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 go, or get dragged｜疫情下被迫中止西班牙交換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我腦袋昏昏沉沉的不太清楚，只知道是以一種飛快的速度，咻的一聲，毀掉我幾年來對於現在與未來的計畫。
二月中開始，西班牙疫情漸漸不樂觀，我不斷收到來自各方的關心，當然最多的是家人們的操心。但我仍是一直抱持著「不會吧哪有這麼嚴重」、「我都來到這裡了怎麼可能放棄」、「連交換都沒完成感覺好丟臉」等想法，不斷告訴身邊的人，真的沒事，我會照顧好我自己，無須對我的事太過操勞。
後來的某一天，無意間看見一個也在 UAM 唸書的朋友說她要回台灣了，當天就飛，我很驚訝，問了她很多關於怎麼會選擇離開呀、如何下定決心的、考量的點是什麼…諸如此類的問題。印象深刻的是，她告訴我，「這個真的得靠自己思考清楚，如果最後決定要回台灣，得快點。」
花了幾週時間深思自己為何來到這裡，交換的最終目的為何？若現在西班牙全面停課、封鎖，甚至多數時間只能待在自己家中，那麼我還有待在這的意義嗎？是不是在家能做的事，在台灣就能做了？若機場關閉、飛機全面停飛、封鎖邊境，我一個人在這裡要如何是好，又或者試想最壞的情況，如果我在馬德里病了，該怎麼辦？
在考量種種因素以後，我選擇放棄交換，回到台灣。
而我卻想不到，回家是一條漫漫長路。原定 3/15 搭乘阿聯酋航空飛到杜拜轉機，接著在 3/16 入境台灣。而在 3/14 晚上吃完晚餐後，我收到簡訊表示班機取消了，原因是為了防堵疫情，阿聯酋所有飛往台灣的班機全面停飛。
那天晚上心情是盪到谷底那般糟糕，除了航班被取消外，也和房東為了押金與房租的事吵了一架。總之，急忙撥通電話到台灣給家人（台灣時間凌晨五點），最後決定隔天起個大早打電話到阿聯酋駐馬德里辦公室處理。
一早我的精神很緊繃，隨便煎個玉米蛋吐司，煮杯拿鐵，倉促吃完早餐後，急忙撥電話給航空公司，可惜的是分機一直處在忙線狀態，當下我也顧不了太多，將前一晚收拾好的東西整理好，叫輛 Uber 就直接出發機場，打算臨櫃處理。時間早上 8:45，當時大家都還在睡，我沒留下隻字片語就離開那個我在西班牙的家，也沒和任何人道別。
在機場遇到超過三個台灣人和我一樣被取消班機，我想地勤人員也是萬般無奈，一開始給了我一支電話號碼請我自行解決，但…我找誰呢？歷經三小時的溝通（和辯論），最後花了額外 99 歐元，換到當天從馬德里飛杜拜（8 小時），再從杜拜飛東京（10 小時）的機票，這時候的自己已經別無選擇了，能回家就好。
在東京留宿一晚，可能是時差的關係我睡不太著，明明在機上沒吃什麼東西卻也不太餓，只在半夜吃了幾塊消化餅，就又爬回床上。可怎麼樣翻來覆去就是無法入眠，腦裡有太多思緒，情緒很滿，一時之間無法梳理清楚，便直接寫下《腳邊的小黃花》一文。
當飛機降落在桃園機場的那一刻，內心有的不是高興或慶幸，是無法止住的淚水，伴隨著轟隆轟隆的著地聲。
情況已經不一樣了，下機後不再像過去一樣可以直接過海關、提行李那樣簡單的入境，得先過一個防疫健檢調查的關口，而工作人員表示，在我降落前半小時，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將日本提升至第三級警示，所以原來的政策全改變了。換句話說大家必須再重新填寫別的調查表，且因為一切來的太突然，調查表發完了還在列印中…。
排隊等待的時間很長，此起彼落的交談聲、偶爾傳來的抱怨聲，或是工作人員們快速奔走的腳步聲錯落在耳邊，一時之間我也還沒清醒，原來我真的在台灣了呀。再過二十多分鐘，又有幾架班機降落，等待排隊的隊伍長達數公尺，各班機的機組人員也加入排隊行列，將整個通道擠得水洩不通，一些民眾也顯得等的焦躁。
