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霍華選讀：〈十年後〉

簡介：多年前參與本地社運，跟朋友談到扭曲時代的良心抉擇，想起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一篇散文，對社群與教會失敗有慘痛反省，今天回看仍鞭辟入裡。亂世行道，沒有光環或情緒勒索，惟有在具體責任裡回應上主、經歷寬恕。
〈十年後〉(Nach zehn Jahren)一文約寫於1942年聖誕，正值納粹黨上場第十年，扭曲政權彷彿如日中天。潘霍華參與軍方地下抵抗組織工作，在教會與軍方擔任雙重間諜，該組織主要目標是密謀行刺元首希特拉，剎停國家機器所製造亂局。潘霍華這文章在少數同道圈子裡流傳(包括Hans von Dohnanyi、Hans Oster及Eberhard Bethge)，文稿副本被發現藏於潘霍華父母舊居橫樑下，由此得以保存。

「十年人事幾翻新」，十年確是人生的過程。時間在我們的產業中是最寶貴的禮物，因為它是一去永不再回的。因此，人們回顧已失掉的光陰，往往覺得困惑。浪費的時間就是我們那未曾充分生活，沒讓經驗、創造力、喜樂以及痛苦使之豐滿的時間。浪費時間就是我們讓時間空著，沒有在麼東西好充實它。過去的十年並非如此。我們的損失固然是不可衡量的，但我們並不虛度光陰。真的，那單靠回憶來認識的知識與經驗，若與那真相，與我們那實際的生活相比，僅僅是此一一抽象之物而已。正如遺忘的功能是一種恩賜，記憶，就是記得我們所學習過的功課，乃是在責任感的生活上一種重要因素。往下的篇幅，我希望記錄一些我們在過去十年中所學習的功課，和所分享的經驗。這並非單單是個人的經驗，也非經過次序整頭出來的，更無意提供研討或使它理論化。我不過把一些意氣相投的朋友們對人生所發現的，約略記下來。其間唯一的聯繫，就是具體的經驗。事實上這些經驗並沒有甚麼新奇，都是早已知道了的。然而我們藉著直接的經驗得以重新認識它們。我每當執筆敘述這些事時，內心不能不深深感激這麼許多年來，我們居然可以享受，並維持這種心上的團契與生命上的交通。

無立足之地(Ohne Boden unter den Füßen)

誠然的，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世代，像我們的時代只有這麼小的一塊立足地。無論選擇哪一方面都是同樣的不可忍受。為著要逃避現實，我們試從過去或未來去尋求靈感，然而我們並不陶醉在幻夢中，卻能夠安靜地自信地待著目的完成。或許那些站在歷史轉換點而有責任感和有思想的先賢們，也曾與我們有同感，因為有種新的事物產生，而它的面目在目前的選擇中還不能分辨得出。

誰站立得穩呢(Wer hält stand)？

罪惡龐大的假面具踩摘踐踏了我們一切的倫理觀念。罪惡披戴著光明、善行，與歷史要求等假面具，完全迷亂了所有受過我們傳統道德制度薰陶的人。然而對於以聖經作為生活規範的基督徒，這不過更確定了罪惡的劣根性。

唯理主義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唯理義者的動機問然是好的，卻是幼稚地缺少了真實性。他幻想著以一點理性就足以糾正世界。以他的淺見，他希望使各方面都獲得公平。但在諸種衝突勢力的混亂中，他竟被顛簸得一無所成，他因世界的不夠理性而失望，最後認清了自己之徒勞無功，從戰鬥中退卻，懦弱地向勝利者投降。

道德狂熱者的全部崩潰比這更糟。他幻想著他的道德純潔可以與罪惡勢力相抗衡。可是，他像壯牛衝向紅布，而不是衝向拿著紅布的人，終於筋疲力竭而屈服。他僅糾纏著一些不關緊要的東西，以至陷入於對手巧妙的圈套中。

然後來了個有良知的人。在那必須作抉擇的情形下，他單槍匹馬地與那強大怪物相抗衡。但是因為有許多衝突正在發生著，而所有衝突都要求根本的選擇，而他除了自己的良心之外，沒有任何指導或援助，以致粉身碎骨。邪惡戴著許多假面具來接近他，使他的良知緊張和動搖。最後，他終於以無能為力作為無愧於心的藉口。為著避免失望，他開始向良知撒謊。如果一個人完全倚賴良知，他就不能清楚看出一個不好的良心有時候比那受騙的良知還要好還要強呢。

