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fening Whispers

震耳欲聾的低語:2020 大選中國在台資訊操作

中國資訊操作的分析框架研究報告

台灣民主實驗室發佈《震耳欲聾的低語:2020 大選中國在台資訊操作》完整版本(2020 年為精簡版),分析中國如何透過特定手法進行資訊操作。不僅在台灣,近期中國持續在全球進行資訊操作,以展現其意識形態,發生於 2021 年三月的 H&M 新疆棉花爭議事件即為其中一例。

📕 下載完整報告 (PDF, 英文)

報告導讀:中國資訊操作的分析框架

近期瑞典品牌 H&M 因公司政策禁用新疆棉花而導致中國群眾對該品牌出現大規模抵制運動,也讓中國的全球資訊操作手法再次成為媒體注目焦點,但追溯往昔可以發現該模式並非首次出現。

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洋在《震耳欲聾的低語:2020 大選中國在台資訊操作》報告中,提出一個整合模型,歸納中國資訊操作中不同的參與者、代理人及攻擊模式,做為系統性分析中國資訊攻擊的框架。

結合報告中的模型,本文最後亦提出新的「3I」模型,做為更細緻及全面性理解中國影響力操作的架構,並提供與過去「3C」(Covert 隱匿、Coercive 強制性、Corrupting 腐化)模型不同的觀點。

中國資訊操作背後的關鍵角行動者

本報告之分析框架著重面向有二:資訊操作背後的主要行動者,以及他們的操作模式。

過去相關研究認為中國的資訊操作經常是由政府率先發動,然而近期操作手法顯示,當中包含層層的傳播網路,不同的行動者亦因其動機、擁有的工具和能力,而展現出不同的攻擊模式。

我們將資訊作戰者依其動機(政治的或經濟的)及資本(擁有者或追求者)分成四大類型:

  • 政治資本擁有者(左上方象限):此類別的資訊作戰者傳統上被認為是資訊操作的核心,包含政府機關以及官方媒體。他們與國家的政治、統治形態一致,是作戰資本的主要擁有者。
  • 政治資本追求者(左下方象限):不同於中央層級的行動者,地方政府亦有其行動者參與資訊作戰,如「地方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地方台湾事务办公室」。此類別亦包含中國國內的社交平台(例:微博)、愛國小粉紅以及付費網軍。
  • 經濟資本擁有者(右上方象限):此類型的行動者因製造或散佈不實訊息而獲得商業利益,包含商業媒體、公關公司、受專業訓練的網紅。此外,亦有地方幫派收受費用進行操作。
  • 經濟資本追求者(右下方象限):此類型的行動者主要為臉書粉絲專頁或內容農場,主要協助散佈不實訊息,增加自身賺錢的機會。

以 H&M 為例:透過上述的分析框架,我們也能從中理解 H&M 與新疆棉議題是如何透過資訊操作而延燒。我們與華爾街日報合作,分析追查這場風波始於微博上「一玶海岸」帳戶的一則貼文,北京當局接著透過共青團、官媒及其他外圍社群媒體推波助瀾,導致中國國內對於 H&M 的大規模抵制。

資訊操作的四種模式

除了區分四種類型的資訊作戰者外,本報告並根據其在模型中的位置,將其攻擊分為四種模式:

  • 外宣模式:本模式以中央政府或黨中央為資訊操作的中心,利用其他政府機關及傳統媒體進行新聞宣傳。
  • 粉紅模式:本模式採取較去「中心化」且組織鬆散的的方式進行,主要作戰者為小粉紅,大量傳播低階的不實訊息而非外宣新聞。
  • 農場模式:許多社交平台帳號因為受商業利益驅使而轉發內容農場的文章及不實訊息。為了使這些訊息更容易散播,內容上經常會結合日常生活相關的主題。
  • 協力模式:本模式並沒有明確的行動者,而是製造及散播假訊息的人員分流,並造成資金來源在中國,但製造及散播假訊息的人在台灣的現象。

歡迎閱讀我們完整版報告當中的針對各種模式的案例分析:📕 下載完整報告 (PDF, 英文)

未來研究方向

「3I」模式的資訊操作特性:中央資訊操作(Information Manipulation)、投資傳播市場(Investment-Linked)以及意識形態驅動(Ideology-Driven)

