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麵非得要義大利人煮不可嗎?

Aaron Hsieh
到世界的職線距離
10 min readOct 31, 2017
圖一、東倫敦 Broadway Market 一隅 (Photo Credit: Aaron Hsieh)

倫敦的活力泉源,除了市中心五光十色的表演和夜生活之外,最具體而微地展現便是散落各個小區的假日市集。

假日市集總是很節制地只在假日出現,那多少替討厭規律生活的人創造了一點期待;那種當所有事物並非唾手可得的時代的期待。不同的市集自有不同的調性,二手物品、古著、手工小藝品、唱片、蔬果等不一而足,但也許最能替一個市集定調的,還是他的小吃區(Street Food)。雖然說是小吃,但和台灣的庶民小吃又不全然相同,這最主要顯現在兩個層面:國際化的料理、和不怎麼庶民的價格。

有別於小吃就是要便宜的直覺,倫敦的小吃價格大概也都在 £4-£6 之譜,這通常只包含了一個主餐;也許是一捲 Burritos(墨西哥捲餅)、也許是一碗 Pad Thai(泰式炒麵)、也許就一份 Chicken Tikka(印度烤雞),如果要加點飲料和其他配菜(Sides),一餐也可以吃到 £8 左右。與之相較,麥當勞的超值全餐約 £4.5,商業午餐坐下來約 £10,對比之下小吃的價格對於受薪的一般人而言也算不上真的便宜的選擇¹。但單就國際化的選項這件事,街頭小吃還是充滿魅力的。

圖二、自在的老闆與牙買加香辣雞攤販(Photo Credit: Aaron Hsieh)

這天我也抱著一點思鄉的情緒到了東倫敦的 Broadway Market 覓食。經過一個 Ton Katsu 的日式豬排攤的時候,一個加勒比海裔黑人正在向南歐面孔的白人同事介紹 Katsu 的原始意義,聽上去挺有意思,但總感到哪裡有些不太對勁。仔細觀察,「啊,原來這一攤一個東亞面孔的員工也沒有啊。」這在倫敦確實是挺稀奇的事,因為倫敦就是這麼一個人種豐富的地方:在 Kebab (土耳其烤肉)店裡頭找得到土耳其人、在 Tapas (西班牙下酒小菜)店裡看得到西班牙人、在賣 Pho(越南河粉)的店裡找得到越南人,那都是可以預期的事,中餐館只講中文甚至是有可能的,於是乎這一個這麼日系的攤販裡竟沒有日本人(或至少東亞人),確實並不尋常的。但若再深入一想:為什麼這明明在台灣見怪不怪的事,在倫敦卻會引起我的注意呢?

圖三、創意泰式料理小吃攤(Photo Credit: Aaron Hsieh)

在台北生活的時候,我大概不會預期一家義大利麵店一定會有義大利人;到壽司店如果真有日本來的師傅大概會是個賣點,但也並非必要;而泰國餐廳月亮蝦餅的故事大家也都熟悉了²。我想最大的理由,是因為我們壓根不會預期在台灣可以遇見來自「那個國家」的人吧。這並不是說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在台灣不存在,只是他們的數量不會讓我們產生這樣的預期;相較之下,倫敦的規模和多元性便很自然而然地能讓人產生這種文化預期³。

我不禁想像,如果台北也成了這樣一個人種和文化多元的地方,會是什麼樣的光景。

從好處來說,生活在一個人種和文化多元的城市,人就有比較高的機會取得更多的文化資本 — — 一種對於不同文化、人種、生活方式等差異的認知³。而一個城市市民的文化資本越高,他們就越有可能合力創造出一座偉大的城市;如果我們相信偉大代表的是國際化、充滿創意能量、洋溢自信的地方。

為什麼擁有比較多的文化資本可以產生這些效果呢?

