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泛統與統促的現狀與未來 part3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殊性,理解並不代表認同,更何況都幾十年後了,應當著重於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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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跟日本的全面性對抗之前,有幾個背景要了解一下。

軍事上,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軍,在與德國合作後已經是最強的軍事集團。其他地方性軍閥,不是在中原大戰中被擊潰,就是元氣大傷地盤縮小,接受國民政府官方領導。

輿論界來說,多年相互攻訐下,知識分子已經有了一個中國的共識,普遍認為當今的狀況下,蔣介石再怎麼糟糕,也沒有其他更好的領導者。也就是蔣已經得到了中國名義上的領導者地位,至少在官方態度上是如此,這會讓往後幾年的東亞局勢起了根本性變化。

文化上,開展的新生活運動雖然最後無疾而終,但包括蔣經國在內,國民黨的領導階級,充分在這種國民軍事化的氣氛下,以及共產黨對秩序的破壞,跟日本拋棄泛亞主義後,了解到透過活動促成國民的民族意識有多重要。雖然在當時對國家影響不大,這些經驗將在未來帶來台灣,成為新政府與秩序的基石。

表面的說法,剿匪先於抗日,我們課本是指內部的隱疾要先除,才能去對抗外在的癬疥。這道理一點也沒錯,因為共產黨在撤退到西安後,完全依靠蘇俄的奶水過活,而且心裡七上八下,簡單說就是沒錢沒人。張學良擊潰馮玉祥後,東北軍實質控制這裡,蘇俄隨時可以開條件,把渺小的中國共產黨交換出去。

史達林不是笨蛋,蔣介石的德式中央軍,加上張學良的東北大軍,已經處在合作狀態,要建立緩衝國沒有比直接找上這兩人更方便的。不要忘了此時納粹德國已經興起,史達林對希特勒的防備更重,在東方並不想節外生枝。也就是說,最佳的選項是讓蘇俄跟日本之間,成立一個緩衝地帶,不要正面跟日本衝突。

但這種緩衝國的利益,第一個被犧牲掉的鐵定是中國共產黨,至少檯面上看到的人物,毛澤東等人一定會被抓去祭旗。反倒是周恩來之類比較有知識分子氣息的,能夠跟其他人保持合作關係,中國共產黨會走到今天這條不歸路,老毛最後掌權是關鍵。

相對來講,日本想要的是保護滿州國,為之提供源源不絕的工業產能,跟蔣介石之間並沒有不可以調和的矛盾,日本政府也在摸索與蔣和平談判的空間。但為何最後仍然發生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可以理解,蔣張兩人合作後的利益甚大,張學良沒有任何理由,也沒有道理發動兵諫,唯一可能就是本身的浪漫跟理想性,受到他人利用。不過由於他本人已作古,直到死前也沒有完整交代當時的細節,我們只能從許多小地方事後猜測。或許,這跟日本當年的狀況一起連結,才能得到比較清晰的輪廓。

關鍵在於,蔣介石在一統天下的過程中,已經把自己變成了民族主義者,既然成為了中華民族的領導者,那麼固有疆域就不能放棄。即使自己始終都沒有掌握過滿州,但名義上也不能說沒有。其實較合理的做法,是把西北到華北整個區域都劃給張學良,但這也卡到原本西北軍將領的地盤,很難執行下去。蔣最擅長的,就是利用日本跟這些地方軍閥的矛盾,在中間游移取利,逐步把自己的部隊跟國民黨官員派入取而代之,但在這個時間點上,可以操作的空間幾乎不存在了。

也就是說,到了盧溝橋事變前夕,由於名義上全中國都已經統一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蔣就得負起政治上的責任,他必須面對日本且沒有迴避空間。而在中華民族的大旗下,他也不能對日本簽訂割地條約,尤其是承認滿州獨立。對蘇俄來說,只要能有緩衝區,是誰都好,促使中共必須急切找出自己的活路。

全部揉成一團,結果就是張學良不知道究竟受到何種刺激、何人說服,會發動西安事變,但結果顯然是,史達林發現中共不受控制,遠遠超出他的預期範圍,必須緊急踩煞車,張學良也發現中共不能信任,最後把蔣送回,這最後無疑大大提升蔣的合法性地位。

最感到不妙的其實是日本,日本並不想要正面跟蔣的軍事集團衝突,他們比史達林還渴望一個安全的緩衝區,他們只是希望在表面上蔣可以陪同一起對抗蘇俄,同時承認滿州屬於日本的勢力圈。西安事變後,整個中國局勢大致底定,張學良所屬軍隊被重編,已經沒有可以對抗中央軍的其他軍事集團存在,也代表跟蔣的正面衝突沒有空間可以躲了。

最後到了盧溝橋事變,日本原本也想要低調處理,但整個輿論炒熱以及蔣在內部上已沒辦法迴避跟日本的衝突。就以結果來說,日本失去了最佳緩衝國的對象,蘇俄則得到了一個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結果,中共則是迴避了被消滅的危機,還從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在雙方困戰中壯大,直到擁有可以對抗蔣的實力。

這段近代史著重的地方,以本篇主旨來說,最重要的是民族主義的建立,對於一般農民來說,還沒有完整的國家概念,但就知識份子與城市居民而言,透過一連串的對外與對內事變,建立了一個完整的中華民族論述。

在這個論述中,蔣獲得了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中國合法領導者地位,上一個有此明確一致性認同的是袁世凱。但反過來說,他也不能夠裝死了,必須代表中國跟列強周旋,就以日本來說,地方軍閥的反抗與破壞條約,蔣在外交上需要處理,但地方軍不見得會理中央的命令,形成矛盾。共產黨更不用說,名義上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實際上自己玩自己的。

就日本的角度來看,沒有比這種更棘手的,原本雖是一群地方軍閥,但至少都可以對自己負責。現在變成由蔣統一負責,而蔣卻沒有完全的控制能力,這就像你跟對方公司談判,業務說一套,總經理說一套,而總經理還開除不了業務,你要找誰罵?

