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民主改革，李前總統對台灣的懸念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已離我們遠去，這位受世人推崇的哲人政治家以台灣的土地為經、歷史爲緯，完成一生的奮鬥，而台灣的獨立與民主化則是他一生懸念之所在。

這位智勇兼具的政治家在位12年，與人民共同完成台灣民主的第一次改革：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可謂功業崇隆。但是，他個人並不以此為限。在他晚年出版的「新，台灣的主張」中，他這樣評論自己高度參與的政治成果，在『第一次民主改革及其極限』的章節中，他說：

「威權政治的壓迫是直接的，激起的民主改革熱情，也相對波瀾壯闊。不斷民主改革，不但解決當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也是台灣存在價值的關鍵所在。但是近年來民主發展不但顯現疲態，甚至有退化的狀況。….第一次民主改革成就已達極限，碰到了無法突破的障礙。」

接著他說：

「改革必須靠人們的熱情。人民並不是不知道，現行民主體制亟需改革，但是像憲政架構等問題的改革倡議層次較高，就一般民眾而言，似相去甚遠，激不起人民的熱情，缺乏足夠的社會動力。…」

「因此改革要從人民切身的問題開始，而切身問題多數也是地方問題，所以目前充滿不公不義的地方政治，恰是第二次民主改革最理想的出發點。像歐美民主政治的發展，也是從中世紀城邦自治經驗開始，經過數百年的實踐，累積豐富的民主文化，才能建構出成熟的民主國家。」

誠然，自1990野百合學運以來，在人民的倡議與李前總統的配合與主導下，台灣開啟一連串的民主改革，讓長遠以來受到壓制的人民主權，能夠集中意志，掙脫威權政治的第一道枷鎖。證諸歷史，推翻威權政體，由於目標一致，眾人可以擯除歧見，同心協力，志在除舊並向未來展望佈新。然而，一旦進入民主治理的建構工程，則高度考驗眾人的民主素養以及民主文化的成熟度，是否足以支撐需要互相尊重、平等對待與自立利他的民主制度。

有鑑於政治學者杭亭頓「第三波」一書的提醒，李前總統擔憂台灣的民主體制可能擺回威權體制。就台灣的境況而言，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治改革後，社會裡仍然埋藏著威權的組織遺脈…….」他這樣分析。而比其他第三波民主國家更為險峻的是，台灣自始至終受到中國威權政體的威脅利誘，加上對方對我併吞的野心。一旦放棄民主體制，終將成為中國的「邊陲地方」。因此，台灣民主，沒有回頭路，也沒有一時半刻可以怠惰，對方始終尋找縫隙滲透，進行威權基因的轉殖。

如果第一次的民主改革是透過制度的締造，從形式的變革帶動民心的轉換；那麼，第二次的民主改革將會是民主文化的培養，以社會互動為場域，培養民主精神。期待人民透過相互肯認編織出堅韌的民主網絡，才得以禁得起全球化時代的政經考驗。有關民主文化的培養李前總統這樣建議：

「從地方生活共同課題切入，讓人民共同處理日常切身的公共事務，研議切身議題的解決方案，自可啟發人民的熱情，透過社會學習的過程，建立新的民主治理文化，則使人們突破既有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意識形態糾結，建構共同願景，最終也會突破地域界限，打造台灣整體民主的堅固基石。」

李前總統在執政之初所推動地方的社區總體營造，或許即意在佈局這個民主文化的地方著根。九0年代台灣的本土化從地方經營開始，尋找地方歷史與文化的脈理，從生活所在肯認自己的存在，以對抗從上而下的中國認同。那一次的運動以地方空間改造，地方（包括不同族群的生活所在）歷史文化所供給的本土認同，以及地方志工的組織化作為階段性成果。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全球化對政治經濟的衝擊，產業結構的改變，以及社區總體營造的未竟之功，讓「地方」再一次肩負台灣民主體制深根的重要角色。

