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濤
章濤
Jul 30 · 3 min read

我在上篇文章裏,談到「社會信用評分制」是結合了5G、人臉辨析、高清監控鏡頭、大數據、和AI等元素的產物,但在思考科技產物的運作時,也不能抽空社會背景。然而,在科技和社會層面的考慮外,不得不提的還有道德層面。

按現有資料,這系統會對民眾的一言一行評分,實施信用激勵和失信懲戒制度,一旦被評為「老賴」(即「失信被執行人」),就會在生活眾多範疇受到限制。但有趣的是,為大家「社會信用」作評分的,竟然是一家又一家的私營企業 — — 因為在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向8家私營企業發放牌照,允許其開發社會信用評級系統;而同年7月,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徵信機構「芝麻信用」更和最高人民法院實現系統連接,即時更新「老賴」資料。換言之,數以億計的個人資料就掌握在私營企業,而不是公共部門之手,這與一般人認知的理想數據管理,明顯有一定落差。

再者,評分制中牽涉的眾多科技,其發明原意都是促進社會發展,令人生活得更高效、更便利,但當事物便利得不需動腦思考,自動自覺地為你設計出最「合適」的做法,甚至連大機構和政府都對你的行動了解得一清二楚時,一方面當然是極高的社會效率,但另一方面,其實又是否代表了在數據計算以外的選擇都危險無比?若然科技依照有效運算後,替我選出了一家最「合適」的餐廳,我不但沒有採納,反而選了一間相當不濟的餐廳,結果換來一個不良好的消費經濟,但其實在宏觀的角度,這事豐富了我的人生體驗,所以不「合適」的選擇不一定是毫無價值。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正是我們對科技的趨之若鶩,催出生這把雙刃劍,而這張帳單前,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借用科技,可以創造出不同工具,為大家帶來方便、高效的生活,更可以設計出一套精密的評分制度,建構「和諧社會」,但當這個評分制度實行到極致時,意味著每個人都會變成一組分數,並會去捐血、做義工、舉報假貨等等來提升自己的信用分數。這種「道德功利化」的局面,又是否我們所樂見?

南朝梁武帝崇佛,在位期間廣築佛寺、抄經造像、供養僧侶、行善佈施,自覺做了很多功德,但達摩祖師卻只回應了一句「實無功德」,只因梁武帝造寺、渡僧、抄經之時,念茲在茲的都是自己,用「我相」來修;想不到的是,一千多年後的今天,這個有關「功德」的爭論竟然再次出現,而你我他都有可能變成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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