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靜禱告與尼布爾的一家之言
第一次看到「寧靜禱告（serenity prayer）」這篇由美國神學家芮因霍・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所寫的經典祈禱文，是我早年在準備「變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講義時的偶然巧遇。當時覺得這三句禱詞言簡意賅，深富心靈療癒效果：它不只提醒我們在面對可改變的事要拿出勇氣，更讓我們在面對不可改變的事時，懂得要用平常心去寧靜地接納它，因為這個世界並非完美、盡如人意；而對必須在理想與現實間尋找折衷點的決策者來說，這句話使他們可以淡定泰然態度去作出困難的抉擇。不過，為了避免有人誤用這篇禱告，把可變的事姑息以對，把不可變的事卻又執著不放，尼布爾又加上了第三句，使這篇祈禱詞的意義變得更為完整：要用智慧去分辨什麼可變、什麼不可變。
這篇寧靜禱告的原文與翻譯如下：
不過，用寧靜禱告的「可變與不可變」作為問題的分類，放到變革管理場域中就會發現：管理者其實還須面對第三種「雖被視為不可變但卻應該改變」的難題。針對這一「理論缺口」，後來我總結自己的工作經驗，就狗尾續貂地大膽加上第四句話：「對應改變而一時不可變的事，用耐心與毅力使它成為可變」。
加上這第四句話有兩個理由：(1) 在變革管理領域，不只以「可改變」的事作為對象，更要找出「應該改變」的事來進行變革；所以變革管理不可能在「不可變」的事面前戛然而止，必須進一步辨明這些一時不可變的事是否應該改變，如果屬實那就必須啟動變革管理的「解凍（unfreeze）（註1）」策略，將它從「不可變」轉化為「可變」，然後再用勇氣去完成它的變革。(2) 經濟學家有句名言「長期而言，所有成本都是變動成本，沒有固定成本。」意思是，把眼光放長放遠，天下沒有不能改變的東西；因此對於應該改變的事，我們就要用耐心與毅力去想方設法催化它，使它從不可變轉化為可變。
寧靜禱告的通透洞達引起了我對尼布爾的好奇。結果發現他其實是上世紀在美國享有很高評價的知名人物。他是美國歐巴馬總統口中最喜歡的哲學家；他反對種族歧視先知先覺的主張，也使19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深受鼓舞。最重要的是：他的科班神學訓練沒有使他變成象牙塔裡的宗教理論家，他悲天憫人的情懷使他成為一位扣緊時代與社會脈動、深富獨立思考精神的社會哲學家。
他的牧師生涯開始於美國的汽車工業城底特律，在那裏他親眼目睹早期工業社會將人物化的病態以及嚴重的貧富不均，他就從這裡展開了一生的心路思辯歷程。他早年經歷了(1) 1930年代相當於資本主義崩盤的經濟大蕭條，(2) 馬克思社會主義因俄國革命成功而獲得實踐機會，以及(3) 德國的民主選舉卻產生出希特勒的獨裁政權，進而導致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等近代史上的空前事件。在這種大背景下，緊接地氣的尼布爾通過相當於「王國維三意境」的轉折，按照發表著作順序，歷經1915~1930年的自由主義，1930~1939年的社會主義，以及最後收斂到1940年之後的現實主義（realism）等階段性的思想蛻變；而他的終極懸念則始終聚焦在兩個基本問題上：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下所導致的貧富不均，以及民主政治在喪失應有的制衡功能後所潛藏的惡質化（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民粹化）危機。
尼布爾一生都以不斷著書立說方式，在建構一套可用以解決上述問題的理論體系，他從重新認識人性入手，並在這一基礎上演繹出整體政治思想。他的《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是一本奠基之作，書中尼布爾洞見了「群體理性低於個人理性」的事實。他發現：每個以自利為主的個人，仍都會有利他之心與利他之舉；但一旦進入群體，他就會為了群體利益而毫不遲疑地作出侵害其他群體利益的行為，對此他不只自認具有正當性，並且還會因此受到群體內部的讚揚。尼布爾認為這種群體的不理性就是導致社會變得不道德的根源；而資本主義貧富不均的擴大以及民主政治的惡質化，也都可從這一觀點來理解。
他另一本值得注意的書是《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child of the light and child of the darkness），這本書企圖為前一本書所提的問題找出解答。書中尼布爾用自己的語言把他心中的民主制度重新做了番詮釋，並把它作為有關問題的終極答案。他認為：人性的無私、利他善念是用來建構民主制度的必要能力；但人性自私自利的「惡念」（這是我為方便對照說明的用詞）則是一種無可避免的先天傾向，這時民主制度就反過來成為制約這一人性惡念的必要解方，因為人民可用選票讓以權謀私、違背民意的政權下台 — — 這使民主與人性間存在一種循環性的弔詭關係 — — 因此，民主制度就成為人性善念這一光明之子和惡念這一黑暗之子互相攻防的場域；而要使民主社會落實公平正義的民主精神，仰賴的絕非形式上的選民投票，而是要做到權力的分散，來充分發揮應有的監督與制衡作用；尼布爾認為：集中的權力，必然會使沒有權力者受到剝削；而權力也不會自動分散平衡，必須依賴機制來制約。
尼布爾自成一家的思想內容既深且廣，以上只是我根據印象所整理的個人心得，雖然形式上「斷章取義」非屬完整的回顧，但應該並未誤解他的原意。