當一個人面對許多難於選擇的方向時，最穩妥的出路似乎是選擇「責任」一途。他把握住「絕對命令」，認為惟有這才是靠得住的。這絕對命令的責任是在創立者而不在於執行者。但當一個人局限於責任的範間真時，他從不自主地作任何冒險。然而惟有如此，他才能擊中惡者，以至克服它。只是有「責任」感的人終必被迫去給惡者他所應得的。

「自由」的人又怎樣呢？他是渴望在世界上站立得穩，他認為必要的行動是比無虧的良心，或應行的責任更有價值，他隨時可以為有效的和解去犧牲一種不切實的原則，隨時可以為著一種有效的過激主張去犧牲一種溫和的思想。還有呢？他必須儆醒，否則他的自由將變為他的毀滅，因為他在兩惡之間作選擇時，會錯認那他所想避免的較大邪惡原來是那較小的。在此我們有了悲劇的原料。

有人從公共生活的混亂中，從私人道德庇蔭所去尋找避難所。這種人，對他們周圍的那些不公平的事，必須閉著嘴，閉著眼睛。他們惟有自欺，才使自己不因責任的行動而沾染罪污。他們雖有所成就，但他們未竟的事業，卻使他們寧靜的心靈感到苦楚。他們若不是在這紛亂中淪於四分五裂，就是變成法利賽人中的最偽善的人。

誰真正站立得穩呢？惟有一種人，他最後的標準不是他的理性，不是他的原則，不是他的良知，不是他的自由，也不是他的道德；他願意隨時犧牲這一切，憑著信心，以順服與應命的行動遵從上帝的呼召，與祂完全的契合。這種人要努力使他整個生命響應上帝的呼召。

對社會的勇氣(Civilcourage)

說我們缺乏對社會的勇氣是甚麼意思呢？十年來我們表現了勇敢的精神，自我的犧牲，收穫甚豐，所差的就是對社會的勇氣，甚至在我們這般人當中也是如此。若說是個人的懦弱所致，這說法未免太簡單了，必須從別處去追尋背景。在悠久的歷史中，我們德國人得學習服從的力量和服從的必要。為應責任的呼召而抑制個人的慾望與意見，這精神使一個人的生命獲得崇高的意義。我們舉頭仰望，不是出於奴性的恐懼，而是由於自由的信託，把我們的責任作為一種呼召，把呼召作為一種天職。一個人隨時準備去服從由上而來的命令，而不按照自己認為是最好的私見去行，可說就是正當的「自我懷疑」的記號了。誰能夠否認在服從、盡職以及應召中，我們德國人一再從犧牲與勇敢方面表現了超越的能力？但是，德國人的自由 — 有哪一個國家像我們從路德到理想主義者那麼起勁的在談論自由呢 — 乃是藉著社會服務去努力解脫個人意志的束縛。他認為呼召與自由是一物兩面。問題是他不瞭解他所處的世界。他忘記了服從和自我犧牲可能為惡者所利用。一旦如此，那發號施令者本身一旦有了疑問，德國人所有的理想就將開始動搖。他必然犯了基本上的錯誤：他看不清在某種情形下，自由與負責任的行動，或許要比責任與呼召更優先。為抵償這錯誤，他一方面發展一種不負責任的魯莽行徑，另一方面又發展一種嚴酷的拘謹，不斷地阻撓行動。但是對社會的勇氣，只能從自由人的自由責任發展出來。現在德國人剛開始發現自由責任的意義，就是倚靠這位要求我們以勇敢行動作為信仰之自由反應的上帝 — 祂應許將赦免和安慰給予在這過程中犯罪的人。

成功(Vom Erfolg)

