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觸會計已經超過六年，但直到這本書我才認識會計的起源與「會計之父」 Luca Bartolomeo de Pacioli，以及那超乎市場邊界的影響力。只年長我兩歲的作者 Jane Gleeson-White 從西元前七千多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所使用的記錄方式開始，描述了簿記如何在義大利威尼斯誕生，並透過印刷術與更緊密的國際經貿往來，漸次演化為當代遍佈全球、且不僅在商業更在政治領域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會計。除了回顧歷史之外， Jane 也討論了為什麼例如安隆、蘇格蘭皇家銀行等會計舞弊案件會如此層出不窮、以及為什麼以 GDP 作為衡量國家經濟發展的唯一標準是有問題的。
由於鐵路業的營運，在初期需要大筆資金用以建設，因而促成「股份公司」的形成。加上工廠系統隨著工業革命的腳步逐漸成為經濟運作的主體，使得「複式簿記」 — Pacioli 於 1494 年在其論文「計算與記錄專論」確立的簿記準則 — 開始運用在成本分析及其他與工廠運作相關的財務資訊上。於是，傳統用在交換經濟上的簿記，逐漸演化為適用於製造業的成本會計、工業會計，使得會計走向專業化。
1840 年代，鐵路公司所有人（如 George Hudson）為美化獲利、並能支付股息，於是竄改了帳簿：成本列為資本投資而非支出、並以新收到的投資額而非獲利來支付股息。這個醜聞在揭穿之後，英國政府為保護投資者的權益，於 1844 年之後陸續通過「股份公司法案」、「公司法案」並修訂「破產法案」。
這些法條的制定與修正當中，無不刺激商業界對會計師的需求，例如財務報表的編制、公司在成立與清算之際會計師必須在場等規定。 1850 年代，會計師的專業素質在會計師專業組織的遊說之下獲得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例如英國的「特許會計師」，以及美國自 1887 年至今仍在運作的「CPA」認證制度。
不管這些法案與認證的會計師們如何認知並運用會計於現實商業環境，「複式簿記」由於其記錄交易的精確性、並能符合當代區分資本/收入、成本/投資的需求，加上各種法律的要求與學術界對會計專業地位的肯定，使得原先威尼斯的簿記已轉化為不可或缺的專業服務。
Tolstoy 透過 Anna Karenina 的故事表達了他對人類發展的不安。他認為，科學、會計和工業化生產方式，使得人們的生活型態變成以衡量時間與空間為主，生活的「理性化」將撕裂人民與土地之間的連結。德國經濟學家 Werner Sombart 在「現代資本主義」的論述中，進一步暗示正是這種「量化的世界觀」，使得複式簿記成為 16 世紀科學革命的起源之一。
而這種「量化的世界觀」並不侷限於自然科學的發展。法國社會學家 Eve Chiapello 認為，社會科學家（包含 Karl Marx）在構思資本主義的概念時，必然參考了當時的帳簿。從 Marx 和 Engels 密切的書信往來中，也可以讀出 Marx 對複式簿記的制度感到興趣：「如何計算帳簿中的資金周轉？」、「可否要一份負有解釋的簿記範例？」。即便在其著作中不常提到會計，但 Marx 認為簿記是控制與理想的綜合體，並使得生產日漸失去其純粹的個人特徵，呈現出一種社會的規模。此外， Marx 對資本的描述，在各方面也符合資本在 19 世紀簿記系統中的概念。如果 Chiapello 的研究正確，這意味著沒有複式簿記的發明，資本主義也就不可能出現，資本主義必然是由於複式簿記才能在「概念上」誕生。
Sombart 認為，簿記可以用來證明自身的生意與獲利是正當的，不僅未違反當時教會對高利貸的禁令，也可以說服大眾相信自己做生意的過程是合乎倫理準則的。因此，複式簿記也合理化理性追求財富的行為。
Sombart 進一步指出，複式簿記使得人們可以從數字與金錢的角度來計算獲利，並將商業視為一種「獲取」的過程，一種無盡、系統性的對「利潤」的追求。 Max Weber 也相信複式簿記使人們可以抽象地度量收支與獲利，並指出複式簿記隱含的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將使世界成為一個除魅且冷酷的地方。 Joseph Schumpeter 更指出，複式簿記帶來的「成本效益分析」此一邏輯不僅驅動了資本主義企業，也漸次征服了非市場的概念，例如人類、醫療、宇宙觀、美、正義。
一筆帳目不只是中性的資訊。 Carruthers 和 Espeland 的研究認為，帳目是一種帶有修辭目的的手段，藉以表述一組交易行為，並試圖說服聽眾例如「企業的經營非常穩定」的宣傳。而 Evans 的研究更指出，複式簿記一概拋棄了所有交易細節，只留下一組可以轉譯為「獲利」的數據，使簡化問題、便於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成為可能。
然而，會計只是戴著公正樣貌的面具，遮掩本身潛藏的「不確定性」罷了。會計資訊將所有交易脫離原有的生命與脈絡，使其成為一組組自外於時間與地點的數據，並安置於人為設定的抽象分錄之下。但是，轉化成數字的資訊，並無法去除掉這些數字與生俱來的主觀性與不確定性，例如究竟什麼該列入成本、哪些該算是投資；會計發展至今，這些仍是棘手的爭議。