值得注意的是：尼布爾在上一世紀所關注的兩個問題，後來雖有一段時間獲得緩解，但到今天它們其實都有更變本加厲的趨勢。首先看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問題，以美國為樣本：它今天0.1%人口所擁有財富是其他90%人口所擁有的總和，而中產階級的財富比重也從上世紀的60%劇降為40%，這些消失的財富都移轉到了高端有錢人身上。這種富者越富、越演越烈的馬太效應（註2）何以致之？在尼布爾所處以製造為主的工業時代，使資本家獲得累積財富的機會，造就了許多億萬富翁；不過，經過大蕭條以及社會主義思潮的衝擊，資本主義曾經作了一定程度的自我修正，因而只要努力也可累積財富的「美國夢」造就了大批中產階級，成為當時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但是進入21世紀後，過去硬邦邦的製造業主流地位被「以錢賺錢」的金融業取代，威力超前千百倍還不止的金融聚財模式，在馬太效應的指數放大之下就變成吸金怪獸，中產階級玩不起這種規模的金融遊戲開始急速消失，於是財富也就像腦充血般全部集中到0.1%人的身上。尼布爾對於當年相較今日尚屬小兒科的貧富懸殊現象，就已深感那是大家必須面對與解決的重大社會不穩定因素，如果他看到今天更極端化的所得分配數字，不知會有什麼反應？
其次看民主政治的惡質化發展問題，仍以美國為樣本：長期以來美國的民主政治除了以三權分立的憲法，以及自由化的資本主義作為基礎外，另外還有兩個社會性的重要支柱：(1) 正統平面與電子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與三大電視台等）；以及(2) 以哈佛耶魯等畢業生為主流的菁英政治傳統。但這種近200年來的相對穩定局面在進入網路的「去中心化」時代後，就開始快速崩解。過去成不了氣候的地方性騷動，通過網路（尤其是後來社群媒體所產生的強大結構性「同溫層效應stratosphere/echo chamber effect」）就可帶動大規模、全面性的「從眾」洪流；在選舉期間甚至還可能輕易動員草根力量，展現出左右選情的威力。這種「去中心化」的能量不只使過去的主流媒體望風披靡，不再能產生帶風向的功能；連同菁英政治傳統也被一併擊倒，使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一批不同以往的新面孔。不過，這種基於內部感性認同所構成的群體彼此間黨同伐異，互不信任/互不溝通，於是就使民主政治淪為民粹對抗，也使尼布爾所洞見「個體理性在群體中弱化」，亦即所謂「集體失智（groupthink）（註3）」現象成為政治場域中見怪不怪的常態。
尼布爾在上一世紀用自己的語言，從重新認識兼具善惡的人性開始，推論出人性的善念是使民主成為可能的依據，而民主也反過來成為制約人性惡念的必要制度；他還認為要使民主落實造福人類的目的，就必須使民主制度本身建立在權力分散的基礎上，以充分發揮必要的監督與制衡作用。事實上，尼布爾這個最後結論等於兜了一圈重新為美國憲法的三權分立精神作出背書。
古人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善念不足以成事，必須要有制度；而只有制度也不足以制約惡念，必須要看如何執行。資本主義先天上具有馬太效應的負面基因，而民主政治也隱藏有民粹化的風險因子，這兩個過去被視為普世價值的人類近代文明基石，目前都進入必須轉型再造的危機狀態。
作為尼布爾思想總結的民主制度，對選民來說其實是一種「自作自受」的制度：你自己投的票就自己去承擔後果，後悔已經沒用。但是尼布爾對民主政治的信心應該是建立在：這一制度也同時具有「能載舟、也能覆舟」的修正能力，亦即取得政權執政者如果以權謀私、胡作非為、戕害全民權益，那麼人民必然會用選票要它交出政權。
不過，依現在的情勢來看，不論是籠罩全球的貧富不均現象，或是民主政治的民粹化問題，對當代的人類來說都還是一樁處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進行式狀態的重大挑戰。
註1：「解凍」是變革管理開山鼻祖克特・盧文（Kurt Lewin）這位1940年代麻省理工心理學教授所首創的概念。他認為任何組織的現況都相當於處在「求穩、求變」兩股力量的合力大致相埒的「準平衡狀態（quasi-equilibrium）」，任何打破現況尋求變革的企圖都是在強化「求變」的力量，因此必然會遭遇來自「求穩」力量反撲所形成的阻力。因而推動系統變革不能期望一蹴而成，一步到位，必須分「解凍、變革、回凍（unfreeze, change, refreeze）」三步來走；而其中最重要的解凍就是要化解阻力/營造助力，為變革的順利執行奠定基礎；這也就是著名的盧文「變革三部曲」。盧文的這套經典可用1970年代所發展的巨變模型作出清楚的質性詮釋、甚至量化分析；這一題目我將另文說明。
註2：馬太效應是指《聖經・馬太福音》第13章12節中「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這句話所反映「奉有餘、損不足」「火上加油、雪上加霜」的正反饋效應。
註3：集體失智是心理學家詹尼士（Irvine Janis）於1972年所提出的概念，可說是尼布爾「個體理性在群體中弱化」理論的具體寫照，它通常反映出以下現象：(1)看問題採選擇性（自己不會犯錯，錯誤都往對方身上去找）；(2)判斷問題用雙重標準（女兒做沒問題，媳婦做就有問題）；(3)設計對策預設立場（預設神主牌，再有效的方案只要過不了神主牌的關，就通通不考慮）；(4)抉擇對策不顧後果（一切以政治正確為準，不管對策有無解題效果，也不計它副作用的嚴重性）。歷史上集體失智事件其實很多，清末義和團事件就是其中的一個慘痛教訓。時間是集體失智現象的最後裁判者。集體失智問題將來還會另文討論。
本文作者：毛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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