雖然「成功」絕不能用來替惡行辯護，也不能為那使用壞手段去達成者作辯護，它可並不是道德中立者，依然可以說，歷史上的成功乃是生命延續的唯一基礎。那麼，一個人若負起道德責任要做些甚麼呢？像唐吉訶德(Don Quixote)加入攻擊新時代的隊伍嗎？還是承認自己的失敗，去接受新時代，並願意為它服務呢？這，誰也不敢說的。成功畢竟是歷史的製造者。而歷史的主宰常常是凌駕歷史變惡為善的製造者。但若忽略成功的道德意義，就是表示對歷史認識之膚淺，並對責任觀念之錯誤。因此，我們對成功之道德問題，必須加以慎重的檢討，這是對我們頗有益處的。每當善德成功時，我們可能認為成功並沒有甚麼道德的意義。可是一旦人們以罪惡手段來達到成功時，問題就發生了。若是像安樂椅上的批評家那樣來辯論這個問題，無異是拒絕去面對現實。機會主義也無能為力，因為那是等於對成功投降。我們必須下決心，不要做個憤激的批評家，也不要祇做個機會主義者。我們必須分擔塑造歷史的全部責任，無論是身為勝利者或是失敗者，祇有我們摒絕一切攔阻，負起歷史責任 — 因為知道這是上帝所加於我們的責任，我們才能比任何批評家或機會主義者更有效地與歷史事象取得聯繫。若面對註定的失敗而作英雄式的犧牲，並不是真英雄，而只是一個面對著將來的失敗者。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其主要的問題不是如何從某事上英勇地逃脫，而是要在這來臨的世界中如何生存？惟有這樣才能產生有效的結果，甚至暫時得受恥辱。總而言之，按照抽象的原則來行，總比以具體的責任來行容易得多。新生的世代：正在注視著我們，看我們在兩者之間究竟選擇那一種行動，因為這是關係他們那在危急中的將來。

患昧(Von der Dummheit)

愚昧對於善行是比惡行更危險的仇敵。你可以攻擊惡，可以戳破其假面具，或以武力攔阻它。惡的本身常帶有自我毀滅的種子，因為它最少是常常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但是愚昧我們卻防不勝防。對它，無論如何的反抗或加壓力，全都沒用，它更不受理性所拘束。倘若事實與個人偏見相抵觸時，它可以不需要去相信事實，但若事實是不可否認的，就把它放在一邊，認為這不過是個例外罷了。於是這笨漢，若與無賴漢相比。一定很覺自滿的。這種人容易造成危險的，因為要使他妄動並不難。是以對付愚昧的人比對付惡者要加倍小心，我們無法與愚者論道理，因為既無用又危險。

要適當地對付愚昧，先要認清它是甚麼。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愚昧在道德方面的缺陷是比知識方面的缺陷多。很有知識的人可能是愚夫，沒有知識的人也可能不是笨漢，這是我們在不同情況下發現，卻足以使我們驚異的。我們所得的印象是，愚眛是後天性而不是先天性的；它之形成乃在某種情形下，人甘於愚昧，或任憑別人來作弄他們。我們進一步觀察可以看出愚昧在不好交際或孤癖的人中較不普遍，而在那些出於自願或因迫於勢力而好與人交際的個人或團體中，就比較普遍。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愚昧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而不是心理學的問題。這是歷史環境影響人類的特殊形態，是外在因素的心理副產品。更嚴密的研究，則似乎任何強烈的革命，無論是政治或宗教的革命，都可能在一大部分人中造成一種愚昧的暴發。的確，這似乎是一個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定律。有權力的這一面必定需要別人的愚昧。這並非說人類的才能，如知識方面的才能，被阻遏或摧殘，而是因為權力太過猖獗，以致人類沒有獨立評判的餘地。他們放棄屢作嘗試 — 多少是不知不覺地 — 替自己估計這新的形勢。愚昧的人常常是頑固的，但我們切不要錯認他是獨立的。你會發覺，尤其是在與他談話中，好像不可能與他談，不可能與他的真我談話。你所面對的是一串連的口號、標語、或諸如此類的東西，因這些已把他拘束住了。他被咒詛所困，瞎了眼睛，他的人性被污辱、被利用。愚者一旦意志屈服而變為工具，他之進入惡是無遠弗屆的，可是他卻看不出這是罪惡。這裡存在著邪惡對人性的利用，敗壞人類性格，以致不可救藥的危險。在這一點上我們認清患者是不能以教育拯救的，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他法。除非救贖，人不能用理性的辯證來說服他。在這情形下，我們很可暸解為甚麼不需計較「人民」的看法是甚麼，而對於那些對思想行動負的人來說，這個問題又是多餘的。如聖經所說：「敬畏上帝是知識的開端。」換句話說，靈性的救贖是愚昧的唯一治療，惟此方法才能使人在上帝眼中生活得像個負責的人。

在想及人類的愚昧中，卻有一無可以安慰的，就是，我們沒有理由以為大多數的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愚昧的。最要緊的還得看我們的統治者希望從人當中獲得的益處，是要從人民的愚昧中獲得，還是從人民獨立的判斷及敏銳思想中獲得呢？

