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業化身成網絡「監護人」，這是我們想要的互聯網嗎？
試想一下，如果 Facebook 在選舉中屬意某位候選人，進而對傾向投給這個候選人的用戶發送『今天是選舉日』的提示，其他用戶的 timeline 就只收到貓貓照片，Facebook 這樣做有錯麼？哈佛大學網絡法律（cyber law）教授 Jonathan Zittrain 與 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 在哈佛大學課堂一場有關互聯網與社會的對談中提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 YouTube 觀看這個兩小時的對談）。
Facebook 等科技巨企控制了我們對話的空間、擁有大量關於我們的數據、掌握著莫大權力，同一時間，社交平台上大量的「假新聞」和仇恨言論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糾結之處，就如 Mark Zuckerberg 在對談中所說，正因爲現在網絡集中在少數的大企業身上，這些企業反而能夠快速地回應一些狀況。例如當 Facebook 發現 Cambridge Analytica 竊取 Facebook 用戶資訊時，Facebook 可以即時中止它的開發者戶口（developer account），阻止它繼續取得用戶資訊；換了是一個完全去中心化系統，要阻止類似 Cambridge Analytica 的濫用情況就沒有那麼輕易。在中心化的網絡，大企業成為用戶的「監護人」，指導著網絡如何被使用，讓用戶有一個「安全」的網絡環境。只不過，這是我們想要的互聯網嗎？
以前，互聯網公司向來把自己定位為網絡平台而非媒體，它們只是提供技術，讓有意聯繫的人聯繫，就像互聯網和萬維網本身，所以除了違法內容之外，它們都避免直接審核平台上的內容。2016年美國大選之後，傳出俄羅斯藉社交媒體的「假新聞」干預選舉，政府和輿論指責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把關不力，讓「假新聞」恣意散播。此後，網絡平台大改昔日態度，以阻止「假新聞」和仇恨言論散播為由，轉為更積極地篩選平台上的內容。例如在2012年就開始在網絡上活躍的美國極右翼陰謀論者 Alex Jones，他大部分社交媒體賬號在上年八月被相繼中止，包括了他有90萬用戶訂閱的 Twitter 賬號，理由就是因為它經常散播誤導言論和鼓吹暴力。在上年年尾的美國中期選舉期間，Facebook 更成立了一個「作戰室」（war room），集合了包括技術和法律等不同部門的團隊，還有很多科技的輔助，例如 Facebook 收購回來的 CrowdTangle 社群監察系統，能偵測正在快速散播的內容，使他們可以實時處理 Facebook 上有可能影響到選舉的虛假信息。
成了網路的「監護人」的不只社交媒體，還有一些控制了主要互聯網設施的企業。
就在上年 10 月 27 日，美國匹茲堡發生了一件槍擊事件，一名持槍男子 Robert Bowers 闖進「生命之樹」猶太教堂內開槍掃射，導致11 人死亡、6 人受傷。在行兇之前，他在一個名為 Gab 的社交平台上發文：「就算難看也不管了，我要上了。」這件事之後，Gab 成了新聞焦點。Gab 是一個像 Twitter 的社交平台，他們的宗旨是支持自由言論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在 Gab 的《社群守則》裡寫著，只有在用戶違反現行法律，例如發佈暴力、恐怖主義或兒童色情內容等情況下，它們才會出手禁止。這樣的政策吸引了很多極右翼支持者，平台上充斥歧視和偏見的帖文，在 CNN 和紐約時報等美國傳媒的報導裡，它被形容為極右翼、種族歧視、反猶太主義等激進思想的溫床。
Robert Bowers 行兇之後，Gab 亦中止了他的帳號。不過，輿論看來並不認同 Gab 對極端言論放任不管的態度，指責之聲此起彼落。公開評論一間公司的政策本來沒什麼大不了，但 Gab 隨後被網上支付公司 PayPal 和 Strip 中止其服務，雲計算公司 Joyent 和域名注冊公司 GoDaddy 亦先後中斷 Gab 的網絡。因為多間主流互聯網公司拒絕提供服務， 令到 Gab 無法收到用戶的費用，網站和流動應用也沒法運作，連同所有用戶的內容都被消失於互聯網。Gab 的 CEO Andrew Torba 認為，這是由網絡基礎服務公司對 Gab 進行的言論審查（它在一星期之後才找到另一間公司願意提供服務重新上線）。
由網絡服務公司化身成網絡「監護人」的事件並非罕見，在之前也有新納粹網站《Daily Stormer》因為發佈歧視和攻擊性內容，被 GoDaddy、Google 和分散式阻斷服務（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DDoS）防禦公司 Cloudflare（該公司曾在2014年協助香港「6.22民間全民投票」抵禦網絡攻擊）中止服務，同樣令網站被逼下線。
這些互聯網企業認為，它們有權去決定什麼內容適合出現在它們的網絡上面，畢竟《憲法》限制的是政府的權力，企業篩選它們網絡上的內容沒有違反言論自由。更何況，拒絕出版個別內容，實際上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份。
這些不受主流社交平台歡迎的用戶，本來還可以移到像 Gab 這些小眾平台。不過，若果小眾平台平身也被互聯網基礎服務供應商聯手抵制時，他們就很難在互聯網上生存。很多互聯網基礎服務，例如網絡接入和域名服務，它們處於互聯網架構的頂層，在正常運作中必不可少，可是這些服務的競爭不多，要轉別的服務供應商不容易。當這基礎服務供應商參與審查網絡內容時，它們就不再是針對個別的內容，而是把網站上相關與否的所有內容也一併移除。這就像電力公司不同意一個地方舉辦的主題演講，就截斷這個地方的電力供應，而類似的情況正在互聯網上發生。Cloudflare 的 CEO Matthew Prince 在《Daily Stormer》事件之後反省說：「我只要一覺醒來心情不佳，就能隨時決定什麼網站不可以在線上。我認為沒有人應該有這樣的權力。」
無疑，網絡上的激進言論會加深社會的兩極化甚至滋長暴力，但是讓私人企業直接去為我們決定什麼內容適合發表，繞過所有正當程序，既缺乏透明度，公眾亦無從監察。很多時候，企業並沒有一個公開的程序去處理申訴，外界根本無法判斷結果是否合理。而且，這些審查機制容易被濫用為消滅敵對聲音的方法，例如以大量投訴令平台自動撤下內容。巨頭科技企業本身已經有極大權力，把監管網絡言論的責任交給它們時，實際上沒有什麼可以制衡它們。或者，現在這些公司禁制的都是我們認為反感的言論，但我們不知道紅線會不會伸延到其他地方。就像計算機科學家 Matt Blaze 在 Twitter 上寫：「我很樂見像 Gab 這些鼓吹歧視的社群消失，不過若果由網上支付公司和基礎服務供應商來決定它們的存活，這令我感到不安。」
（原文刊於2019年3月19日《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