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燈會到燈藝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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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Mao’s Lab

Feb 12, 2023

一九九〇年在台北創立的燈會，從二〇〇一年起改在台灣各縣市輪流舉辦；到了二十三年後的今年，展場又輪回台北。日前在幾位老同事引導下，到場觀賞，頗有感想，在此與大家分享。
當年交通部張建邦部長交代說「每年元宵台北的萬華龍山寺、松山慈祐宮、關渡天后宮等三處都展出電動花燈，但分散太開，有無可能將它們集中一處展出，方便民眾觀賞」。於是根據這一簡單的想法，編制123人的交通部觀光局，就在當時剛滿四十歲擔任局長的本人帶領下，開始無中生有催生台北燈會。

因為一方面有「要做就做大」的念頭，所以挑選四圍邊長約兩公里的中正紀念堂四週道路做展場；另方面也有要使它成為具有在地特色的國際級觀光節慶活動的決心，所以打出「民俗文化根、傳統國際化」的口號當主題訴求。

不過，工程師出身的本人很快發現自己所要推動的，竟然是一件無法先畫藍圖再施工的工程，因為當時誰也講不清楚燈會該長什麼樣子。面對局內同事們的質疑，我丟出來的名言是「且戰且走」！三十年後發現，這其實就是目前流行的agile 管理法。它的特性是「在目標已定，但資訊還不完整時，就開始小步快跑，再根據一路所取得的回饋資訊，以不斷修正路線方式來達成目標」，也就是「摸石子過河」的意思。因此，當年找來諮詢的學者專家們就充滿豪情地說，我們策展燈會是在「創造傳統」。

第一屆燈會有很多故事：為了白天集客以使晚上開燈典禮有觀眾，引來鹿港天后宮自動請纓，帶陣頭來燈會表演；不料他們把宮裡的媽祖也一起請來「出巡台北」，結果就在杭州南路設了個媽祖壇，五天四夜燈會期間，信眾共捐出了五百多萬香油錢。燈會是當年國內規模最大的嘉年華會，而在大約三百多萬人次觀眾中，光被無線電志工團隊以及女警隊找到的走失兒童就高達600多人，幸虧全數都被家長領回。

後來成為開燈式特色的二十四支「掃角」是在鹿港陣頭中被發現的。當時就引發我可用「發號、擊鼓、鳴鑼」方式來進行燈會主燈開燈儀式的想法，於是就要他們在元宵當天早上先到台北來排演。結果在開燈台兩側一字排開後，領隊問我該吹幾響？我愣了一下後，就問「媽祖起駕」時吹幾響，他們回說九響；於是就當場定下「開燈官是總統吹九響，是院長吹八響」的「傳統」。第二屆燈會以後，除了掃角外，其餘的擊鼓與鳴鑼就找朱宗慶樂團來打，一打就是三十幾年，也成了傳統的一部分。

在「且戰且走」的燈會策展過程中，最傷神的還是「燈源」不足。寺廟電動花燈招來再多，還填不滿紀念堂單邊信義路段的半條街，其餘還有約等長的三邊路段要有燈展出才行，所以就鼓動觀光旅遊業來捐燈；獎勵學校拿學生優良作品來展覽等等，想盡各種辦法把空間塞滿。

實際展出時，注意到兩個狀況：首先是許多業界捐的燈，都是保麗龍作品，光源從外投射，完全沒有燈藝元素；所以後來就立下規矩，未來燈會必須堅持只展「內光源」的花燈。其次是在學生燈區發現一座從自家店門口拿來的廣告用「羊肉爐」掛燈，當下意識到必須把「製燈工藝向下扎根」作為辦理燈會的一項重要「社會責任」。因此就撈過界，編預算把有經驗與技術的燈藝師傅（如林健兒老師等），巡迴全台各地去培訓美勞老師，教學生製作花燈。這個效果後來從學生燈區開始，逐年擴散開來。

當年燈會策展另一帶有「理想主義」的初心是：既然做了，就不應讓它「人亡政息」，必須做好持續辦理的準備。所以，第一屆即使且戰且走，但我都要求每一分工小組都要寫工作日誌；等籌辦第二屆時，我甚至刻意將工作人員的任務搬風，來確立策展工作的SOP化。事實上，在完成第三屆燈會規劃但尚未上線時，我就已離職轉任高鐵的籌備工作；所幸接下來的歷任局長及觀光局同仁都能鍥而不捨、年年舉辦，後來還轉戰全台各地，使台灣的元宵節各處都有燈會。目前台灣燈會早已成為國際媒體（如國家地理、探索頻道）一致推崇是最精彩的國際嘉年華會之一。

巡禮今年的台北燈會，注意到在國際燈區的參展花燈，設計上固然各具文化特色，但都屬於下單給本地燈師所製作的作品；接著又看到傳統燈區裡，數不盡的古典與創意兼具，並帶有技術難度的一座座精緻花燈，工藝的精進讓人驚艷。其實在場的每座花燈，如果放到十幾年前，都有成為當年「年度燈王」的資格。面對這種情境，使我三十四年來第一次意識到「哇，台灣的燈藝已蔚為具國際水準的產業網絡了」。

在燈會現場，遇到一位現年三十一歲的中華花燈藝術協會理事長陳佳揚 — 他是從更生人翻轉成為國際級「花燈王」藍永旗的傳人 — 聽到他充滿自信與職業熱情地說出「全年都有公私部門，甚至國外訂單可接」時，更使我確信台灣的燈藝已經扎根，並成了新的文化傳統。

燈會的催生是個人早年公職的一項任務，後來在眾多有心人士棒棒薪傳因緣和合下，居然能成就出如此超乎預期的果實，確是始料未及。謹記下這份感恩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