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做夢,夢裡上路

遲遲無法書寫這趟,如果以計畫執行來衡量可謂失敗的旅行,完全失控,徹底歪掉。

不知道該怎麼理解旅行的目的,出發前計畫的還是旅程結束時回頭看懂的?頭腦預先設想的抑或身體在旅途過程中逐漸經驗的?什麼又是旅行的經驗軌跡呢?必然是線性的累積嗎?有沒有可能僅如分子向世間隨機散布,或折返歸零像雨水落入土地成為無名涓滴?

因為安寧病房的工作機緣,我一直在拍攝安寧病房,上一部片紀錄幾乎住在病房裡陪病的家屬們,計畫下一部片要拍攝醫療照顧者。因而這趟旅行,除了計畫到修女會「垂死之家」做志工,也想去認識與漢文化或現代社會都似乎大為不同的藏人與印度人的生死觀:是什麼樣的信仰或文化能讓他們這樣看待死亡,不論是在家人的目送下卸開遺體餵給空行母,抑或是露天火化遺體不過是聖河邊人們生活諸種活動的其中一件?但由於從西藏到印度的計畫過於天真,實際上行不通,於是「改去達賴喇嘛住錫地達蘭薩拉好了,也是藏人的信仰中心啊!」,達蘭薩拉遂成為了我旅途的第一站。

初到達蘭薩拉時,我還到處問遇見的藏人達蘭薩拉附近可有天葬,結果每個人都回我:「喔,我聽說過西藏有這種葬法,但我在印度沒見過誒。」北印度高山沒有,那北北印拉達克,喜馬拉雅高原的一部分也是藏人傳統居地,總該有吧?結果在達蘭薩拉認識的第一個女孩Tsephel就是第三代拉達克人,她一臉困惑外加驚恐:「聽過這種葬法,但想起來有點可怕啊…我們好像一直都是火葬…」。直到兩週後自己去到拉達克,才總算徹底省悟生態環境裡沒有禿鷹這種動物何來的天葬哪!後來在加德滿都巴格瑪蒂河火葬場邊,導覽人告訴我他對葬儀形式的觀察:「印度之所以火葬因為環境濕熱多林木,相對的,西藏高原林木稀少卻有禿鷹。」環境裡有什麼取用什麼,儘管如何運用在於信仰或價值內涵,但文化形式或儀式,卻是依著環境孕生、隨著環境變化的。

放棄尋找在我腦海裡幾乎已成為象徵符號的天葬之後,我才開始看見眼前流亡藏人的現實生活。離開雪域高原、離開原有社會網絡與家人,來到濕熱多林木的印度,以朋友為兄弟師長為父母,用玉米粉做糌粑,風馬旗掛在天橋上……因著流亡而被迫改變的又豈止葬儀而已。

達蘭薩拉兩週加上拉達克兩週,旅程已經去掉三分之一時間。本來從拉達克飛回德里之後應該順向南下,前往第三站瓦拉納西緊接著到加爾各答當志工,我卻決定再回達蘭薩拉。

為什麼逆向重返達蘭薩拉,難以一言道盡。或許是離開當天認識的台灣人將他因為再度啟程無法繼續家教漢語的格西介紹給我;或許是才帶三天漢文班實在太短只記得每個人來到印度的年歲和想像未來時曖昧複雜的神情;或許是十月初應台灣人請法達賴喇嘛又有一場講經;也或許是第一次停留達蘭薩拉時經驗到太多難受,卻在拉達克夢到未來佛(Maitreya)示現,在夢裡將我的旅程倒轉,一日一日重又經歷昨日,然後遺忘,回到初發之日彷彿什麼也未曾發生。

或許上述每個都是原因也或許全都不是,我至今不能確定,但這個夢對我來說難以抵抗彷彿天啟或諭示。事實上拉達克是我的做夢之地,反覆夢到死亡、分離與菩薩之力,而且每個夢境都置身藏地高原,連台灣家人也生活在那。但這教我要怎麼說呢?一個旅行到遠方的故事,旅途的抉擇結果竟然源於自身夢境?本來以為不過在岔路口放任骰子隨機是個賭徒,原來寤寐之際不覺已開起神壇做起了自己的桌頭。

再回達蘭薩拉,每週都被時程表催促提醒自己下週真得走了,卻仍眼睜睜看著月亮都經歷了兩次輪迴。接手家教漢語的格西教我咒念與大禮拜儀式,我開始每天日落月升之際到大昭寺做大禮拜。也並不記數,就做到再也做不下去身體散開心緒崩潰,還得在夜晚安靜的寺院找個角落盡可能壓抑奔瀉的哭嚎。初到達蘭薩拉感覺到的難受才漸漸清晰,那難受既是我的又似乎不是我的。旅行的狀態本來已使得自己無從分心,整個人暴露在存在本身的脆弱渺小裡,漢文班學生們和經由他們不斷擴散認識的類似成長經歷的年輕人們又帶給我更深的虛浮感。他們像浮萍般輕佻快樂的水面下,無根的不安卻深不見底,彷彿哪裡都能去其實又無路可去。

達蘭薩拉的夜幕像海。做完禮拜回家途中都覺得自己走在一艘搖晃的大船上,大船晃晃悠悠不知要駛向何方,哪裏是岸?船上的人們能否有各自的夢,夢裡划向各自的岸?如果死亡是命運的大限,逼人們在信仰或生命的哪個奧秘之處尋找力量,流亡的舉目無岸是否也是一種命運,逼得自由愈發透斂堅硬而發出光芒,在信仰的厚土裡,指引藏人也給茫惑漂流在生命之涯的旅人如我,一點方向。

旅行至此轉向,不論後來的瓦拉納西、加德滿都、菩提伽耶,以及更後來的未來。桌頭不能脫身,只得持續在睡夢間開壇翻譯,梭尋自由的微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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