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網絡的生與死（下）
萬維網（World Wide Web，WWW）在1989年3月13日誕生，添·柏納斯-李（Tim Berners-Lee）當時是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軟件工程師，他在那天發表了萬維網這個構想，旨在互聯網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讓全世界自由分享資訊的平台。30年來，萬維網逐漸成長，徹成改變了人們接收資訊和獲取知識的方法。可是， 有如添·柏納斯-李所說，今天萬維網正朝一個危險的方向發展，萬維網非但沒有達致讓全人類開放交流的願景，反而我們離開這個目標越走越遠。
在網絡就像自來水一樣平常的今天，萬維網已經成為互聯網的代名詞，我們現在很難去想像未有萬維網的互聯網是怎麼樣。在上一篇裡，我們談到互聯網的功能是連接不同地方的電腦，把資料傳送到遠方。而連接之後能夠做什麼，則是由用戶運行的應用層軟件定義，而萬維網就是其中之一。這樣的互聯網應用層協定有很多，例如傳送檔案的FTP（檔案傳輸協定）、登錄遠端主機（包括BBS）的Telnet協定、接收電子郵件的IMAP/POP3協定、即時文字對話的IRC協定等，這些應用層協定，是電腦之間溝通的語言。
在萬維網出現之前，互聯網上也有各樣的資訊，但問題是，當時的資訊要使用很多種不同的協定來存取，而每種協定也要用特定的軟件來連接。即使是使用一樣的協定，內容之間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方法來引用和連結另一個地方的資訊。那時網絡上的資訊都是分散各處，縱使網絡上有很多資訊，但因為要先知道存取方法，用戶要找出這些資訊十分困難。
萬維網的出現就是要解決這個困難。萬維網設計了一個統一的網絡協定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來把互聯網上分散的資訊集合起來，並且用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來定義資訊的顯示方式，用戶能夠使用同一個軟件 — — 萬維網瀏覽器 — — 查看這些資訊。而且，萬維網為每一項網絡上的資源定義了一個統一的標示方法，稱為URL（統一資源定位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URL代表萬維網上文件的地址，使萬維網上的內容能夠互相指涉。互聯網是一個連結電腦的網絡，那麼萬維網就是一個連結信息的網絡；互聯網使用電纜連接電腦，在萬維網則是使用超連結（Hyperlink）。
承襲著互聯網的去中心化思想，添·柏納斯-李一開始設計萬維網時就強調它必須是「非中心化」，意思是沒有一個機構會負責控制和管理萬維網。一個全球的資訊網絡上的資訊數量會迅速增長，不同的內容會不斷出現、成長和整合，中央控制會成為這個系統的阻礙。萬維網由很多互不隸屬的網站組成，除了遵從一些技術上的基本要求之外，不同網站都是獨立地運作，並沒有一個人或者機構有權去決定什麼內容可以發佈、什麼不可以發佈。
萬維網的願景是一個讓任何人也有平等機會分享訊息的平台，網絡的開放性讓很多在傳統大眾傳播媒介被壓制的聲音能夠在網絡上表達。這些異議聲音能夠被廣泛傳播，被壓制的群體能夠在網絡上集合，討論他們認為重要的議題，說自己的故事，說服不同立場的人。網絡令集結在地域上分散的個體的成本大大降低，少眾的力量得以擴大。如果資訊就是權力的話，網絡不就是最理想的空間去改革社會和推動公義嗎？很多互聯網的早期倡導者都包著這個信念。
萬維網由「唯讀」進入「讀寫」的2.0階段
我們經常把最初由HTTP和HTML主導的萬維網稱為Web 1.0。在Web 1.0裡發佈內容，基本上需要自己建立網站。最早的時候，人們使用HTML來撰寫個人網站的內容，然後把檔案上載到萬維網伺服器，或者是GeoCities這些網頁寄存服務。雖然HTML已經比起要編寫程式簡單得多，但也是要時間去掌握的技術，所以不是每個互聯網用戶都會有個人網站。那時候也有網絡社群和論壇，但它們大多是以主題來分類。對於大部分用戶來說，Web 1.0是「唯讀」的。
