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資訊超載，不讀不傳就萬無一失？

Doublethink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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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實驗室

14 min readSep 21, 2022

消極迴避不實訊息為民主社會帶來潛藏危機

陳韻如／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員
鍾文婷／獨立研究員，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育心理學博士
曾柏瑜／台灣民主實驗室副執行長
林育如／匹茲堡大學計算與資訊科學學院副教授

關鍵發現

網路社群媒體上資訊超載，難辨真偽的大量訊息令民眾倍感心理負擔，引發反感情緒如憤怒、疲憊。
面對難辨訊息真偽的無奈，部分民眾轉而對資訊迴避，傾向預設可疑訊息為假，一律刪除、拒看，阻斷不傳。此策略雖可能有助於抑制不實訊息的傳播，但長遠而言，個人因對訊息不深究、不查核、也不與人討論，恐成資訊孤島，失去學習新資訊與民主參與的能力。
採取迴避資訊的民眾，對政治時事關心度與媒體識讀能力上都顯較低；反之，面對資訊超載卻並無迴避的民眾，對政治時事的關心度為高，並對資訊的識讀及查證上，展現部分基本能力。
整體而言，民眾在反制不實訊息上，缺乏媒體識讀能力與此能力可培養的意識。建議政府理解民眾心理，積極協助識讀能力的培育，此為防治不實訊息的根本並有助於深化民主。

一、前言：資訊超載的文化背景

你是否也覺得每天需要注意數個不同社群媒體、通訊軟體上的資訊很令人吃不消呢？是否也逐步發展過濾的方式，以避免被四面八方湧入的資訊淹沒呢？以上的描述是許多當代人的心聲，也是許多學者研究的課題。早在 1960 年代，資訊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的現象就被學者提出來討論。阿寇夫在 1967 年的研究（參考來源 [1]）首先推翻了「越多資訊越有利於決策」的假設，並進一步指出高於某個量的資訊無法被整合進決策者的認知系統，甚至可能因為過多的認知負擔而使決策者產生混淆。回顧跨領域的資訊超載相關研究，資訊超載的狀況可能在各種各樣的情境中發生，而且發生時可能會影響個人的決策、溝通和組織的運作。換言之，資訊超載絕對不是個在當代才出現的新現象。

當代社會經歷了資訊革命、智慧型手機普及以及社群媒體誕生，處理著過去無法想像的資料量。溫伯格在他的著作《資訊爆炸之後》（參考來源 [2]）指出資訊超載逐漸從一種心理狀態和阻礙轉變成一種文化狀態。現在，資訊超載已經成為我們的日常，而台灣民主實驗室也在 2021 年底的一系列焦點團體訪談中，發現這樣的日常可能對個人識別不實訊息造成阻礙，甚至長遠來說對我們的民主公民社會造成不良影響。

台灣民主實驗室與匹茲堡大學社會動力實驗室的林育如教授與鍾文婷獨立研究員在 2021 年底合作執行了一項以質性調查為主的探索性研究，透過問卷與焦點訪談，深入調查台灣民眾面對網路社群媒體的訊息時，在判斷訊息真假與是否轉傳上所涉及的心理動機，目標在為國內不實訊息的防治提出對策（研究方法細節請見註解 [1]）。我們將分篇針對不同主題，分享研究分析的結果。

本研究由於主要著重於質性深入的探索，在樣本數上若與量化研究相比，屬於小樣本。然而小樣本半結構化的深入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在設下提問的方向後，並不受限於已設定好的變數，而是讓受訪者充分地提供自己的親身經驗，得以進一步探索研究者原來沒有預想到的關鍵變因，作為未來發展理論和其他大型量化研究提供新洞見。此報告所討論的重點資訊超載，原先並不是研究團隊設定要探索的面向，然而在訪談過程中，我們卻發現有 25% 的受訪者在討論自己如何認定訊息真假以及是否會傳出時，主動談及其心理動機和行動與超載的經驗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建議，未來在思考國內不實訊息的研究和防治上，有必要將此因素納入考量。

本文集中在資訊超載的現象，包括民眾所感受的心理負擔、個人的因應對策；並進一步探討民眾因資訊超載難辨真偽而採取對資訊的迴避，此類行為將有礙公民參與，成為阻礙民主社會發展的潛在危機。

