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親人的痛苦要過多久才能平復？」、「還要贖罪多久才能夠被原諒？」或許永遠都找不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因為已經發生的事無法改變，造成的傷痛也不會因為道歉就此消失。《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故事是從一場無差別槍殺案件開始，探討新聞媒體和司法機關長期以來的一些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最後對案件的相關人士及社會群體所造成的影響。特別喜愛這部作品，是因為這部作品在議題表現的深度遠超出我當初所預期。
故事聚焦在李曉明的隨機殺人案件後，犯人、被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代理被告的人權律師、新聞媒體、政府、社會大眾看這件事情的角度以及他們所面臨的處境，以及事件對社會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我很喜歡編劇和導演決定把這個故事說完整，那些直擊內心痛點的台詞與場景，帶給觀眾每個角色內心最真誠的掙扎與傷痛，以最真摯的方式，直面那些長期以來人們選擇忽視的議題。劇裡的每個畫面都可以感受到來自角色內心最真實的控訴。
劇本給了每一個角色都有充足的篇幅說出自己的想法以及那些藏在他們你心最真實的傷痛。前六集的內容裡，我們看到宋喬安和劉昭國在經歷喪子之痛後，喬安身為母親的自責，這場悲劇對這段婚姻造成的裂痕。看到社會媒體對待李家人的嚴厲，使重新回歸社會的到路變得如此困難重重。也從王赦的視角看到現今社會的司法對於社會輿論和受刑人人權的選擇。至於應家姐弟的故事，我一開始以為的打醬油支線，卻帶出另一個議題，在極度敏感的社會氛圍下，社會對精神病患的誤解、污名化，看到後來這條線真的最令我揪心，當應思悅說出：「如果得的是癌症，會比較好嗎？」，真的是為思悅姊姊感到心碎。
隨著看整件事的角度更全面，是非對錯的界線越來越難拿捏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有標準答案嗎？」
王赦的這句話貫穿整個故事的主軸，這也是在看這個作品的觀眾不斷問自己的問題，但答案卻越來越模糊。
劇中的案件，很難不讓人想到幾年前，發生在台北捷運的無差別殺人案件。或許有的人覺得在現在還不是時候碰觸這個議題，被害者的家屬的傷痛還沒痊癒，社會還沒準備好面對這場傷痛，正如同當初挪威導演艾瑞克·波貝決定要用一鏡到底的方式，拍攝還原2011年的挪威烏托雅島的槍擊事件的《 7 月 22 日重生》時，導演也遭受到許多類似的質疑。但什麼時候才算傷痛被撫平、什麼時候才會準備好。在劇中，宋喬安無法從失去孩子的傷痛中痊愈，被害者家屬的傷痛永遠無法平復。李家人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時間過去，他們仍就活在加害者家庭的陰影裡。陳昌的案子、耀輝的案件，這些相同的事情每天仍然在發生。或許在真正正視這樣的議題前，永遠都不會有所謂準備好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