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促成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不論是 16 世紀英國的羊毛製造業、 18 與 19 世紀英美兩國的製造業、 一直到二次大戰前後的德國、法國、日本、瑞典、芬蘭、挪威、義大利、奧地利、南韓、臺灣，歷史一再顯示的都是「不自由」的貿易過程：這些政府從選定特定的產業開始，提供關稅保護、獎勵、補貼、行銷支援，並篩選有意投資的外來資本，甚至由政府主導金融信用的流向、成立國營企業，直到國內的企業成長到足以與國際抗衡的程度為止（此時這些具備尖端技術與資本的國內企業即可透過國際市場獲得更大的市場、籌資空間與技術學習）。
這些帶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政策（儘管採用的政策組合與時機在每一國家都不儘相同），說明了一個極為重要、但經常遭到混淆的概念：「貿易」對經濟發展是必要的，但「自由貿易」不僅在本質上或其所造成的經濟後果（是否能促進經濟發展？），與「貿易」本身並不能混為一談（例如諸多第三世界國家被迫採行自由貿易政策後陷入長期積弱的困境）。甚至，我們必須質疑，「自由貿易」是不是積極參與國際貿易的前提條件，而「自由貿易」從此觀之，反而是經濟發展的「果」，而非「因」。
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礎起源於李嘉圖 (David Ricardo) 的比較優勢，後經許多國際經濟學者的補充，目前常在教科書看到的國貿理論是 Heckscher-Ohlin-Sameulson (簡稱 HOS ) 模型。這套模型認為，在生產要素 (如勞動、資本) 具備完美移動性 (例如在 A 國的資本可以無成本地轉移到 B 國，而從事鋼鐵業的勞工可以在不面對結構性失業的危脅下來到資訊業工作) 、補償機制可完整補償全球化過程中的輸家 (也就是 Z>B 當中的 Z 可以透過更公平的稅制及國家的福利支出，讓 B 能夠小一些) 的假設下，「自由貿易」可以帶來「整體」的「利益」。
然而，這「整體的利益」卻是短期利用既有資源的效率，使國內消費在短時間內提高到最大量 (因此 GDP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會成長) ，但卻導致國內不得不專攻生產力低的產業 (因為生產這些產品是較有效率的) ，以至於這個國家不僅無法在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取得更多資源 (例如技術) ，也使得國內生活水準 (例如薪資、所得) 難以提升。
To be continued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alternativeseeker.blogspot.com on January 4,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