一、文化資本是國際化的先決條件

國際化的本質就是對其他文化的認識和包容。你很難說一個人或地方非常的國際化,但他卻不認識或不願認識其他文化或生活的可能。包容比較困難,但如果是平常就能接觸到的事物,即使再不喜歡人也能建立基本的認知,而這樣的認知數量越大,就越能促進一個人對新事物或不同事物的理解力。這樣的人的預設不再會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人人得而誅之」,而會更接近「這件事和我不同我不太喜歡,但我知道有這樣的一群人喜歡那樣的生活方式」,於是對話和合作便有了基本的橋樑。

二、文化資本是創意的來源

創意很少是無中生有的;創意最常見的形式是來自現有元素的重組。想像你只有一盒 2x2 的方塊積木,而且全部是同種顏色的,而你身旁的人的積木不僅色彩繽紛,形狀和厚度也各有不同。在同樣的遊戲時間下,誰比較有機會創作出創意的作品呢?倫敦、紐約、和巴黎同時成為音樂、服飾、戲劇等多個領域的領頭羊並不是偶然,就和台灣本身作為東亞飲食的創意引擎一樣:一個地方能夠納入的多元資源越多,就越能激盪出創意的火花,而這種創意能夠把偉大輸出本地,進而擴大城市本身對於人群的吸引力。

三、文化資本可以幫助建立自我意識和自信

不認識他者的人最常陷入兩種思維模式:過度自我歸因或過度自我膨脹。所以如果處於相對劣勢時,很容易就把問題歸咎於自己不好的部分並把自己想得一無是處;而當比較處於優勢時,又過度放大自己的優點而不能認識到某些文化的習慣也許是在不同情境下更有優勢的做法。如果這些對於不同文化的認知,再也不必非得花費大量資源飛到國外就能取得,而能用很低的成本在日常生活中頻繁接觸,我們就能更公平地比較不同生活方式代表的好處跟壞處,理解自己目前生活方式所贏得和犧牲的東西,更有自信的選擇自己的生活,不再一昧羨慕外國的月亮,不再疑惑自己是誰。

至於要怎麼讓台灣也成為這種文化多元的中心的呢?我認為可以從下面兩點著手:

  1. 讓更多的台灣人出國歷練,並把這些從國外取得的文化資本帶回台灣。不是以單純批判的角度,而是從完整的脈絡介紹和倡議把資本分享給沒機會出國的同胞。
  2. 讓更多來台灣的多元人種留下來,並協助他們建立自己的社群。不再把群聚的其他人種當成應被管制的亂源,而是投入資源讓不同人種之前的互動成為可能。

這兩件事都不容易,在政策制定上需要權衡的事項也仍在交鋒。但幸運的是,台灣也確實已經有人在開始實踐了。前者如關注國際經驗分享的換日線專欄,後者如關注東南亞移工議題的 One-Forty 等。

倫敦的多元性當然也有它附帶的缺點,一如泰晤士河南北所隱含的階級軸線。但作為一個城市裡的少數族群,我很難想像若不是這座城市的包容性,我的倫敦生活如何成為可能。而我相信我們的家園也可以成為這樣的地方。

[1] 2017 年英鎊對台幣約 1:40。同年台灣小吃攤的食物約 40–60 NTD,麥當勞超值全餐約 100 NTD,一般商業午餐約 200 NTD。

[2] 月亮蝦餅並非起源於泰國的菜色,而是台灣泰式餐廳的發明。原生的泰國蝦餅為「金錢蝦餅」(tod mun goong),同為蝦醬製作但口感較不薄脆。

[3] 這裡純粹把文化資本視為對不同文化的認識程度,而非 Pierre Bourdieu 在《資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一文中精確定義的文化資本。

《本文同步刊載在換日線

後記

這篇文章轉載在《換日線》時引發了不少爭議,因為粉絲頁的留言串無法直接轉載,僅節錄部分有趣的討論在此。

Comment 1

台北車站旁邊都是
印尼餐店裡面是印尼人
泰國小吃店裡面是泰國人
越南小吃是阮月嬌的同胞啊
桃園後站是小河內街頭
桃園中正路上有泰國越南夜店
台灣人禁止消費
作者不用去倫敦才開始想像

Re:

台灣也有其他族裔的人與群居的地方,但問題就在於融合。

你可以在台灣找到很多東南亞移工的聚落,但你很難找到台灣人和東南亞移工一起生活在一起的場域。這一點其實才是倫敦最令人驚訝的地方:所有人種的人都是交融的生活在一起的。階級劃分當然有(Chelsea 和 Peckham 的人口組成就不同)、族裔群聚也當然有(Swiss Cottage 的日本人、Bow on Church 的印度人、Stockwell 的葡萄牙人),但你幾乎可以在任何社區找到任何人種的人,而這些人開的店也不會有那種對不同族裔的排斥感。

