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馬來西亞的阿玲遇上台灣的玲子：21世紀鬱悶壓抑的女性心事
原文刊登於2020年3月份《The Affairs 週刊編集》Vol. 032
凝視著大銀幕上新加坡電影《熱帶雨》裡的女主角阿玲，讓我想起幾部當代台灣電影裡刻畫女性模樣的幾部作品。我聯想到在2001年《千禧曼波》裡想和男友豪豪分手，卻總是老給自己藉口花完五十萬後才說離開的Vicky；抑或是2016年《川流之島》當中面對台灣國道收費電子化後的裁員危機，同時必須顧及孩子並且追求自己愛情的嘉雯。此外，還有在2014年《迴光奏鳴曲》裡遭逢更年期、同時得守著南部空巢的失業婦女玲子。我想在某個平行時空的交會下，玲子應該會是阿玲最知心的好友了。
本文欲聚焦的重點，並非完全放在《熱帶雨》的敘事架構，而是希望透過當代台灣電影裡的女性角色，與《熱帶雨》阿玲的生活處境相互對話，試圖勾勒出不同地域間女性角色的共同輪廓與方向。
當阿玲遇上玲子
其中，特別是《熱帶雨》和《迴光奏鳴曲》描繪特定年齡階段女性（未滿45歲的中年女性）的生活過程，它們時而平行、時而交會穿插，彷彿早已預示著電影當中兩位主要女性角色的當下與未來。
新加坡的雨季所對應著的，是《迴光奏鳴曲》裡暗示台灣梅雨鋒面來襲的前期。阿玲身兼數職，在校擔任華語教師，回家還要照顧因中風而行動不便的公公；玲子則是一個受中國紡織產業影響而遭資遣的基層裁縫員，同時，她必須固定到醫院照料手術後的婆婆。
阿玲為了求子，她的肚皮受到無數排卵針扎的洗禮，滿是瘀青，卻仍受丈夫的冷落與最後情感上的出軌；另一方面，玲子的丈夫長期在中國經商，數通無法接上線的通話紀錄顯露著玲子所受的忽視，儘管她有個正值青春年華的女兒，長大女兒在外開展自己的生活，玲子一人獨處伴隨偶爾隔牆偷聽鄰居恩愛的聲音，日漸放大了她的寂寞。
跨域的女性處境，語言文化的矛盾
阿玲雖不是生長於台灣的女性，但是大部分的華人女性如阿玲、玲子此類步入中年危機的角色卻都有些共同的特質。比如除了顧養家人以外，面對婚姻關係長期疏離甚至面臨幾乎崩毀的程度，又同時要面對自己身心上的變化。
丈夫長期在身心上的缺席，使她們各自欲望（或者照料）的對象，分別投射到了男學生偉倫和玲子婆婆對面病床的男病患身上，中年女性的生活處境已然融入不同文化語境之中。相較於《迴光奏鳴曲》完全聚焦玲子個人生活的轉變，《熱帶雨》不只是純粹講述阿玲的心境轉換，導演陳哲藝更透過阿玲的身份設定，明示華文教學（更甚之，應是指廣義的華語文化）在新加坡日漸式微的處境。
更有趣的是，當華語文化在《熱帶雨》被化約為「語言課程」的符號時，反而巧妙閃躲了「華語文化」本身其實也是長期形塑華人女性困境的其中一環。是故，《熱帶雨》雖反映中年女性與面對家庭的困難，看似揉合性別處境與語言文化的關係，卻也實質隱含在電影裡並未察覺兩者間的矛盾之處，這將是未來仍得深思的問題。
尋找一個解放的出口
長期以來，性別處境往往被視作結構性的問題。當人人視社會為一個巨大無比的機器時，那麼個體便只是無法抗阻結構力量的一根螺絲釘。不過，個人絕不是沒有自己的選擇，電影敘事往往便是從微觀著手最為有力的方法。
當阿玲決定與出軌的丈夫離婚，離開正值雨季的新加坡，返回原在新加坡電視新聞上總是再現抗爭意象的馬來西亞。她眼見馬來西亞的鄉村聚落沒有陰雨，而是一片陽光普照。而在《迴光奏鳴曲》最後一幕六分鐘的長鏡頭裡，玲子又一次被大門反鎖而受困於家中。她用盡全力撞擊那道緊閉的門，第一次失敗的頹喪與潰堤成為第二次重新嘗試開門的驅動力。
無論是雨過天晴，或是透過日常之中常見的平庸瑣事，將它們轉化為當今中年女性面對生活困境的整體意象，《熱帶雨》與《迴光奏鳴曲》都在試圖為女性尋找一個可能的出口。儘管電影裡提供的出口，不是為了給現實生活一帖能解決困境的藥方，而是欲讓在場的觀眾直接尋找一個自己可以置身其中的位置，找到一種不單只是純粹透過旁觀而獲得理解的方法。
自1982年《光陰的故事》中楊德昌執導短片〈指望〉裡青春期的小芬，到他1983年的首部長片《海灘的一天》中步入家庭的佳莉，在當代台灣電影描寫女性心境的軌跡裡，《迴光奏鳴曲》的玲子彷彿成為女性們一路面對這個世界成長、變化的姿態，從女孩成為女人、從青年步入中年。而《熱帶雨》也同樣承接了此一女性敘事的視角，現象上看似只是幾場新加坡大雨裡的師生故事，其實這些雨水深處所埋藏的，滴滴都是女性難以直接袒露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