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 江大惠(1994) 神學的非殖民地化

簡介：文獻原在1992年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之神學研討會發表，1994年經作者修訂譯寫出版。當時中大崇基神學組講師江大惠形容，香港神學長期停留「殖民地化」階段，九七問題是契機。由於香港經驗有別於亞洲其他國家，應建立自家處境神學，正視港人恐懼，聆聽他們訴求。這論題至今仍是重要提醒。

*註釋及部份內文從略

(一) 九七：自己的課題

九七問題的呈現對香港神學界而言一項喜訊。香港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神學課題，神學的園地顯出了生機。過往香港不單在政治方面是殖民地，神學方面的情況也一樣。不單地方是借來的，時間是借來的，連神學也是借來的。香港這個小島缺乏天然資源，絕大部分資源依賴入口，神學也不例外。神學界的爭議通常都是將歐美的神學爭論搬到香港再上演一次，譬如基要/現代派的衝突、聖經無誤論、靈恩運動的波浪等等。

殖民地心態不單呈現在神學課題由活在另一個時空文化中的外人來決定，連神學的標準也要由舶來的權威來釐定。七十年代初期，香港大學有些土生的信徒在學運的衝擊下自己查經，在阿摩司書，何西亞書及以賽亞書中找出社會關懷的訊息，這項結果印證了他們信仰生活的經驗。但他們提出的社關訊息並不被其他福音派信徒所接納，因為還未有舶來的福音派神學權威認同這項立場，說不定又是社會福音派的變型。後來，司徒德(John Stott) 在《洛桑信約》一書中提了四、五頁肯定社會行動的話，立即被奉為金科玉律。聖經的說話，自己真實的信仰經歷不算數，要憑舶來的權威來認可，豈不可憐。同時，中文大學的團契在《明報月刊》的所發表「我們基督徒對時代與文化問題之看法」也肯定了信仰對中國及香港的承擔，這部比《洛桑信約》來得更早。這兩個例子都顯示出香港神學必須非殖民化」，不容永遠被外國牽著鼻子走。

說起來也臉紅，早在一九七四年，小山晃佑就在他的《水牛神學》一書中提出香港神學的課題就是「一九九七」。結果要八年之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才出版了一本收集了十七位香港基督徒作品的專集：《香港教會與香港前途》。小山晃佑在《水牛神學》提及香港的篇幅不過兩頁，除了指出九七問題，他又提出兩個分題。一是提醒香港人勿將香港當作飽食遠颺的中途站，用今日香港人的術語就是「蛙式」：抓夠就走。二是問耶利米書廿九章五至七節對香港的適切性。後來李熾昌果然以這段經文來勉勵港人要為這城求平安。當時生活在亞洲的小山晃佑果然對香港的處境有先知式的睿見。但他僅出了題目，內容仍然有待香港人來填上。九七出現不單成為香港信徒的挑戰，同時也開展了香港神學非殖民地化的過程。

(二) 神學：人的工夫[從略]

(三) 亞洲反省原則

一九七二年東南亞洲神學教育協會及東南亞神學研究院提出了「亞洲反省原則」作為亞洲神學的指引，冀望亞洲各地可以嘗試運用這些原則去建構亞洲的神學。亞洲各地有七項共同的特徵：(一)多元的種族、文化、社會體制；(二)殖民地的經歷；(三)正在進行國家重建、社會發展及現代化；(四)找尋身分角色：(五)本地宗教有廣泛的影響力；(六)塑造新的社會秩序；(七)基督徒佔人口中的少數。這七項特徵可以用作神學反省的參考，期望可以藉此找到自己的角色，將上帝的道在亞洲的實況中詮釋。

然而，亞洲反省原則不過是「原則」，在亞州不同地區實踐時會衍生出個別的亞洲神學。八十年代，韓國的民眾神學及台灣的鄉土神學分別以英文及中文面世便是亞洲神學較突出的例子。這兩種亞洲神學均強調活在處境中人民的重要性。神學反省的主要資料來源正是人民的經歷。人民，特別是那些受欺壓的人民，成為理解此時此地上帝旨意的指標。