到了2000年代，網誌（Blog）開始流行起來。使用Wordpress和Movable Type這些網誌軟件，或者Xanga和Blogger等平台，人們不再需要懂得HTML就能夠擁有個人網站，在網上生產內容的門檻大大降低，令很多人開始在萬維網上書寫不同的題材。有些網誌作者專注評論特定的議題或新聞，有些則作為個人日記。文章放在網絡上，好的內容會得到很多網站以超連結引用，令文章可以傳播得很廣。萬維網由「唯讀」進入「讀寫」的2.0階段。
網誌使建立網站變得相當容易，但它並沒有改變萬維網的結構 — — 每個網誌仍然是獨立的網站，用戶對自己的網誌有高度的控制。大部份的網誌軟件和平台都給予用戶很大彈性，用戶可以隨意修改網站的外觀和運作，例如安裝不同插件以增加新功能。那時候還有很多互相競爭的平台，用戶可以在不同平台之間選擇，或者把網誌內容由一個平台搬遷到另一個地方。因為網誌都是使用標準的萬維網協定和超連結，不同的網站能夠輕易互相連結，也有些新的協定在萬維網的基礎上加入社群互動功能，例如用RSS方便讀者追蹤網誌的更新，Salmon協定能夠把不同網誌之間的對話串連起來。
網誌標誌著萬維網的高峰，它示範了開放標準和良好用戶體驗能夠同時存在，亦因為去中心化，不同平台互相競爭，讓用戶有權選擇。只可惜，網誌的熱潮很快沒落，取而代之就是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這一類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取代了萬維網
和網誌不同，這些社交媒體是高度集中的平台。在社交媒體上，用戶既是內容生產者亦是受眾，生產的內容都是存放在社交平台的主機上，而很多時候用戶都要註冊成會員才能看到這些內容，引用和回應只能發生在同一個平台上，一些平台如Instagram甚至不支援平台以外的超連結。
這些社交媒體強行使自己成為內容生產者和受眾之間的中介。而這個中介，比起傳統的媒體如電視和報紙，它們擁有更大的權力。社交媒體不單止能夠決定什麼內容適合發表或者顯示在用者面前的次序，而且它們能夠收集大量有關用戶的行為數據。利用這些數據，它們足以影響用戶接收什麼內容，決定我們社會中那一些意見值得被看見和被討論。
萬維網的結構不斷改變，像Facebook的社群平台也不是第一天出現。設計和開發軟件的成本高，但電腦技術獨特之處，是可以零成本重複使用，而有了互聯網之後，企業不用大費周章建立網絡就可以觸及全世界。擴張的邊際成本低，換言之，企業規模越大，越有效益，也能發展得更快。這迫使科技企業要高速擴張，因為只要落後了，就會被競爭對手拋離。逐漸地，有些平台越來越大，變成無法超越。
網路效應造就「赢家通吃」
Snapchat曾經被認為是一家能夠與Facebook匹敵的公司。同樣是社群平台，它有很多新穎功能，例如標榜「閱後即焚」的短信、在照片引入AR（擴張實境，Augmented Reality）技術、或者是限時播放的「故事」，它把照相機變成一種對話的方式。Snapshot的創新吸引了很多厭倦了Facebook的年青人使用。看到Snapchat的興起，很多人期待它會成為下一個Facebook。而面對著Snapchat的挑戰，Facebook早就預備了對策。我們首先看到，是它把Snapchat的「故事」模式在Instagram上照辦煮碗地做一次，而這還只是個開始，之後的數個月，Facebook把Snapchat的特色功能一一「借用」，在它旗下的每一個平台，即是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上重現。Facebook借用Snapchat的功能是不是殺死Snapchat已經不重要，因為單單這樣做已經令很多人失去試用Snapchat的理由。而且Facebook不必令Snapchat消失，因為只要令Snapchat的成長慢下來，「網路效應」就足以使對手永遠無法超越自己。
「網路效應」是指當一個服務或者產品，會隨著使用人數的增長，而產生出更大的價值。平台累積的用戶數目越多，就越能夠吸引用戶使用。當身邊的人都在使用，媒體跟著不斷報導，這樣就會吸引更多的人使用，用戶的數字以幾何級數增加，使平台在市場的地位更難被後來者取代。這在社交平台特別明顯，當你大部分朋友也在Facebook上面，你可以很方便地和朋友聯絡，別人也能夠找到你。相比之下，要轉用一個新平台，因為開始的時候只得很少人在那裡，感覺荒涼，你也要重新建立朋友圈，故很難令人提起興趣。