過往的假訊息研究多專注在辨識消息來源以及建立訊息傳播路徑。以武漢肺炎 COVID-19 相關的假訊息為例,這些訊息一開始在微博上散佈,並經由中國大使館加強渲染,再透過匿名粉專及政論節目散佈。但我們並無法從這樣的分析當中理解假訊息散佈的「方法論」,亦即假訊息被生成

背後的邏輯與原則:主題為何被發酵、如何讓行動者願意參與資訊操作、以及是透過什麼樣的手段(金錢、利益、意識形態操作等),來達成資訊操作目的。

中國的影響力操作長期被視為具有隱匿性(covert)、強制性(Coercive)、腐化力(Corrupting)的手段。然而,我們的研究發現,中國在資訊操作時不再如同過去般隱匿進行,相反的,他們對於操作的事實不加隱藏,卻同時更具有「去中心化」和「多角化」進行的特質。因此,了解訊息操作的「方法論」,整個生態與傳播網形成的邏輯與原則相當重要,我們因此進一步提出「3I」模型,展現具中國特色的資訊操作手段。

中央資訊操作(Information Manipulation):理解不實訊息生成的機制為首要關鍵

在各界逐漸意識到中國資訊操作的狀態下,中國政府不再隱匿其在當中扮演的角色,反而不假掩飾的進行操作。政府的大外宣系統及人民發動的攻擊出現合流,人民被共產黨當作傳遞不實訊息、放大官方發言的重要節點及武器。不同於社群媒體的武器化,這個是「人」的武器化。

中國近期的攻擊,顯示本報告揭露的「外宣模式」及「粉紅模式」有同步的現象,未來在分析時,兩種模式均應被視為「中央資訊操作」(Information Manipulation)策略中的一環,藉以理解中國形塑全球輿論的機制和過程。尤其中國政府的大外宣及小粉紅的愛國行動,相互助長彼此的聲浪。

投資傳播市場(Investment-Linked): 追蹤資訊操作背後的金流能夠深入發掘資訊操作的行動者位在何處。

在主導資訊操作的同時,中國政府投資各類型產業,使其成為資訊操作的行動者。不僅是投資有直接影響力的公關公司,也投資看似無法立即產生效果但在其他領域有影響力的關鍵企業。甚至創造內容親中的市場趨勢,如內容農場、意見領袖(KOL)因轉傳、散佈相關敘事而獲得利益。

本報告所提出的「農場模式」及「協作模式」,即與資金流向及有密切的關係。追蹤金流來源亦成為理解資訊操作重要的環節。

意識形態驅動 (Ideology-Driven):因個人信念驅使而自願成為資訊操作的行動者大量增加,「意識形態」成為訊息散佈者的動力來源。

不實訊息的製造和散佈同時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進行協同操作,「意識形態」亦成為訊息散佈者的動力來源,行動者會向他人散佈自己深信不疑的論點。以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為例子,行動者進而成為大外宣的代言人,以個人立場散佈「中國式民主是更好的政治體制」等論述。此種操作較為長期,亦難以用原本的分類方式歸類之。

自從習近平上台後,中國開始加強其資訊操作。此一具威脅性並帶有中國威權特質的操作手法,需要一個完整的分析架構,以了解中國戰略的獨特性。台灣民主實驗室發展的模型,致力於提供相關議題研究者分析框架,並藉此發展可能的措施和工具,回應對社會以及民主發展的挑戰。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洋博士將會於今年發佈相關報告,深度解析「3I」模式。

關於《震耳欲聾的低語》

台灣民主實驗室|作者群

  • 沈伯洋/臺北大學助理教授、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
  • 李旻臻/國際研究組專案經理
  • 曾柏瑜/社會溝通組研究員
  • 高世軒/法治研究員
  • 吳銘軒/執行長

摘要

作為中國資訊戰的前線,台灣處於一個可以近距離觀察中國戰略手法的獨特位置。本篇報告以台灣 2020 年總統大選為例,提出了一個整合性的模型,歸納中國對台資訊操作中不同的參與者與代理人,並提出四種不同的攻擊模式。最後,根據上述的模型和研究發現,我們進一步提出可能的政策措施與法律工具。