正由於亞洲各地有不同的經歷，以致民眾神學，鄉土神學的成果不能直接移植到本港。香港無疑分享了亞洲的特色，但亦有她的獨特處。(一)香港社會是西化的中國人社會；(二)殖民地政府並沒有被港人仇視，反而香港人信任及尊重殖民地政府。殖民地不等於罪惡，而回歸、統一不代表光明，我相信這是韓國人沒法明白的現象。(三)比對大部分亞洲國家還在為現代化掙扎，香港己經相當發達及現代化。(四)這一點香港與其他亞洲地區有最大的共通點：正在找尋自己的身分；(五)除了澳門，傳統宗教的社會角色並不吃重；(六)香港已無需建立嶄新的社會秩序，大部分人均接受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七)無疑，基督徒僅佔社會的少數，連天主教徒還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九。由於這種種的特色，香港的神學必定有別於其他的亞洲神學。

(四) 香港人的經歷

正如鄉土神學與民眾神學，「人民」是神學研究的主體。對香港人經歷的認識和對香港社會的分析造成為香港神學不可或缺的工夫。

香港現有六百萬人口，其中一半生於中國。香港人或他們的父母曾經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如果活在中國是一項愉快的經歷，他們也不會千方百計來到這個殖民地。來香港生活需要適應新的方言及英語，他們的學歷、專業資格不一定受到承認，還要從社會底層做起。

活在這個世紀的中國人，事實上沒有多少太平日子過。辛亥革命的成果不過帶來軍閥的割據，日本早在一九三一年已經入侵東北，三七年繼續侵略中國的一半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所謂「和平」並沒有帶來長久的和平，隨後有國共的內戰。解放後，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土地改革後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百花齊放，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四人幫，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政治運動帶來生活的動盪，不知道自己會否成為下一個運動的對象。

對這些飽經戰火、政治動盪的人民來說，香港成為一處避難所。研究香港問題的社會學家劉兆佳認為戰後移居香港的中國人有強烈的功利取向及家庭主義。由於殖民地缺乏參政的渠道，香港人生活便以自己的家庭利益為本位。男一位學者李明堃認為還可以加上短視，對公眾事聲不關心，厭惡政治及貪得無厭的心態。很自然的，這批過客以個人的自由、經濟的得失來衡量生命。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更鼓勵了人對財富的追求。過往四十年，大多數香港人嘗過繁榮的好處，生活條件不斷改善，對他們來說，「民生」比「民族」、「民主」來得更加重要。「安定」與「繁榮」成為最重要的社會價值，而愛國、社會公義、民主等價值都要靠邊站。到底繁榮、發達是現實生活中經驗到的而理想卻是追不可及。難怪香港人一向擁護建制，冀望五十年不變。

比對香港經濟上驕人的成就，政治方面卻還在起步階段。雖然香港已經其備推行民主的種種條件：教育普及、自由而發達的傳媒、獨立的司法系統、穩定的經濟，不過，殖民地政府遲遲未建立民主的政制。一九九一年才舉行首次立法局議員直選，而且僅有六十席中的十八席由直選產生。由於政治長期以來為市民所忽視，以致本地亦少有經驗才幹的政治人物，其中不少還持有外國護照。

經濟巨人，政治侏儒雖然不理想，但這是香港的現實情況。香港人慣於接受外人的決定，只謀求在其中找尋生存的空間。有條件的亦紛紛找尋後路，幸而海外的不景氣令移民潮大大減弱。決定性的考慮不是愛國、愛港與否，而在乎那[裡]可以提供更佳的生活空間。

(五) 香港神學的嘗試

香港人的神學是站在香港人的角度、為香港人而寫，最好還要由香港人來撰寫。總之，要對香港的歷史、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背景有瞭解，認識活在這個時空的香港人，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他們的恐懼與焦慮，他們的心態及願望。聆聽他們的聲音。

我願意借兩段經文來指出，從普通人的立場來讀聖經可以挑戰傳統的詮譯。

(1) 出埃及記卅二：1–6,30–32[從略]

(2) 民數記十六：1–15,41–50

這是一段民選領袖的悲慘故事。民數記十三章說以色列民派往迦南地偵查的探子帶來壞消息。在迦南地居住的原居民十分強悍。十四章講到以色列民十分擔心、整夜哭泣、埋怨摩西、亞倫，想另選領袖領他們回埃及(十四:4)。但投訴引來更重的懲罰，所有以色列人都要死在曠野，進不了應許之地。以色列人知道了他們將會受的懲罰，只有更加恐懼、徬徨。講出心口話只惹來更重的懲罰，誰敢口吐真言呢？於是，有一班領袖起來挑戰摩西的領導。