二、面對資訊超載的心理反應與因應

參與深入訪談的 28 位民眾，男女比例約 6:4（1 人屬非二元性別），年齡分布於 23 至 70 歲（平均 47.4 歲，中位數 50.5 歲）；學歷方面，大學以上佔約將近 80%（高中職、大學、與研究所碩士學位各佔約 21%、53% 與 25%；1 人不便回答）。在這 28 位受訪者中，有 7 位談及資訊超載的經驗，這 7 位受訪者共佔總受訪者的四分之一，若依性別、年齡、及學位來觀察，並無呈現特別顯著的同質性（註解 [2]），此節我們先集中在了解資訊超載對這些人來說，是一種什麼樣的經驗：

1. 負面情緒所造成的心理負擔

談及資訊超載的受訪者都透露對此現象的負面情緒，有受訪者更明確描述了因無法辨別真偽的大量訊息，長期下來造成的心理負擔。受訪者 B5 （註解 [3]）表示：「長期看到這麼多負面的消息，變得整天都要去分析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久了之後就覺得，那種憤怒…那種疲憊的生氣。……每天都要去 focus 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受訪者 D3 表示：「…覺得很反感…這些消息真真假假太多了…」。

2. 避免接觸資訊，不深究也不轉傳

在提到資訊超載的受試者中，有五位採取了對資訊迴避的因應策略。在迴避中，他們對自己認定可疑資訊不深究，往往不會主動進行事實查核或與人討論訊息究竟正確與否，只是單純將這些需要花費他們更多心力的可疑資訊排除在外，從消極的刪除、到不轉傳，並積極宣導親友也不要轉傳。

比較消極的兩位受訪者， B7 直接刪除訊息以防受騙：「網路這種訊息那麼多。…覺得好像是詐騙…就是有點可怕…不曉得該不該相信。…有時候接到那種比較不可靠的訊息，我一般都會直接把他刪除。」受訪者 D3 則對於某些特定主題一概略過：「….這些我都覺得很煩，因為現在網軍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什麼事情發生了你回過頭去想，原來這個整個那個…太複雜。所以我只要看到中國看到微信看到淘寶我通通都不看。」這兩位受訪者在被問及自己過去半年來接觸社群軟體資訊的頻率時，B7 表明一天會看一次，D3 表明一週會看數次但並不會每天看。

較積極的三位，並不似前兩位較高程度的迴避，在被問及自己過去半年來接觸社群軟體資訊的頻率時，皆表示每天會接觸數次；然而這三位也表達了對無法一一查證可疑訊息的無奈，以及對可疑訊息到處流傳的擔憂，因此自行發展出其他對策來因應。受訪者 B1 傾向將訊息視為假：「…來路不明的文章太多了…可能裡面有一些會是真的，但是我覺得假的成分比較高…我不會傳出去…因為你一旦把這個資訊傳給別人，那別人如果相信了…會影響他的一些決定或是想法…我不想要去影響到別人。」受訪者 A8 表示不應傳出製造他人恐慌：「…現在 Line 的訊息真的每天都好多…我又沒有辦法去分辨說，他是真的還是假的。那如果我這樣子傳出去，就是也怕會造成恐慌。」受訪者 A1 把範圍擴大到說服親人阻斷資訊：「…現在訊息就是太亂了…我可以自己先綁住自己不要傳出去…像我也會就是跟自己的爸媽講說，不要再轉傳出去，因為這個東西是你沒有查證，那你就不要再傳。…不想要接觸訊息。因為我覺得太亂了。」

阻斷來源不明的訊息固然是今日控制不實訊息的一個關鍵機制，然而，從這幾位受訪者的描述中，我們注意到，受訪者阻斷的動作其實參雜了一種難以辨別真偽的無奈，而不得不保守地認定訊息多為假、斷然地不讀或不傳。如此的迴避行為並不是唯一的選項。若訊息接受者對於訊息的識讀有著批判閱讀的能力，從行文的特徵、到文字企圖煽動的情緒、以及對訊息創作者的意圖往往會有洞察力，因此得以斟酌訊息可靠的程度加以不同地因應，因此且降低了不明究理把所有訊息屏除在自己身邊之外的可能性。