輕蔑人性(Menschenverachtung)？

最實在的危險是我們淪於一種輕蔑人性的態度。我們深知這是很大的錯誤，因為這使我們與人發生一種毫無裨益的關係。或許底下的思想可以幫我們脫離這個迷誤。這種態度所以錯誤，是因為它使我們陷入敵人最大錯誤的覆轍。凡是輕蔑他人的人是不可能與人打交道的。我們所輕蔑的別人過錯，在某種程度上常常就是我們自己的過錯。我們期望別人所做的往往超過我們自己所願意做的，這是常常見到的。我們為何至今還是對人性持著那麼理想的看法呢？我們為何不認清人性的脆弱，承認它易受試探所誘惑呢？我們在評估人的時候，應多從其痛苦方面，而少從其成功或失敗方面去評估。人與人之間最有益的關係 — 尤其是對我們軟弱的弟兄 — 即愛心，與人發生友誼的意向。甚至上帝也不輕視人性，祂為了人的緣故而成為人。

固有的公義(Immanente Gerechtigkeit)

一種令人驚奇的發現，而又是最不可爭辯的事，是罪惡往往在極短暫的時間內，證明了本身的愚昧，以至於破壞了本身的目的。這不是說每一樁惡行都立刻自動的得到報應，而是說故意違犯天律以期保全自己者，終必毀滅自己。這是從我們自己的經驗所學習來的，也可從許多方面去解釋的。但從其中可以獲得一個確定的結論，就是社會生活似乎是由於某些比任何被認為有決定性的因素還要有力的定律所管制著。因此，若忽略這些律而不加以注意，就是既不公平又不聰明。或許那就是亞里斯多德和聖多馬‧阿奎那所以規定慎重乃基本美德之一的緣故。慎重和愚昧並不是道德上不足介意的事。慎重的人不但洞悉各種具體情況的可能性，還能夠看到人類的行為是怎樣受社會生活的永恆律所限制。慎重的人作事正直，正直的人作事慎重。

誠然一切偉大的歷史性的作為正在不斷地忽略這些律。但問題卻是它這樣做是否根據某種原則，是否它另有自己的理由，還是在仍然認為凡破壞這些律的，甚至是不能避免的，也得被認為罪惡，因而除非這些律立即被重新建立且被尊重，否則就不是合理不是正當的了。當政治行動宣告目的在恢復法律而非單單呼喊自我護衛，就不一定是偽飾的行為了。世界的秩序簡直如此，只有重絕對規律和人權，才是最好的自我護衛的方法。這些規律或許有時會因必要而遭破壞，但若認必要為一個原則，而把規律拿到自己的手上來運用，遲早將會得到報應。歷史上固有的公義惟在懲賞人的行為，上帝永恆的公義卻在試驗和判斷人的心。

歷史中上帝的統治(Einige Glaubenssätze über das Walten Gottes in der Geschichte)

我相信上帝能夠，也必將從邪惡中彰顯出來。為達到這目的，祂需要善用各種事物的人。我相信上帝必賜與我們所需要的力量，去抵抗任何困難。但是祂不預先給予這恩賜，恐怕我們會倚賴自己，而不完全地仰望祂。如此堅強的信仰應該能夠抑制我們對將來的恐懼。我相信甚至我們的過錯也必能轉為對我們有好處。上帝不難於控制我們的過錯，並不比控制我們的所謂「善行」難些。我相信上帝並非僅僅是無時間性的命運支配者，而是對那真誠的禱告與負任的行為有所回應的。

信託(Vertrauen)

我們誰都知道被出賣是甚麼一回事。我們往往覺得猶大這人物是不可理解的，現在我們對他卻認識清楚。我們所呼吸的空氣若是充滿不信任，就會窒息我們。然而，當我們設法刺穿這不信任的層次時，我們就發現了那從來沒想到的信託。有了信託，我們就曉得把生命信託在他人手上。當我們的生活與行為不可避免地被人誤會時，我們曉得無保留地信託，我們知道最不可饒恕的就是播散或鼓勵不信任的情緒，也知道我們的任務是盡最大的力量去加強與培植人與人間的信託。信託一直是社會生活中最偉大、最寶貴、最罕有和最愉快的福分，雖然這信託祇能在猜疑的黑暗背景中才出現，我們學會了對惡棍的絕不信任，卻願把自己無保留地交給那值得我們信託的人。

品質的感覺(Qualitätsgefühl)

