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屆台北電影節：短片《螻蟻》
「我」是最可怕的武器，一則強剝自我主體的現世政治寓言
所以，「我」，是什麼？「我」自古，就是兵器，是一把活生生的兵器。你得學著如何跟「我」相處，以便每日揮舞；且不只是你，人人也都憑自己的招法，使著自己的兵器。於是你與「我」，離得太遠，無以防身，靠得太近，則斲喪自己。……（盛浩偉，〈名為「我」之物〉）
今年正值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在今年的七月一號，林鄭月娥於習近平的監誓下正式就職第四任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也正式卸任。香港導演舒琪的徒弟任俠所拍攝的《螻蟻》短片從以中央政府通過編號取代姓名法案為背景，陳述主角馬二被警方莫名帶去高壓偵訊的過程。
劇情從馬二的身份開展，從名字「馬二」開始談起其父親希望主角別強出頭，只想當第一，這樣舉止可能惹禍上身作為後續情節的鋪陳。在細節中更直接明示點出當代社會對身體、生理上需求的管控與規訓，裝設有一台全自動男用自慰器以監測主角的睪固酮指數是否過量，一但監測發現過量便會直接強迫主角處理生理需求（就算不想，都得想）的荒謬舉動。這看似對身體監控相當壓迫的情節陳述，其實暗示著國家機器對人身自由的深度掌握，連同整個社會視為禁忌的性都在底下成為機器的附庸之一。
從被豢養的螞蟻窩、飼養螞蟻的主人馬二、馬二居住的空間、警方背後寫著規範漢字（簡體中文）的嚴禁逼供的偵訊室、以及被囚禁的看守所空間，這些空間相互交錯建構也暗示著香港生活地景如斗室般的狹窄與日常處境。過往皆使用正體中文（繁體中文）的香港在情節裡也已不再使用，警方只說普通話（官話），而主角只要一講粵語便會遭到糾正。
這些一看就明的壓迫，日常生活直現多是不合常理的「修正」與「施壓」，任俠從香港目前所面對的局勢提出了一個最為可怖的未來想像情境，並且可能不再只是想像，而是以正在加速實現的狀況前進著。從佔中、雨傘運動，乃至近期已有六位立法會議員的宣誓風波最後被法院判定失去議員資格，都使人在閱讀本片時讓這些相關議題一一被牽動著。
在影評人Pony所提及的香港主體性反思，螻蟻一詞最後夾帶著「我」一字，得重新做出反思的是「香港的主體性是什麼？」「什麼能代表香港？」「香港與中國的主體差異？」而如何重新確認香港主體？我認為這便是《螻蟻》一片最後的用意，它不提希望卻也並非完全絕望，我想到《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作者梁瑜在他的人類學筆記中認為：如果想要好好認識一個地方，你得先必須忘記過往被確認的自己（主體）。
身份認同在殖民與被殖民的歷史向度中錯綜複雜，《螻蟻》試圖用了一個相當明朗、易解卻也非常殘暴的情節使觀影者能直接進入狀況，如果這部電影的對象除了是給香港，產生同理，而更能主動地明瞭他們的身世，而主體在此緩緩再建與被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