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經濟系教授，同時也是知名部落格「邊際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共同作者Tyler Cowen的作品「大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將當今已開發國家所面臨「無就業復甦（Jobless recovery）」、「薪資衰退」、「所得不均惡化」與「經濟成長停滯」的現象，歸咎於諸如土地（及其藴涵之天然資源）、移民與科技等「垂得低低的果子」的耗盡。換言之，過去十幾年的成長，不過是建基於從我們早已熟悉的發明當中謀求一點點進步，勉強從中搾取利潤。
Cowen所言可從客觀的科學研究與主觀的認知來獲得佐證。根據學者Charles I. Jones的研究，美國1950至1993年的GDP成長，80%是利用1950年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創新，加上在教育與研發上大量投資的結果。而Jonathan Juebner的研究更指出，美國創新的速度自1955年開始就開始減速。Cowen舉例，若我們能回到四、五十年前，我們並不會覺得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 除了稍後會說明的網際網路。然而，我們的祖父母們卻可以明顯感受到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與20世紀中期明顯的差異 — 例如汽車、火車、飛機、電話、電視、電冰箱、工廠生產制度等大規模的普及。
另外，Cowen也辨別了創新的公共性。他認為，近年來例如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推陳出新，代表了創新越來越走向私有化。私有化創新所帶來的利潤就私有財產權的角度來說，自然歸私人所有。因此，當金融業產值在2005年佔美國GDP達8%時，整體薪資水平、就業率、所得分配並沒有走向更平等。
簡言之，Cowen是就傳統經濟成長理論（例如AK Model、內生成長理論）所強調的技術創新帶動經濟成長的論點，藉由提供近半世紀以來創新的停滯和日益趨向私有化，來解釋當代經濟成長與分配的困境。Cowen更進一步指出，雖然GDP和生產力數值終將擺脫衰退，但在「新常態」的世界裡，我們沒有理由期待如過往一般的高成長率 — 除了創新之外，現有的計算準則也是Cowen想要檢討的。
例如，在GDP的計算式（Y=C+I+G+NX）中，政府支出（G）是其中一環。但是，礙於政府提供的財貨並不是在市場上交易，其價格並非由供需決定，造成計算國民所得的困難。於是，當今乃將政府支出以成本計價。Cowen認為，如此一來並不能區分出政府花費在「基本功能」（如警消、國防等）和「附加功能」（如蚊子館）的每一塊錢有什麼區別。此外，醫療、教育經費高漲，卻未帶來更長的平均壽命、更高的學業成績，造成GDP帳面上雖然成長了（因為花了大把鈔票在補貼醫療費用和增添多餘的教學設備），但實際上卻沒帶來多大的價值。於是之故，當我們得知經濟成長率高於預期時，並不一定代表著實質生產和消費真的有了起色，很有可能是因為政府代替了民間從事了投資或消費 — 但很多時候可能是浪費。
網際網路確實是20世紀末期最重大的發明，但對實體經濟的貢獻而言，Cowen抱持較為悲觀的態度。網路提供了許多免費的知識與娛樂，讓使用者從中獲得心理層面的滿足感（但是，個人層次的心靈滿足並不會出現在生產力或產值的調查數據）。此外，在使用者效用提升之際，使用者不知不覺地減少了實體的消費。在檢視了例如Google、Facebook、Twitter等大型網路企業的僱員人數後，Cowen認為網路產業並未創造足夠的經濟產值和就業機會，以回應當今政府與民間所累積的龐大債務。網路作為一項科技創新，卻未能帶動利潤與就業的成長，因此被Cowen視為「失業型復甦」的代表之一。
那麼，為什麼我們會在這數十年來，忽略了創新或許已經停滯的警訊？Cowen認為，冷戰結束的和平紅利、開發中國家作為「世界工廠」所帶給已開發世界的廉價商品、更緊密的區域經濟整合，讓我們出現了對未來過度樂觀的心態。此外，從Madoff龐氏騙局中我們也發現，人們易於高估他人的判斷力，輕信他人的樂觀預期。加上人類擴張的企圖與野心，讓經濟吹起過度投機、忽視風險的泡沫 — 股市、房地產、期貨、……。當我們可以從華爾街（Wall Street）所代表的金融世界快速累積財富之際，我們為什麼要把時間花在研究沒有五年、十年才可能產生報酬的Main Street呢？
因此，Cowen認為，經濟要能再次成長、就業要能再次復甦，需要能帶來鉅變的創新。一如19世紀的交通、資通訊傳播、工業生產、管理科學制度，我們需要離開這片科技高原，邁入下一個Kondratiev循環的下一階段（事實上，1970年代因網路技術而起的第五階段，若以一階段平均40至50年的週期來看，2010、2020年是時候該出現鉅變的年代了 — 一如過去工業革命、鐵路、鋼鐵、電力、化工、汽車等領導產業），帶領新一波的經濟成長。
最後，Cowen指出，創新的出現（例如，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必須依靠「科學與工程文化」。一個社會如果有普及的理性與科學觀念，並給予科學家較高的社會地位，就能建立一個「友善創新」的環境。目前社會的價值觀較易傾向給予企業家較高的尊崇，也許是起源於經濟成長掛帥、少數菁英企業家帶領經濟成長的意識形態。然而，或許當代社會忽略的是技術、科技的創新，一如Cowen所強調，才是經濟持續成長的泉源。
雖然「創新」一詞在知識經濟時代不斷被提出，已成為經濟問題解決方案的陳腔濫調，但Cowen確實將過去經濟學關於成長理論當中的技術與創新面向，用近年來的經濟現況做一個清晰的對照。大創新才能使經濟體離開舊有的科技高原，恢復成長的動能；而近用性高的創新，才有機會使財富與收入日益平等。
「大型公共化創新」，或許不是更輕薄短小的科技產品，也可能不是更便宜的勞力和生產方式。它也並不一定是實體的商品，它有可能是制度的變革、有可能是社會的改造、也不無可能是集體態度的轉變。畢竟，Cowen在本書中並沒有詳細地定義何謂創新、也沒有實際地檢討何謂生產力。Cowen認為市場化是可以作為解決醫療與教育的困境，或許此等想像略為單調。也許本書帶出更大的命題是，價值與價格之間應該如何定義，創新與生產力應該如何想像。
讀者如果對於「大」創新、「小」創新有進一步興趣，也許本篇文章可作為參考：鄭志凱：薄創新與厚創新。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alternativeseeker.blogspot.com on January 12, 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