除非我們有勇氣為保留人與人之間的良善關係奮鬥，人類的一切價值即將淪沒於紛亂中。對這種保留的輕蔑態度，就同內心不安，和對傲慢者論價或諂媚一樣是下流的記號，凡把自己身分降低到下流水準的人，實在並不勝過後者。無論在甚麼地方，人若放棄了目標，而對於人品質的感覺與保留的力量衰竭了的話，那麼，混亂就在門前。任何地方若因物質的享受而容忍傲慢無恥的存在，那就是摒絕自尊，等於把防範洪水泛濫的門打開，讓擾亂的洪流衝破了我們所決志要防衛的水間，這是抵觸人性的犯罪行為。在別的世代，基督徒的責任也許在擁護人類平等，今日我們的責任卻是熱心地衛護人與人之間那應保留的權利。或有人要誣告我們是為自己的利益打算，或誣告我們是反社會關係，對這些卑鄙的諷刺必需泰然處之，這不過是匪徒們對禮制的經常抗議。若猶豫或屈服就是沒有認清危機，無疑的，也要使這些調侃之詞有了根據。我們目睹社會各階層的水準的普遍降低，同時也看到新的崇高的意識產生，足以把從前不同階層的社會人士都結集起來。崇高的品德是由自我的犧牲，由勇敢和對自己對社會之不屈不撓的責任感所產生和繁殖起來的。這種品德希望自己受到尊重，也很自然的尊重他人，無論是高階層或低階層的人。從始至終它要求恢復那已失掉了的品質感，和那基於品質的社會秩序。無論從那方面來說，品質乃是自滿的最嚴厲之仇敵。從社會方面來說，它包含停止對地位的追求，停止對「大人物」的崇拜。所需要的是睜開兩眼，上下觀看，當你選擇最親密的朋友時尤其如此。從文化方面來說，它意昧著從報紙、無線電回到書本上來，從激烈的活動回到安靜，從遊蕩閒散回到憶念懷古，從感情作用回到深思熟慮，從技術到藝術，從勢利到謙讓，從奢侈到節制。量是有競爭性的，質卻有相輔相成的功能。

同情心(Mitleiden)

我們要記得多數人的智慧只是從個人的經驗得來的。第一，這說明他們很少知道為甚麼防備，認為若遇到危險，總會有辦法混過去的。第二，它說明了他們對別人的痛苦為甚麼缺乏敏感。同情心的增長是與害怕災難來臨成正比例的，這種態度從道德方面來說有許多可原諒之處。沒有人願意迎頭去碰命運的，內心的呼求以及內在的力量，都是到危險臨頭時才拿得出來的。沒人能擔負世界上一切的痛苦與不公平的責任，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當作宇宙的裁判者。從心理學來說，我們之缺乏想像力，缺乏敏感，以及缺乏敏捷的心智，往往為鎮靜、自制、集注力以及忍受痛苦的力量所平衡。但從一個基督徒的觀點來說，任何這類補充都不能代替那最要緊的因素，即普及的同情心。基督閃避痛苦，直到時候來臨，但當時候來到時，他以一個自由人的雙手抓住它而支配它。基督有如聖經所告訴我們的，擔負所有人類的痛苦於一身，好像是他自己所應有的痛苦 — 一個非常的思想 — 而自由自在的甘心領受。不消說，我們並非基督，我們不需以任何行動或受任何痛苦來救贖全世界，我們也不需擔負這個無可忍受的重擔，我們不是主人，只是在歷史上的上主手中作工具而已。我們同情他人痛苦的容量是非常之有限，我們不是基督，但我們若做基督徒，就必需顯出基督普及的同情，並且為此而負起任來行動，把握我們的「時辰」，像自由人一般的面對危險，並顯出一種真正的同情。這同情是從基督為受苦的眾人所具的那種解放和救贖的愛發出的，而不是出於懼怕的。眼看而不肯動手去幫助人的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不必等到他自己受苦才有同情心。當他看到他的弟兄們，就是基督為他們受死的這些人的痛苦，就足以激起他的同情心了。

痛苦(Vom Leiden)

服從別人的命令而受苦，比作為自由的，責任感的人去承受痛苦容易得多。與他人一同受苦也比單獨受苦容易得多。像一個出名英雄般地受苦要比獨自受不名譽的苦容易，忍受肉身死亡的苦要比精神上受苦容易。基督所受的痛苦是自由人所受的，又是單獨的，不名譽的，且是肉體與精神都受苦難，從那個時候起有許許多多的基督徒也與祂同樣受苦。

現在與將來(Gegenwart und Zukunft)