相對之下,台北人可能非得走到中山北路農安街口、台北車站後站、中和華新街,才有機會接觸到他們;如果大家知道些地方可以發現什麼寶藏的話。印尼餐廳裡「都沒有」印尼人和印尼餐廳裡「都是」印尼人其實是類似的問題:我們還沒有建立一個人種和文化多元的環境,讓所有人種都能自然地生活在一起,勇敢地展現自己的文化,並包容其他族裔的「融入」。

讓我引用一下自己的話:
這並不是說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在台灣不存在,只是他們的數量不會多到讓我們產生這樣的預期;相較之下,倫敦的規模和多元性,便很自然而然地能讓人產生這種文化預期。我不禁想像,如果台北也成了這樣一個人種和文化多元的地方,會是什麼樣的光景。

台灣很幸運,已經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更幸運的是,在這些族裔的人還在從事融合的早期,就有像 One-Forty,賽珍珠基金會的志工在努力推動關注與文化融合。如果身為台北的原生住民的我們也能一起建立這個適合人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環境,讓更多不同族裔的人也都有在這個城市「生活」而不只是「生存」的機會,不止沒有 “台灣人禁止消費” 這件事,也沒有排擠北車開齋節慶祝的事,這樣的城市不是更有魅力嗎?

Comment 2

作者想提的族群自然共生
比較類似移民與原居民族群共生

但是移工聚落就是台灣的多族群體現之一
再來才是新住民群體在各領域生活足跡
畢竟台灣的移工才是國際化的主體族群
跟歐美的國際化是移民組成不一樣

移民聚落和移工聚落沒有什麼差異
車站附近的移工商店
和各鄉鎮上的阮月嬌
開的越南小吃
都是多元的生活足跡
可能跟倫敦的組成不同
但想像上沒什麼差異

Comment 3

因為台灣的義大利和日本餐廳不是因為有很多義大利、日本人定居才出現的,只是台灣人想吃義式或日本料理,越南餐廳裡就都是越南人、東南亞雜貨店都是東南亞人啊。

Comment 4

換日線的選文讓人越來越失望了 ,連台灣現有的多元文化都看不到 ,在「倫敦」想像台灣要像「倫敦」那樣 ?!這不是崇洋媚外 ,什麼是崇洋媚外 ?!

Re:

其實我想說的不是「台北要像倫敦一樣」,而是「假如存在一個美好的世界的話,台北要如何和那個世界一樣」。倫敦並不是完美的世界:貧富差距、階級意識、恐攻犯罪等問題也自然存在,但是在那之外,美好世界裡應該具備的文化多元、思想自由卻是這個城市的重大資產。當然這是否是美好世界的必要條件仍有討論空間,但這是我此篇立論裡的前提假設。

台北不需要像誰一樣,沒有一個偉大的城市會因為「很像」另外一個城市就變得偉大。但我相信文化多元是一個偉大城市所必須的,所以我們只需要讓台北成為一個更能包容多元文化的地方即可,完全不需要「像倫敦那樣」呀。

台灣現有的文化多元比較常見的形式是同一族群的衍伸,比較少見的是異族群的兼容。同族群的衍伸,再次以食物為例:在台灣你可以發現從珍珠奶茶、布丁奶茶、紅豆奶茶的變化,這都是從同一菜系本來就慣用的食材所做的變化(粉圓、布丁、紅豆);但你很少看到荔枝果汁圓奶茶、珍珠印度香料茶、珍珠啤酒的變化,這是因為爆漿果汁圓、印度茶、啤酒並不是台灣飲食文化裡慣常的元素。撇開好不好吃不論(那畢竟主觀),但當一個城市裡有各式各樣這種跨文化元素存在的時候,也許就能讓我們有更多足以「見怪不怪」的創意了。

台灣現有的多元當然已經很好,但如果我們能夠繼續站在全人類的文化前沿再進一步往前推進,這樣的世界不是又朝完美更接近一些了嗎?

Comment 5

台灣在70~80年代經濟起飛時很"國際化",當時有很多日本和歐美人士來台做商業交流,現在也很"國際化",有好幾十萬的移工。所謂"國際化"有多層面定義。而且牽動的主要可能是經濟面向而非文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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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 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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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Lead @FAANG and unicorn startup. Author of "A Beginner Guide to Find Your First Overseas Job". Co-founder of startups & NGOs. Backpacker on the r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