我們耳熟能詳的 GDP ，事實上也運用了複式簿記的概念。因應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的羅斯福「新政」，因其必須掌握國家經濟狀況方能推出適切政策，加上當時 Keynes 在撰述「一般理論」時計算「有效需求」的需要，建立一套國民經濟會計系統就成為當時極為迫切的議題。
於是， Keynes 運用複式簿記的原則，建構了計算一國在一定時間內總產出的公式：Y (總產出) = C (消費) + I (投資) 。理論上，總產出與消費及投資的總額必須相等，否則一旦出現多餘的產出，失業、衰退的情況就會發生。而政府的支出，在 Keynes 的理論中，被認為可以補足消費與投資的不足 — 也就是透過政府的開支，消耗掉市場上剩餘的產出，讓受僱者免於遭逢失業的威脅。而這也是 Keynes「需求管理」的概念。
John Maynard Keynes
於此同時，另一位經濟學家 Kuznets 在 1934 年在美國正式推出「國民所得帳」，並以複式簿記為基礎，設計出一套衡量美國經濟體系在一定期間內的整體產值。 1941 年英國在凱因斯的協助之下，也發展出類似的評估方式，而這兩套系統也成為兩國政府在制訂預算時重要的參考依據。至此，我們可以說，複式簿記的觀念已經走出商業，開始滲透至政府的領域當中了。
Simon Kuznets
二戰之後，國民所得帳的理論與實踐，在美國主導的各項計畫與國際組織（例如日後演變為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的「復興開發銀行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深入世界各國的腳步之下，蒐集國民所得數據成為各國的重要任務，促使國民所得會計的「全球化」時代的降臨。例如，馬歇爾計畫 (Marshall Plan) 的運作成功與否，在當時歐洲經濟合作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的共識之下，決定採用國民經濟帳目以審視各國整體進步的進程。新成立的聯合國 (United Nation) 在經濟學家的協助之下，於 1952 年正式發表國民經濟帳目系統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 ，因其高度標準化與高可比較性，故成為日後指導各國際組織及政府衡量「國家是否成功」的關鍵判準。
然而，這套系統的準確性與效益在一開始便受到創立者如 Keynes 及 Kuznets 的質疑。例如，無報酬的家務勞動便沒有列入 GDP 的計算當中。 Kuznets 更先見之明地擔憂，這些統計數據將不只鼓勵經濟成長，也會以經濟成長為目的，而忽略掉許多重要的成本：
目前並未包含在計量之中、甚至其中有些可能永遠也無法計量。例如從鄉村遷徙到都市，當中可觀的代價（從原本熟悉的環境中連根拔起、再適應城市生活隱姓埋名與較高開支的生活型態）。此外，無論對個人或社會而言，學習新技術顯然也是昂貴的過程。
GDP 對政策制訂者無疑傳達了誤導的訊息，如劍橋大學 Dasgupta 教授所言：
可在短期內將生產最大化的活動，並不需要保存對長期繁榮而言至關重要的資本存量。甚至於，只關注 GDP 的心態，事實上會引發人們想要消耗資本存量的動機，因為利潤被當做所得看待。然而，延續健康的生態系統需要進行再投資，若不記錄這些再投資的成本，將會造成、同時也隱藏生態負債。
這些生態負債，根據 World Wildlife Fund 的調查，我們每年積欠四兆至四點五兆美金的全球生態債。
如此驚人的數據，並沒有被忽視。 2009 年，法國總統 Sarkozy 質疑 GDP 作為衡量國民福祉的可靠程度。感受到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的雙重壓力、以及建構一個解決經濟與環保之間的緊張關係的需求之下， Sarkozy 邀請 Stiglitz 、 Sen 和 Fitoussi 等著名的經濟學家，成立一個委員會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並在研究後提出不同於只估算產值的評量尺度。他們認為，至少要用七個標準來衡量國民的生活品質，例如健康、教育、環境、就業、物質福利、人際關係與政治參與。此外，他們也建議將公平及永續性納入衡量之中。不過，在更早之前， 1990 年的 Sen 和 Mahbub 已構想出「人類發展指數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企圖發展出一套與人類生活更相關、超越 GDP 的福祉指數。
儘管，作者承認採行這套標準可能面臨更進一步將自然界資源「貼上標價、販售給出價最高的人」的商品化過程，但作者也認為，新的衡量標準具有重構價值觀、讓我們思考如何轉化資本主義空間為替代經濟體系的可能性。一如 Stiglitz 在 2009 年發表的報告中所述，我們應該在全球經濟經歷過非比尋常的崩潰之後，談談一個社會真正的目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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