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與商業在未來仍然會進步，但其進步所帶來的整體經濟獲利將十分有限。 Mats Larsson 的研究指出，近年的新發明，都只是在加速人類行之已久的各項活動（例如自動化）。雖然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但兩者終將面臨極限。此外，自動化的過程也減少企業之間的差異性，使得企業必須開始針對其產品與服務削價求售。領先企業能發展出的差異性也越來越有限。
Larsson 的論調並不孤單。在先前的一篇讀書心得（「大停滯：如何擺脫不成長困局」）當中，我們讀到 Tyler Cowen 這位經濟學家更悲觀地認定當代的科技創新已經來到高原地帶，出現了瓶頸（同樣的， Cowen 也如同本書一般提到日漸稀缺的天然資源，將如何影響我們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環境。）
本書作者從生活當中許多重要的科技在數十年來屈指可數的進步來說明，摩爾定律所適用的電子晶片產品只是特例。特別是基礎設施（如供電、水、鐵公路、甚至是 GPS 系統等）領域，不僅沒有重大的科技進步，還出現年久失修的凋零與衰敗。 Vernon W. Ruttan 指出，百年來，許多大規模的經濟發展，在早期的研發階段，都仰賴政府的支援。一旦債務纏身、稅收下滑的政府無力再投資於這些基礎設施的創新，我們對科技進步的進程就無法樂觀。
至於進一步的專業分工能否提高效益？必須認識的是，專業分工必須要有便宜的能源作為基礎。廉價的資源使得農村大規模機械化耕作成為可能，也是因為低價的天然資源，農作物才能在經濟可行的條件下送往都市，餵養城市裡的專業工作者。在都會工作的人們也必須依賴便宜的石化燃料，才能驅動電力用以生產及運輸所創造出來的產品與服務。
一旦能源不再廉價，許多工作改由當地人以手工製作，才會符合經濟效益。因此，使經濟在地化，並賦予個體多種工作的能力、解決各式問題，才能增加經濟體的「彈性」，以適應高能源價格的時代。
綜合 Cowen 和本書的論點，我們可以推斷， 20 世紀中期動輒雙位數成長及所得分配均等的年代，隨著天然資源的耗盡、以及科技創新的速度已接近（甚至是已經來到）頂峰並走向私有化的雙重挑戰之下，很難再帶給當今經濟體更快的成長、以及更公平的分配。「採摘垂得低低的果實（如天然資源）」的時代已經結束，如今我們面對的是要如何在資源更有限的困境之下，提高整體人類的福祉，並讓後代有權生活在等質或更好的世界。
如果我們無法在短期讓那些被浪費掉的資源快速地「生」回來，又如果我們一時間找不到所謂的「大型公共化創新」帶領我們走出停頓的困局，人類是不是終究得自取滅亡？
還不到如此悲觀的時刻。如果我們願意思考，或許創新並不只是如何讓科技產品更輕薄短小、也不僅限於網購該如何更快速地送貨到府？或許我們持續追求的目標並不是不可以重新定義的？譬如說，「成長」並不等同於「發展」；「工業化」或許可以達到「成長」的目的，但也可能不是「發展」的唯一法則；「都市化」也不一定就是「發展」的終極目標。在「效率」之外，未來生存的關鍵或許是「彈性」，而正視並實踐「永續發展」的策略而不僅止於喊口號，或許可為人類找到更樂觀的未來。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 Amartya Sen 的論述，發展是「自我實現的自由與能力的擴張」，政治自由、公民權、經濟自由、社會機會（獲得醫療或教育等社會服務的機會）、透明化保證、安全保護（失業救濟、緊急救援等社會救助）等項目，是衡量國民自由程度的指標，而這些自由也都是人民在具備資源的情況下，可以從事某些行為、或可以成為某些狀態的能力。舉例來說，如今造成飢荒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缺乏糧食，而是人們失去得到糧食的能力。解決問題的方法並非靠金錢，而是擴大人民的能力與自由。而民主制度，使人民可以訴請政府在人民遭遇緊急危難之際，採取必要的行動。
許多學者也在過去 40 年間提出替代的衡量指標，取代單以 GDP 度量一國發展程度的偏差，終結生態經濟學所認為的「不經濟」成長 — 只增加 GDP 數字，卻造成社會整體福祉的損失，例如透過短期的伐木，造成長期的生態破壞。 William Nordhaus 與 James Tobin 於 1972 年提出的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Welfare (MEW) 、 John Cobb 與 Clifford Cobb 於 1989 年發展出的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 、美國非營利組織 Redefining Progress 提出的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目前已為馬里蘭州所採用)、甚至是 2008 年由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提議、由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 Joseph E. Stiglitz 領軍的委員會，都提出類似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 (HDI) 範疇更廣泛的發展衡量指標。
衡量的標準影響我們的行為，在這些創新的指標系統下，我們的確有機會發展出另類的經濟體系。不論是「穩態經濟」、土地信託、土地漲價歸公、金融交易稅、非營利性質的社區發展金融機構、合作社、甚至是透過公司法的改革，改變股東利益至上的信念，使「企業真正的獲利，是利用彙集資金的能力，達到對社會有幫助的目的。」而金錢不再只是實體，而是一種借貸雙方的承諾與義務的關係，讓銀行不再是中介的必要角色，由地方交換貿易系統等區域金融、貨幣體系取而代之，終結債務無窮累積的時代。
這些不同於當代的組織安排，強調的是社區的共同參與及合作精神。凝聚地方社群的力量，維持社會團結，使經濟體系更具彈性，達到真正的轉型：由現行追求成長與石化原料為基礎的經濟，轉型到可以永續發展、在各方面都有所成就的未來經濟。具體來說，如英國的 Totnes 社區、以及全球遍地開花的「社區經濟實驗中心」，都是旨在兼顧效率與彈性之下，「創新」的經濟組織制度。
結語：末日重生
「得不到的夢想，換個夢不就得了？」周杰倫在「稻香」這首膾炙人口的歌曲中，唱出了解決當前困境的方法之一。聽起來或許有些阿 Q 、逃避現實，不過一旦我們真的把「人」當做一回事，深刻地尊重並熱愛每一個生命、事物、文化等等背後代表的意義，也許周杰倫說的是對的。再進一步想，如果我們所企盼與追求的是「快樂」，我們不能忘記曾有句電影對白如是說：「小時候，幸福很簡單；但長大了之後才發現，簡單就很幸福。」
或許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們慢慢地長大，但也同時忘記了，帶給我們快樂的事情，其實沒有這麼複雜。那些人、那些事，一直都在我們身邊，只是我們經常無意間視之為理所當然。如果我們人類想要達成的目標是「快樂」，我們何苦為難自己，每天都想著、做著那麼複雜的事情呢？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alternativeseeker.blogspot.com on January 1,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