「地方」的意義在哪裡呢？政治學者 Paul James 曾經這樣論說，越是全球化的時代越是要顧及反向倫理，也就是更小社群的存在，譬如「地方」。一個由身體介入日常的密集互動，不是網路虛擬，對夥伴的接納具有實實在在的物質性。從這個最基礎的存在，透過社會互動，形塑社群體和社群的道德和公領域。也只有從這裡出發，人們的政治認知不是只有資源分配（資源搶奪），或是抽象的政治概念的對抗（左或右），或是網路形象塑造（搏版面和粉絲互嗆）。而是必須互相分擔實際的生活責任，從這裡一步一步轉化為社群的公共空間。只有從真實的人，共同生活的互動，我們才能深刻理解政治原初的意涵：兼顧物質性和精神性的相互尊重和照顧，私領域和公領域相互參照的社群生活。

台灣的第一次民主改革集中在制度變革，改變國家層級的政治認知。第二次，我們必須進行反向倫理的照顧，從地方社群開始，從最初階的公私領域轉換，培養真正在地的民主精神。U. Beck 在「反思現代性」一書中，曾經論及次政治（sub-politics）的意義，亦即大制度（包括政府，黨派等）經常難以回應當代千變萬化的各種問題，個人的政治性將成為回應衝突與問題的重要能動者。個人的政治介入也不再是左右分明的，而是視情況調整的決定。綜合他對次政治的描述，顯然地方也才是個人政治能動性的真正培養場域。

台灣公民陣線2020政綱的第7號和第8號政綱就是針對地方設計的政策方向。第7號是「開放地方政黨，促進多元參與，改造地方政治」；第8號則是「地方創生與農業再生需以人為本」。

第7號政綱的核心主張就是：

「開放並鼓勵地方政黨的成立，搭配縣議會半數採政黨比例代表，地方政黨補助金依縣市議會政黨票計算，直轄市實施區自治，以公民連署取代參選保證金，大幅降低參政門檻，促進多元政治參與。

鼓勵地方新興公民力量轉化為政黨，強化政治課責，以「選黨，選政見，選責任」的新地方政治，逐漸取代「選人，選人情，選關說」的恩庇伺從體制。

以複數政黨認同（總統立委選甲黨，縣長議員選乙黨，甲乙兩黨可結盟），改善政黨結構；以中央地方雙元政黨體系，兼顧國家團結對外與社會多元民主，因應地緣政治下台灣面臨的中國威脅，以及全球化下社會各階層與各地方所面臨的各種挑戰與矛盾。」

而第8號政綱的主張則是：

「地方諸多問題，例如農業凋零，環境受創，政治惡化，文化棲地消失，產業無人繼承，孤老無人照顧等，實是社群有機體的網絡斷裂所致。呈現的社會失能政治惡化，導致社群建構的能動者- 青壯人口，更加外流。而地方的惡化又會影響更大範疇的區域和國家的治理。

面對這樣的頹勢，必須以賦能「社群網絡」的修復者，人，為主軸。而地方政治的特性，不在於僵硬的制度，不能硬性分類，公與私的互參，實踐者的重要性不下於政策制定。因此重在以人為本，以賦能能動者為主。強調在地生活機能的強化，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扶植在地產業，允許政策變通的空間與彈性，形成在地韌性。」

李前總統是一位不停止的思考者和行動者，在80高齡之年，仍四處走動闡揚其二次民主的理念。經民連與台灣公民陣線的夥伴們長期觀察與參與台灣政治的發展，透過相互的專業合作，得到類似的判斷和國家發展願景，並發展出更多細緻的分析和政策規劃。

台灣由威權政治轉化為民主體制，曾經是我們全體國人的驕傲。然而，民主政治並沒有完成的一天，不進則退，必須隨著不同的政經脈絡，調整政策。不能改變的是，對民主的信念，以及面對新局的韌性，而這樣的信念和能力必須在真正的日常政治場域經實踐而獲得。此刻的台灣需要第二次民主改革，從地方開始，不是包圍中央，而是補充已顯疲態以中央為主的政治環境。能動者也不是舊結構的政治勢力，而是，重置的地方政黨設計，以更加深化的民主經驗，更為多元的民主實踐，豐富民主想像，強化民主地基。才能禁得起中國強權的壓力測試，以及全球化的政經重組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