因為完全無法識讀而造成對訊息迴避，其危機是對所有訊息 — — 不管真假 — — 都可能失去信心與興趣，最終成為訊息的沙漠。無法分辨和看透惡意散佈者的意圖與策略，反而可能提高了將來自己被操弄的可能性。例如上述的受訪者 D3，看到與中國相關的關鍵字就「通通不看」、直接判定「中國製應用程式資安疑慮」的資訊為假；但實際上，人們都應該更加注意隱私與資訊安全的問題，科技公司經常為了回應惡意攻擊事件或各國管制而改變他們的隱私政策，這些更動應該要取得用戶的同意，但我們卻甚少仔細閱讀相關的資訊。而在此依案例中，微信已承認其應用程式會頻繁查看用戶的手機相簿，受訪者 D3 的資訊迴避行為讓其失去了解此資安疑慮的機會，也無法得知增強手機資訊安全的相關做法。

最後，在七位有提到資訊超載的受訪者中，有兩位其實並無談及迴避資訊（受訪者 B3 與 B5）。也就是，在同樣感受到網路社群媒體有著大量難以辨識真偽訊息的人中，並非所有人都以迴避來因應。我們接著分析為何會有如此的差異。我們的假設是：在社群媒體上對資訊迴避的人，是否整體上對政治時事的關心與參與度都較低？

三、資訊迴避與個人對政治的關切度相關

在受訪時，所有的受試者都被問及了自己關心政治時事的程度，以一到五分的量表來評分：扣除一位跳過相關問題的受訪者，最後整體的平均值是 3.48 分。我們將數值在平均以上的受訪者，視為高度關心者，而在平均以下的為低度關心者，分別是 16 位與 11 位；高度關心者稍多，約佔 60%。

我們接下來將資訊迴避與政治關心度進行交叉分析。結果發現，高度關心組中的所有受訪者，並沒有人談及資訊迴避。若鎖定七位有提及資訊超載的受訪者，其中五位提到自己會對資訊進行迴避的受訪者（A1、A8、B1、B7、D3），全都是低度關心者；而另兩位無提及資訊迴避的受訪者（B3 與 B5），皆是高度關心者。不迴避的兩位，面對大量不辨真偽的資訊採取的又是什麼樣的態度及反應？

受訪者 B3 的確表達了，對類似的、重複的可疑訊息感到疲憊，然而，在討論他如何判斷真假與是否轉傳時，他並非持阻斷的態度，而是提出自己會去檢視訊息的行文方式，當認定很高的機率是假時，就會做出決定不轉傳。受訪者 B5 則表示，追查可疑的負面消息確認真假，以掌握訊息是提高自己掌控力的必要動作，並因此有一種成就感：「因為我就會去找相關的資料啊，然後去用一些能夠判斷真偽訊息的一些機構或是軟體呀，我會想要去把這些東西的真假把他找出來。那當我把他找出來之後，知道他是假訊息的時候，欸，我可以掌握到說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哪些東西他的那個真、那個實際存在的價值…所以我就會有比較安心的感覺。…就有得到成就感，跟掌握到那個訊息的狀況，我就會有一種成就感，就會覺得比較開心這樣。」

對政治時事關心度高的兩位，在與訊息互動時，並非把眼睛矇起來而是仔細看清楚，對於如何看、以及自己的判斷力與追查力有基本的信心，受訪者 B5 更提到如此才能對正發生在世界上的事的真假有所掌握，進而能安心。這與資訊迴避者的負面情緒截然不同。

正面地吸收、理解並判斷政治訊息而非迴避訊息是公民參與重要的一環。我們發現，資訊迴避的一組人對政治時事的關切及參與度也低；這樣的結果與 2017 年一份針對青少年的調查研究（參考來源 [3]）分析相符；該調查指出，資訊迴避者是在政治參與分數上最低分的一群。資訊迴避行為與較低的政治參與及興趣雖然往往同時發生，但具體上，兩者如何交互影響與發展在國內尚無明確研究。

民眾究竟是因為先對政治與時事缺乏參與、沒有興趣，導致缺乏足夠的知識來因應大量的可疑消息，於是面對超載只好迴避；還是因為超載的現象導致人們需要花大量的時間探究真假的訊息和負擔進而扼殺了興趣與參與、甚至全面避看拒讀；或者，社群媒體所造成的資訊超載現象，是否使得原本就對政治關切和參與較無興趣的人，如今更加地封閉？不同族群的人是否有著不同的經驗？釐清這些現象，有助於發展有效的因應策略，值得進一步深入調查。