而防疫成不成功，真的是靠國民的素質與大家的誠實程度。若你沒主動告知，工作人員會將你視為從「最後一個起飛點」當作旅客隔離層級的判斷標準。像是我搭乘長榮航空，從東京飛台北的班機，他們就將我與其他乘客一樣，歸類為單單從東京入境的人，並給我一張「自主健康管理」的表格。若我不說，他不知道我其實是從西班牙出境，途中在杜拜轉機，最後才由東京入境台灣。我告知後，他才臨時更換，讓我寫「居家檢疫書」，並開始一個一個詢問有沒有旅客是從歐洲入境台灣的。雖說這件事讓我滿頭問號，但檢疫人員們只有自己一個人，實在無法一一看照到每一位入境民眾，他們已經太辛苦，大家得乖乖配合、主動告知啊。
或許是我這趟路上所經的地方都稱得上是「嚴重疫區」，加上從三月初開始，一直感覺自己有點乾咳的情況，因此在檢疫單上被加註好幾顆星星，也比別人被攔住更久一些。最後，確定我必須採檢而被帶到採檢站，那是在第二航廈外，感覺像臨時搭建在路邊的小屋，來來去去的車多，被醫護人員問話都要用十足的力氣才能被聽見。結束後，搭乘防疫專車回到家，朝自己身上噴三百回的酒精後，開始一個人的居家檢疫生活。
我媽在家裡門口放一個以前用來推 Amy 的推車，那輛推車在隔離時期做為我和外界接觸的橋樑。家人託鄰居放置的東西、或是請警衛伯伯幫忙送的東西，都會放進籃子中，過十分鐘後才會通知我打開大門拿。我要是缺什麼食物、用品，告知媽媽一聲她也會找時間放進推車中。人生怎麼能有經歷這種生活模式的時候，有點趣味，卻又可悲。
早晚量體溫是必須，每天還會接到無數通電話，來自衛福部疾病管制署、新北市政府、三峽區公所、學校健康中心、龍學里里長…，我的位置會被追蹤，不能不接電話或是將手機關機。打來的每一個人都在問我一樣的問題，我也會很制式地回答我沒事，身體上是真的沒事，除了因為調時差，每天會在凌晨兩、三點醒來，或者會在奇怪的時間肚子餓以外，真的沒有大礙。
可是心理層面卻有很大的負擔，看似走的很毫不猶豫，事實上，做出這個決定很是艱難，內心來回拉扯數百次。現在看見西班牙的疫情急速惡化，每一個親友都說：「呀，幸好妳現在回來了，真的是很萬幸的決定！」但我實在不知道拿什麼詞彙來回應。
極少人知道我決定要離開馬德里的事，我很久沒讀大家的訊息也很久沒接電話，在隔離這一週的期間也順手把 Instagram 封存起來，心理狀態尚未整理好，對於來自各方的關心實在難以招架。如果說計畫這一切花了兩年，那打壞也只是一瞬間的事，當一切超出我所能掌控的範圍時，我變得太不知所措了，還沒有能力去拾起那些。
知道自己背負著太多祝福和期望，也明白自己是花了多少努力、費了多少力氣才來到這。正開始有了新生活、交了許多朋友、有了思考人生的時間與空間、漸漸不再失語。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沒有完成這項之於我極其重要的事，是我最大的不甘。內心的盛開處處都有陰影，這種感覺像是負了誰一樣。但其實最跨不過的，或許是對自我的期許吧。
一個認識七年的友人告訴我，「妳要相信這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他提醒了我，我知道自己不能氣餒太久。這十四天的日子，必須用來重新整頓自己，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每天感受身體的起伏與變化，好好檢視未來再計畫下一步。可不得不說，這真難，因為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幾天前向我的巴西朋友 N 問起馬德里的現況，她說， “There is a big feeling of fear, which is more contagious than the virus itself.” 現在 UAM 早已採取線上課程的方式，但聽起來仍是一團亂。從她的限時動態裡能看見，上街去超市買食物時路上是空無一人的，她甚至感覺這時候出門感覺有點罪惡感。可我希望不是只有她，而是所有人都能如此謹慎。
不知道世界何時會停止這一切，但必須原諒這漂浮的命運，和我衰竭的神經。我的 2019 跨年願望沒有成真，2020 不是個好年。
感謝給予關心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