民數記十六章綜合了多次的反抗行動，包括了可拉、大坍、亞比蘭、部分利未人及會眾。我的關心不在到底發生了多少次叛變、幾時發生，而是經文中記載了他們對摩西的指控，到底這些指控本身有沒有道理？作為民選的領袖，「有名望選入會中的人」(民十六:3)他們反映了人民的聲音。

第一項指控是平等的問題。「全會眾個個既是聖潔」(民十六:3)，以色列人「要歸我(耶和華)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出十九:6)，用改教時代的術語來說，信眾皆為祭司，為甚麼亞倫的子孫要比其他人「更平等」，可以壟斷祭司的職分？將祭司職分變成家族事業容易帶來腐化，以利和撒母耳企圖傳子的例子足以為鑑。

無疑，可拉等人可能藉此奪權，而不是想建立平等。但他們所提出的指控並非不合理，代表了被統治者的心聲。我們沒有證據他們是居心叵測。反而摩西將百姓對摩西、亞倫的不滿上綱上線到對耶和華的攻擊(十六:11)。

第二項指控是承諾兌現的問題。摩西并沒有將他們帶進了應許之地 — 「流奶與蜜之地，也沒有把地，和葡萄園，給我們為業」(民十六:14)。一個未能兌現諾言的政治領袖肯定會受到人民的挑戰，要求他下台，交出權柄。如果摩西預告以色列人中只有兩個人可以活著進入迦南，其餘都會葬身曠野，只有部分人的子孫會有機會居住在應許之地，我不知道有多少希伯來奴隸會願意離開埃及。況且即使進入迦南地，不過是新困難的開始，並不是永遠幸福地活下去。香港人生活在這個高度商業化的都市，對消費者的權益日漸醒覺，要求對版的貨品，自然不難體會曠野中百姓因承諾不兌現而憤憤不平的心情。

第三項是表達不滿、抗議的權利。對前景的恐懼產生埋怨、埋怨引致懲罰。但高壓的手段不能平息人民心中的真實感受。由民選領袖發起的反抗帶來他們和家眷的滅亡。但鎮壓并沒有嚇怕了百姓，他們「全體會眾」向摩西和亞倫提出抗議：耶和華的百姓被殺(民十六: 41或希伯來經卷十七:6)。

這班百姓原本十分懦弱、怕死，不敢面對強悍的迦南人，但當心底的聲音被壓制，連埋怨、投訴的權利都被剝削，那些埋怨、投訴人被殺。心中的怨屈、不平爆發出來，全體一致向摩西提出抗議，對同胞的死表示不公平。

就人民/百姓的立場而言，這些指控、投訴完全合法。它們代表了人民的心聲。但歷史上他們卻被稱為「罪人」、「陰謀家」、「叛徒」，他們是被咒詛的一群。無疑，其中有些是自私、軟弱、注重物質、缺乏耐性、反叛性強、不虔敬的，但他們也有表達自己的權利。聽聽人民發出的哀號、了解他們的焦慮與恐懼是建立神學的先決條件。就缺乏信心、重視現實物質的生活態度、欠缺理想、怯於承擔、反叛性強、不夠虔敬等特色來說，香港人與昔日的以色列百姓有許多共同地方。香港人較難去認同勇敢、有理想、肯犧牲、肯承措的摩西。將自己代入百姓，反而更容易體會到以色列民眾的犧牲與困局。

我不認為這兩段經文能為香港的處境提供答案，但香港人不難從以色列百姓掙扎、遭遇中找到共鳴。這些經文是可以與現代香港人的處境相對照。小山晃佑說：「第三世界的神學始於提問題」。我自己的經驗在閱讀聖經或神課題時也是問題多過答案。有了答案就沒有動力再去探索、反省，而神學思考需要我們此時此地作出反省。香港正處於神學的非殖民地化的過程中，本文正是嘗試從普羅大眾、小人物、被咒詛、被忽視、罪人的角度來作神學的反思，耶穌在世時最關心的豈不就是這班喪失方向、無力自救的小羊。

[原載陳慎慶編 ：《信仰的天空》，頁26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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