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積電、捷安特，Dochi?
到底要一間台積電，還是要一千間捷安特，看專利申請數量、僱用人數、薪資與福利、內外銷產值、周邊產業相關度等數據，都只能反映一部分的事實；要討論國家的產業政策，在回顧這兩間公司的經營成果時，必須從歷史與政治的角度來加以討論。
台積電、捷安特（正確來說應該是巨大公司，捷安特是巨大公司的旗下品牌之一）的成立，各自代表着政府與民間的兩股力量。1970 年代中，臺灣政府產業政策走向高科技業，經過科技官僚的評估後，認為晶圓代工業具有戰略意涵，故先後透過經濟部出資取得RCA的技術、以及與飛利浦的合作，傾工研院的研發量能，逐步建構臺灣晶圓代工的技術實力，往後才打開了半導體產業的上下游（晶圓設計、封裝、測試、高科技創投業等）的發展空間。
巨大公司成立之初，即是幾位台灣人看到逐漸成長的美國自行車需求，加上遇到美國工人罷工事件，爭取到了大廠OEM的訂單，逐步站穩發展的腳步。隨著代工業務的發展，以及委託代工廠商逐低成本而居的策略，使巨大決定走向ODM與OBM的策略，成立自有品牌「捷安特」，透過高品質的產品，逐漸翻轉當時國外Made in Taiwan=劣等品的形象，逐步在荷蘭、美國、澳洲等地展開全球佈局。
不論是台積電、或是捷安特，事實上都是在各自領域已有相當實力的國際企業。也因為前者在事業成立之初，所需要的資金與技術門檻相當高，所以國家的政策介入成為必然，也注定了台積電在一開始，就不會是所謂的中小企業，但後者在創業歷程中，的確是白手起家，從小企業一步步長大成當今的跨國公司。
一旦我們的討論納入了歷史觀點，就會明白，產業政策的討論必須視產業性質而定，而制度面的設計也才是論證的焦點。
二、所以，制度設計上，政府需要挑選重點產業嗎？
回到國家政策介入產業發展的進程，在臺灣並不止有台積電。廣義來說，進口替代時期輕工業與國營企業的發展，以及投入相當多投資但成果並未如半導體業亮眼的汽車工業、以及近年來在國際夾殺之下黯然失色的DRAM產業等，也都證明了國家政策介入未必保證成功的產業發展 — 或者更精確的說，國家在產業發展上應扮演的角色與界線，需不需要「挑選重點產業予以扶植」？
國內學者王振寰在「追趕的極限」一書，總結臺灣過去產業發展的經驗認為，當今國家機器已無法策略性地選擇少數財閥，進行大規模的支援，反而需要的是國家機器轉型為「平台型國家 (Platform state) 」，以及其他制度的搭配。
平台型國家意指，國家機器不再帶領，或試圖與廠商合作共同研發技術，而是以「誘導者 (facilitator / enabler) 」的角色，創造一個使科學家、工程師、金融機構、廠商等可以自由交流的平台，並為此平台設立規範，維持平台的有效運作。
三、政府如何維繫好一個平台、擔任好的誘導者？
How Asia Works 這本書以亞洲各國產業發展為例，歸納出成功帶動日、韓20世紀產業發展的保護主義政策模式，主要包含「出口規訓」、「清除失敗者」、「大量支援」與「單一官僚機構」四大元素：
由於國家必須提供相當的保護與補貼來扶植國內業者，但又必須防範國內業者因此出現「尋租 (Rent seeking) 」的行為，故國家必須以國際銷售額作為判準，依廠商實際的出口表現來判斷是否有資格獲得保護或補貼。
因此，在強力執行出口規訓的國家之下的廠商，若要獲得保護與補貼，則必須努力發展技術、使其產品符合國際品質的要求。成功出口的廠商，國家會予以大量的支援，協助其持續發展技術與擴大規模；而無法在全球競爭下存活的廠商，則無法獲得國家的支援，進而被淘汰，是以「清除失敗者」。
最後，國家必須成立一個握有實權，規畫新生工業政策並提供保護與補貼的官僚機構，例如日本的通商產業省、韓國的經濟企劃院（對比臺灣，也許是由經建會轉型而來的國發會）。
四、回到臺灣的產業發展脈絡 — 雙元經濟結構
另外，我們也需考量到，台灣過去的產業結構是「雙元經濟結構」，也就是國營、大型企業主內；私營、中小型企業主外的特殊體制。中小企業選擇外銷，事實上是被迫靠自己的力量，自己作「出口規訓」（當然也是透過市場機制清除失敗者），因為國家早以國營企業的形式，滿足民生需求。
不論是國營企業，還是中小企業，兩者雖均帶來可觀的就業機會，但中小企業家數與從業人員數量歷年來均佔極大宗（畢竟國營企業的選材，得依靠國家考試，或者「裙帶資本主義」，有關係的才有機會。）因此發展、健全中小企業，才會被視為創造就業機會的重要來源，也成為較為重視經濟成果分配的政黨，發展公平正義理念的作法之一。
台積電嚴格說來，是政府在產業扶植的眾多案例當中，成果最為突出的一間，也不宜作為政府應介入挑選重點產業的理由。更何況，從台積電的案例中，政府做的是直接「創造」一間「重點企業」，其介入的程度，已超乎一般產業政策的層級，政府也冒了極大的投資風險 — 畢竟當時就是因為民間沒有人看好、願意投資，政府才跳下去作的，不是嗎？如果當時任何一個環節出了點差錯，政府的投資不就血本無歸了嗎？我們現在的財政能力、政府挑選產業的能力，面對當今更全球化的產業環境，可以做得跟當時一樣好嗎？
五、結論：創新的環境，比起要打造什麼企業重要
綜上觀之，當今國家產業政策所要做的，應該是開放產業向上競爭的可能性，在兼顧環境與社會價值（例如合理稅制、勞動條件、環境保護法規）的前提之下，搭建好融資與技術研發交流與媒合的平台、掃除創新與創業的障礙，鼓勵有意願將研發成果或構想商業化的人才走向國際，並視其適宜的市場特性，在不違反國際貿易法規之下結合民間力量給予實質支援。
沒錯，民間創業的成功機率非常低，但政府做的僅是建立好的制度，並沒有冒著投資失利的風險，排擠其他政府應該做的事情。說到底，政府的功能不就在於設計與執行制度嗎？冒險犯難的工作，還是交給創新創業能量更強的民間來做吧。
如此一來，創造出來的不管是下一個台積電、還是捷安特都好，重點是我們有了一個創新源源不絕、構想可以快速走向全球市場的環境 — 而這個良性競爭的商業體制，就必須依靠沒有太多包袱、機動性強、勇於創新與挑戰的中小企業了。而這才是這場論辯中應該仔細思考的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