世界，在一個所有人都同意要加以「管控」的空間裡實現了。
那就是台北市的校園。
如今，從國小到大學，所有的台北市學生，幾乎都在同意換發悠遊卡學生證的時候，就成為了台北通的會員 — — 市府因此可以取得他們透過這張卡片而產生的各種數位足跡，加以分析，甚至如同柯文哲所想的，賣出去。
而透過台北通與親師平台的介接，家長不只可以掌控學童上下課的時間，也可以透過它來繳學雜費。而當初羅文嘉等人反對的自動販賣機胎死腹中，取而代之的是學校「自主提案」的智慧點餐機已經在北一女等校登場。但這些資料的取得是否恰當？是不是受到合適的保護？沒有太多人關心。
因為家長們幾乎不會反對這些政策，而最有可能反對這些政策的學生不只沒有投票權，還非常支持柯文哲。
就像前面所說的，柯文哲發現，要讓大家接受一個政策，就要讓它看起來與關鍵關係人的利益一致。而要讓這個「理想世界」走出校園的方式，就是只能做，不能說。
做，要做綁定金流的 eID，說，要講世界潮流的「非現金支付」。
這，才是呱吉所不了解的，為什麼柯文哲儘管一再挫折，卻仍堅持要講「電子支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