我們一向認為人的一個起碼權利就是能夠預先計劃他自己的生活，無論是私生活或職業，但這已成為過去的事了。一連串高壓的事件迫使我們放棄「為明天憂慮」的念頭。但整個問題是在乎他們接受它是出於甘心樂意的信心(像登山寶訓的意義)，還是出於被迫的。對多數人來說，若不為前途計劃，就是意味過著輕浮與不負責任的生活，而單為目前打算。另外有些人卻在夢想著美麗的將來。這兩條路我們都不能夠採納，我們仍然得走那唯一的窄路，那條是往往不容易找到的路，我們得活得好像這就是最後一天，而同時又以信心與責任心活得像是前頭還有光明燦爛的將來。如耶利米在聖城將毀滅時說：「將來在此地必有人再買房屋、田地和葡萄園」(耶32:15)這與他當初所預言的災禍，正好是個動人的對照。當一切看起來都是漆黑無光時，那句話正是神所應允美好將來的神聖記號和保證了。思想與行動都得為未來的世代打算，每天要不畏懼不憂慮地活著 — 這就是實際情形迫使我們其有的精神。勇敢與堅定固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但卻是必要的。

樂觀(Optimismus)

作為一個悲觀者是比較謹慎的。悲觀是抵禦失望的一種保證，沒有人能說「我告訴過你」，這是謹慎的人講責樂觀者的話。樂觀的要素乃是不著重目前。樂觀是一種靈感、力量和盼望的泉源，是別人所放棄的。樂觀使一個人抬起頭來，為自己爭取前途，而不把它拱手讓給敵人。固然也有一種愚蠢而善變的樂觀是應該受譴責的。但為前途著想的樂觀，甚至一百次證明是錯誤，也不該被歧視。正如一個有病的人對於健康與活力沒有攻擊之餘地。有的人認樂觀為輕浮，有些基督徒認為希望，和為自己追求較美好的今生是不合宗教教訓的。他們相信混亂、騷擾以及災難禍患才是目前一切現象的意義，殊不知這純粹是出乎逃避或遁世主義的思想，他們放棄了保存生命和為著那未來世代奮鬥的責任。或許明天就是審判的日子。若然，我們將欣然地放棄為更好的將來努力，但我們不該於事前放棄。

不安全與死亡(Gefährdung und Tod)

最近幾年我們在前線認識了死亡，有時候我們也會驚訝，為甚麼當我們聽到同輩的人死亡的消息，還會那麼鎮定。我們不像從前那樣痛恨死亡，因為我們終於從它發現了一些好處，我們幾乎與它發生了感情。基本上說來，我們覺得自己已經是屬於死亡了，我們能過另一日子簡直是一種奇跡。但若說我們歡迎死亡那也不見得是真的 — 雖然我們都知道那對萬事澹泊的態度應如對瘟疫般躲避 — 我們的好奇心太大了，換句較審慎的話：我們仍然盼望在這破碎支離的生命上看出意義來。我們也不是想浪漫地死去，因為生命究竟太寶貴了。我們更不願意看到生命的意義也頻於危難 — 我們還不是那麼消沉失望的，我們深深知道生命所可能給予的喜樂。同樣的，我們也深深的知道生命的憂慮，以及因為長久不得安寧所產生的災難。我們仍然疼愛生命，但現在死亡己不能叫我們驚愕了。由於我們在戰時所經過的，我們殆難承認我們所願望的是不遭遇到偶然的或無謂的死亡，卻能為較高尚的目的而死。使人甘願受死，而自由自在地面對它的，不是任何外在的情況，而是我們那面對它的精神。

我們仍然有用嗎？(Sind wir noch brauchbar?)

我們已默默地見到罪惡的行為。很多風暴掠過我們的頭上。我們學會了欺騙與說雙關語的技術。經驗使我們互相猜疑，阻撓我們彼此的關懷和坦誠相待。酷烈的紛爭使我們疲勞甚至於憤世。我們仍然有用麼？我們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犬儒派的哲學家，不需要憤世嫉俗者，不需要巧妙的策士，而需要忠誠爽直的人。我們精神所儲存的是否夠用？我們對自己是否夠坦誠？我們是否肯不惜一切地再次尋回那簡單與正直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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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原文收錄於《獄中書簡》(Widerstand und Ergebung)，中譯文摘自許碧端譯，1999年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修訂重排第九版。閱讀類似文獻，要適應時代文化差距，亦留意漢譯有其來路，字面背後或反映德語及英語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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