私人企業聚合資本容易，令它們有更多資源去擴張，而「網路效應」更讓平台能夠築起護城河，使競爭對手難以與之抗衡。這樣的結果，就是令所有用戶逐漸聚集在少數社交平台上，造就今天赢家通吃（winners take all）的狀況。即使你仍然可以把文章刊登在自己的網誌或網站上，但要讓人看得見，你最後還是要把它放到少數社交平台上，因為大部分的受眾都在那兒。萬維網的權力集中到擁有這些平台的科技巨企身上，這些企業是今天網絡的「single point of failure」，而這正是互聯網和萬維網設計時所希望避免的情況。
今天來看，互聯網的理想徹底地失敗
但是，在社交平台上，資訊可以快速傳播，有人認為這可以成為推動民主自由的工具。今天來看，這個理想徹底地失敗。人們最後一次相信互聯網有能力推動社會變革的時候，或者是2010至2012年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之時。當時的革命者，利用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最新的社交媒體去組織示威和實時傳播現場消息，互聯網把遠在阿拉伯的示威帶到世界面前。當時評論認為互聯網對整個運動的動員和形成民意起著關鍵作用，甚至稱這次浪潮為「Twitter起義」或者「Facebook革命」，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Mark Pfeie更稱Twitter和Facebook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一時之間，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被高舉為突破專制國家的革命前線，只要讓那裡的人接上網絡，他們就自然會把專制政權推倒。
只不過，當革命浪潮退卻，人們重新審視網絡在這些運動的角色時，卻得到不同的結論。之後的一些研究指出，社交媒體對運動的作用被誇大，當時很多出現示威的國家的互聯網接入率仍然很低，而且在Twitter和Facebook上的帖文大部份都不是當地的語言，社交媒體在當地的影響十分有限。即使在一些網絡較普及的地方，示威組織者確實用社交媒體得到一些方便，只不過，那時候並非只有示威者在使用社交媒體，獨裁政府同樣利用互聯網去達到它們的目的，例如組織政府支持者去襲擊示威群眾和監控活躍分子的動向。《紐約客》作家Malcolm Gladwell也認為社交媒體並沒有帶來真正的變革，因為社交媒體上的關係薄弱，網絡上可以有上千個「朋友」，但真正認識的人只是少數。薄弱的連結，使得在這些平台上的大規模運動大都是低風險而且不要求參與者付出太多，難以帶來真正改變。
這之後的幾年，我們更看清楚網絡權力集中到少數企業時的困局。我們開始意識到社交媒體上充斥「假新聞」和仇恨言論，看見不同國家利用網絡上的「假用戶」，有系統地操縱著社會輿論。斯諾登披露美國情報機關的全球網絡監控和Cambridge Analytica竊取Facebook上的個人資料等事件，亦令我們看到今天網絡上私隱蕩然無存。
一時之間，互聯網由促成社會變革的希望，頓變成殺死民主的凶手。有些人要求 Twitter和Facebook等互聯網企業「承擔責任」，處理它們所建立的互聯網上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不過，由企業負責去解決社會問題，真的是一條出路嗎？巨頭科技企業本身已經有極大權力，把監管網絡言論的責任交給它們時，我們憑什麼去制衡呢？也有一些人希望回歸互聯網的初衷，把互聯網再次去中心化，嘗試建立一個更能保障私隱、更安全、更開放的網絡。不過，單靠科技終究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例如仇恨言論、「假新聞」並不會因為去中心化而消失。去中心化的價值，不在於它能解答我們的問題，而是它把壟斷打破，令任何人也有機會創造新方法去解決問題。若果每一個人都願意多走一步，科技才有可能帶來真正改變。
（原文刊於2018年12月4日《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