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 整合多面歷史——探索臺灣人文與溫情主義的起源
好幾天前，壁虎先生在他的部落格（是說，來到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還有人寫部落格文實屬不易）從微觀到宏觀層面張貼三大系列文闡明 2019–2020 臺灣劇情電影的癥候。一言之蔽之，壁虎先生認為當代臺灣電影已經深陷人文主義（humanism）的陰影（用他個人新創的詞彙即「多力多滋的人文主義」，但我認為這其實不過是傳統人文主義的商業化變體）。
與此同時，我的朋友剛好貼了一篇馬丁・史柯西斯在哈潑雜誌上的長文連結給我。這篇長文耙梳了義大利電影巨擘費里尼的創作（這部分多虧去年的金馬經典影展，否則閱讀費里尼的部分可得多花不少心思），然而，史柯西斯其實意在批判當代電影面對「內容」與「策展」的媚俗與不知變通，商業機制全面宰制了電影藝術的自由思考，以致這個產業日趨僵化（他的槍口始終對準漫威系列電影）。很剛好的，這兩篇文章都彰顯了資本主義機制運作的弊病（如電影評論服膺於電影產業）與未來電影如何演化的大哉問（這個問題顯然過於弘大，我暫且打住不談）。
話說回來，我跟我的朋友都部分認同壁虎系列文的說法，但也有一部分不認同，或者說我們認為壁虎的論述仍過度化約了當今臺灣電影生態之所以成為如今光景的因果關係。談及人文主義，免不了要談到臺灣溫情主義的起源，人文主義與溫情主義之間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對應至臺灣社會有句最常講的話：「臺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或者借外國旅客之口為：「台灣人最棒的地方就是很有人情味。」
濫情主義的虛矯作品，固不值一談；好的、嚴肅認真的創作，如果仍只是將力氣放在「感動論述」的堆砌營造上，不斷將「感動」的效果強烈而立即地壓在閱聽者頭上，使讀者或觀眾只能沈浸在一種類似宗教聚會所的氣氛裡，卻不能再有空 間做其他的思考，或者辨別作品中究竟有多少可資思考、或因為真正深刻所以感 人的材料，那麼，「感動論述」的盛行，反映的恐怕正好是創作語彙與思考能力的貧困。這樣的作品，鼓勵並強化了台灣溫情主義文化的持續再生與擴大。加上媒體總是只能夠以派對、節慶的心情，跟著創作者的節拍起舞，簇擁著這樣的文化／藝術生產，而毫無評斷能力，則創作者、民眾與社會都只好原地打轉，難以出現跨越性的進步。（郭力昕，1999）
回顧過往文獻，我想，郭力昕應該是開出批判人文溫情主義第一槍的評論人。他在1999年中國時報點評攝影家阮義忠的作品，即點出臺灣藝文創作生態始終耽溺於溫情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意識形態，白話而言，這些作品的共通點就是「感動人心」就是力量。
想當然而，臺灣人文／溫情論之形成絕不是近幾年才浮現的現象。當我們稱之為「主義」（-ism），或者我更喜歡稱為「某某論」（以避免閱讀者對「主義式」的思想偏見），即意味著，這是近似於一套縝密且具有套套邏輯的思想體系（系統）。而這一切或許得歸功於臺灣自解嚴迄今，長達近三十餘年仍相當僵化的政治運作生態。
當1996年的趙少康於台北市長選舉辯論時，以正統中華民國國族主義之姿對著電視機吶喊：「若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又或是2004年連戰、宋楚瑜競選中華民國總統，下跪親吻臺灣土地的煽情舉動；或同一年陳水扁的228牽手護台灣活動。直到2018年至2020年韓國瑜以他那三寸不爛之舌帶出一股本土韓流，毫無疑問，臺灣政治宣傳始終為人文與溫情主義之濫觴。
不過，臺灣民主化歷程只有近三十年的歷史，換句話說，近代臺灣的選舉宣傳效果不過是剛好凸顯臺灣人民對於人文溫情論相當買單的現象。因此，追溯臺灣人文溫情論的最早根源，試著梳理溫情論如何在常民社會形塑而成，才是完整掌握當前臺灣之所以如此浸淫於溫情敘事的重要依歸。
人文主義與溫情主義或許可以說是後真相（post-truth）的祖先，它同樣符合「外在事實真相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的感受（認知偏差）」，因為無論談及人性（humanity）或情感，終究都得觸及人的感知。
最後，我的初步想法是，當代臺灣電影浮現的人文主義思潮陰影顯然只不過是臺灣整體人文主義思潮的冰山一角。
我認同看了壁虎一文後會高潮（相當愉悅）的感受，但我們這一代確實要開始深思、並且嘗試提出其他可能突破這類思潮的解方了。（尤其當如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楊德昌[的《麻將》]、蔡明亮[的《不散》]乃至於吳明益[的所有自然書寫作品]都已經開始提出他們的解方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