四、迴避資訊就天下太平？

本研究對不實訊息防治提供了什麼思考，我們分兩項討論。首先，在本研究中五位表示迴避資訊的受訪者，若單看他們傾向於預設訊息為假、不輕易轉傳訊息的行為，似乎已具備了認定網路資訊並不見得真實、未經查證不轉傳的基本素養，可能短期內對大量氾濫的可疑訊息有扼殺的效果。然而，究其根本，積極或消極地避免獲取資訊，會導致無法接收新知，而身處在變化劇烈的當代社會，缺乏持續吸收新知的意願和能力會進一步導致個體所感受到的不確定性與失控感上升。這不僅不利於個人心理健康，也容易讓人更加依賴刻板印象或思維捷徑來理解世界和制定決策。也就是說，受訪者雖然避開了他們日常環境中五花八門的不實訊息，但他們同時失去了接收正確資訊以及與他人討論、獲取不同觀點的機會，最後可能反而造成他們與社會漸漸脫節、停留在自己的資訊泡泡中的困境。這也會進一步使得人們難以參與需要大量資訊做為參考的政治活動，弱化了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再者，若將討論提升到國與國的資訊戰層次，攻擊方的目標並不完全是使另一方的民眾被不實訊息誤導。在 2021 年的一項研究分析了中國用以影響台灣社會的三種策略，其中就包含資訊戰攻擊方利用各種資訊操作手段，使目標國國內既有的社會對立加劇、社會信任與溝通交流減少（參考來源 [4]）。這會使人們參與政治活動與公共議題討論的意願降低，而越多人不關心也不參與公共事務的社會，會讓敵對國家無論在經濟、政治、法律各層面的操作都更加如魚得水。以這個分析角度而言，與資訊迴避相伴而生的政治冷漠，正是國與國之間資訊作戰的目標。

最後，我們認為，要避免落入資訊迴避的困境，積極的態度與策略是必要的，其中一個關鍵的根本之道，是規劃如何提升民眾的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能力（參考來源 [5]）。現今政府及國人對不實訊息的反應多屬消極，例如：政府澄清錯誤資訊後總要加上一句「切勿轉傳不實訊息，以免觸法」；而網路上更不乏對誤傳不實訊息者大肆嘲諷，大程度將識別訊息責任僅歸於個人。多數民眾對識讀能力恐怕仍很陌生，更不知其可培養，卻面對每日氾濫難以辨別真偽的訊息，很可能就會走入上述資訊迴避的循環，此時政府若只是警吿、恐嚇民眾而不主動鼓勵並協助能力培養，恐怕會加劇迴避行為，導致越來越多民眾對任何一條來到面前的訊息，徹底不聞不問以免受罰。理解個人的心理壓力，協助培養媒體識讀能力，塑造友善的資訊環境，才得以提升民眾的思辨能力、加強不同觀點的相互交流，有助於深化台灣的民主。

參考來源

1 Ackoff, R. L. (1967). Management Mis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Science, 14(4), B-147-B-156. https://doi.org/10.1287/mnsc.14.4.B147

2 王年愷（譯）（2021）。資訊爆炸之後: 網路思想先驅溫柏格解構資訊爆炸、知識轉型與資訊焦慮。台北：貓頭鷹出版。(Weinberger, D., 2012)

3 Edgerly, S., Vraga, E. K., Bode, L., Thorson, K., & Thorson, E. (2018). New Media, New Relationship to Participation? A Closer Look at Youth News Repertoir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5(1), 192–212. https://doi.org/10.1177/1077699017706928

4 Shen, P. (2021). How China Initiates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gainst Taiwan. Taiwan Strategists, 12, 19–34.

5. Mcdougall, J. (2019). Media literacy versus fake news: Critical thinking, resilience and civic engagement. Media studies, 10(19), 29–45.

註解

[1] 本研究共招募 28 位受訪者進行五場焦點訪談，每場訪談有三到八名受訪者參與。在訪談開始前，受訪者們先完成一份線上問卷。訪談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分別討論三則訊息：中國製應用程式資安疑慮、拜登在美國總統大選舞弊以及一則由受訪者票選值得討論的 COVID-19 相關訊息（見表一）。針對每一則訊息，請受訪者表達其對訊息真假以及是否會轉傳的個人經驗與想法。在這三則訊息中，第一則中國製應用程式資安的疑慮已證實為真，第二則美國大選舞弊及所討論的COVID-19相關訊息為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