2020 年總統大選期間,儘管這些來自中國和其代理人所傳播的耳語,看似對選舉的結果沒有影響,但他們所造成的效果,卻是令台灣社會震耳欲聾的:跨世代或政治立場之間的分裂、更極端的同溫層,甚至在選後依然難以修復,已危及台灣的民主發展。

關鍵發現

  1. 在 2020 台灣總統大選期間,我們觀察到許多來自中國或透過台灣在地代理人所散布的不實訊息。除了政治動機,有些製造或散布的行動者,也會因為經濟動機而以「去中心化」的方式進行協同操作。中國共產黨擁有為數眾多的資訊作戰單位,甚至會將任務外包給私營企業,形成層層的傳播網路。由於其資訊戰分工並不精確,因此造成了中國資訊作戰分散、不連貫的攻擊模式。這樣的攻擊模式也是中國和俄國在資訊作戰上最大的差異。
  2. 證據顯示,中國分別在 2020 的台灣總統大選以及武漢肺炎爆發期間,發動一連串線上與線下的資訊攻擊。此報告依據攻擊者的資本和動機,將中國的資訊作戰者分成四種不同的類型,並根據其在模型中的位置,將其攻擊分為四個模式:外宣模式、粉紅模式、內容農場模式、與協力模式。其中,又以內容農場模式和協力模式所產生的傷害較前兩者來得大。
  3. 資訊作戰的攻擊強度與兩個因素有關:中國的國內政治局勢的緊張與否,以及代理人的努力程度。這兩個因素也影響了調查的困難度。首先,中國的國際關係和政治局勢在過去兩年中發生了極大變化,中共透過政治宣傳與媒體控制,煽動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這讓愛國主義的小粉紅行為,以及國家資助的資訊作戰間變得越加難以區分。第二,代理人積極參與了中國的資訊作戰。即使其中一些攻擊是由中國發起,但仍有許多代理人放大了這些攻擊。這些代理人扮演聯繫台灣當地製造者或散佈者與中共的中間人角色,使得資訊攻擊的發動者與實際製造或散佈者產生了脫勾的狀況。
  4. 在 2020 年台灣大選中,我們蒐集各種針對選舉的不實訊息並歸納其敘事模式,其中部分的敘事佔據了主導地位,例如「民主是失敗的」(包含作票或選舉制度等等的爭議訊息),這個敘事支持了以下幾個觀點:台灣的民主制度未能給人民強而有力的治理、甚至可能導致道德敗壞。「民主是失敗的」相關敘事,已經從總統大選的競選,一路延伸到了武漢肺炎疫情的期間。
  5. 資訊作戰提供了我們觀察中國目的的機會。根據我們的研究,中國資訊作戰並不限於選舉期間,而是無時無刻地宣傳中國的治理模式和價值觀,如「中國的模式比西方民主更好」。然而,不同於過去的觀點,中國網軍不僅僅只是稱讚中國模式的「啦啦隊」,也是具備侵略性的。他們善於編造陰謀論,並透過嚴厲批評某些意識形態,加劇社會分裂。
  6. 針對受眾的分析上,我們發現有四種人格類型特別容易接收假信息。另外,當一個容易觸發負面情緒的假訊息,僅僅在某些特定政治傾向的團體或「聊天應用程式」中傳播時,口耳相傳的耳語反而比起受到主流媒體廣泛討論的假訊息,更容易使人受到影響。
  7. 最後,綜合上述的研究發現,我們提出了七種可能的制度措施,有助於最大程度地減少外國資訊作戰對民主社會的影響。其中包括增加代理人透明度、阻止代理行動者與在地協力者之間的合作,以及針對社交媒體平台的合理建議。然而,可惜的是台灣並未在選舉前能成功通過揭露代理人相關的措施。

📕 下載完整報告 (PDF, 英文)

--

--

台灣民主實驗室是⼀個關注網路數位時代中,開放政府、公⺠社會與數位⼈權等相關議題的非營利組織。主要以研究、開發以及國際交流等⾏動,探索新的⽅法,回應當前的⺠主挑戰。 我們目前專注於理解與追蹤線上資訊操作的機制,並觀察監控技術和數位威權擴張的發展。

Get the Medium app

A button that says 'Download on the App Store', and if clicked it will lead you to the iOS App store
A button that says 'Get it on, Google Play', and if clicked it will lead you to the Google Play st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