所以,日本也沒辦法,一切的國防外交都要指向蔣,而這也更進一步促成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要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再也沒有比外敵壓迫更有效的,日本就在此時扮演了這個角色。最後知識份子普遍認為只有蔣可以領導國家,其他地方軍閥不甘願但也覺得沒辦法,蔣本人則必須自我說服是一個大中國民族主義者,不然也無法說服別人統一在中國的名號下。

在這個矛盾糾結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就從文字上的理論,被建構成具體的形象,由一串內憂外患下凝聚的故事,比任何理論更能吸引人。重要的是,這導致後來撤退到台灣的所有人,都是被建構出來的中華民族主義份子,也就是現在泛稱的大中國意識。

歷史的巧合就是這樣,一旦建立起來就難摧毀,尤其是中日正式開打,雖說是不宣而戰,但實際上就跟宣戰沒兩樣。軍事上如此,政治上更是如此,這讓後來日本戰敗後的局勢更麻煩,因為經過了八年戰役,在外敵刺激下,整個民族意識已經起來,至少在所有知識份子階層以及軍方相關單位中都是這樣,導致當中國共產黨開始挑起對蔣的內戰時,除了中國這塊招牌外,已經沒別塊可以拿出來用了。

讓我們快速跳過對日的戰爭,這不是近代史,筆者的目的不在此,跳過不是不講,而是講相關的重點。

首先,這場遠東的大型衝突,在國際間沒有多大支持,檯面上的理由,中國方面其實多年以來,一直對日本實質控制區域進行破壞,共產黨就不論,包括國民黨惡名昭彰的藍衣社,以及地方勢力自主行動,在國際間的風評並不好。再加上,國民黨的情治系統本就源自美國的訓練,根本就沒有什麼祕密行動是別人不知道的。課本是說中國統一,日本非法佔領等等,但以當年的國際觀點,你中華民國就是沒有實際控制滿州過,這從日俄戰爭日本勝利後以來就這樣。當年大清可是默認日俄在自己領土上開打,讓人分割勢力範圍,你中華民國既然繼承了,就沒道理不承認這些事。(想想還是附帶說明,藍衣社是蘇維埃遠東局的傑作,只有共產黨才會做敵後搶劫放火殺人這種事,美國扶植的是以中統為主的,這邊跳太快怕有人誤會)

檯面下的理由,希特勒不希望中國動亂,這會失去穩定的金屬礦源。史達林也不希望這麼早開打,他比較想先面對西方,東方等之後跟中國再一起解決日本,能拿到更多利益。英國此時也不希望遠東出事,美國雖說孤立中,但也不想要看到日本崛起,遠東震盪。

但就中國國內已經沒辦法了,蔣投入了他的精銳中央軍,因為若不這麼做,他的領導地位就不保。先不提輿論界一直指責他沒有積極抗日,地方軍閥也有充分的歷史理由,懷疑向來親日的蔣,實際上跟日本私下合作,蠶食他們的地盤。總之,開戰不到一年,中國失去了大半的中央軍,以及地方有力軍閥的精銳,此時在遙遠的西北方,共產黨用盡全力搶奪國民黨的勢力,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在造成關鍵性破壞。

理由很簡單,共產黨太弱小了,就算成長率100%,八年也不夠你打敗蔣領導的國民黨。

日本還是需要一個緩衝區,因為不是正式宣戰,也就沒有談判條件,所以結果就是讓泛亞主義的汪兆銘到南京,成立我們稱的汪偽政權。這個政權是很尷尬的,從事後來看,蔣一定知道汪有這個打算,顯然也沒積極阻止,是否要保留平行談判的空間,現在也不知道了。其次,汪雖然被日本承認是合法的中國政府,但實質控制區域都是日本打下的,南京政權的偽軍,著重於打擊共產黨上,也沒積極對抗重慶政府,也是事實。這歷史問題已經無解了,沒有任何當事人還活著或留下紀錄,真偽難辨。

但就客觀的角度來說,日本如果勝利,南京政權的國民黨會取而代之,成立一個沒有滿州與外蒙的新中國,這在當時也不能說是一個不理性的選擇。重慶政權最後贏了,還是得在滿州問題上跟列強談判,最後結果依然難預料。我們事後諸葛簡單,當下很難說決策者是盲目的。

之後幾年,日本對華幾乎都沒有重大戰役,以日本的角度來說都是一兩個師團級作戰,稱不上是大型戰役。而中國方面往往要花數倍的代價才能得到跟日本相同的戰果,不過證明現代化戰爭建築在工業基礎上,光是喊愛國沒有用。這拿到台灣現在來講,就是一直講政治正確,從不分析現實也不承認有現實,只不過說明你沒有做事能力而已。

此時蔣在重慶也很尷尬,因為失去上海的金牛支持,本身是沒有持續作戰能力的,地方軍閥樂得沒有中央干預,只怕日本進逼。因為跟日本重啟戰端,從西安事變後跟蘇俄的關係就修復了,此時除了德國的支援,蘇俄也在幫助重慶政府上下了功夫,並不只是為了共產黨,看一下當年史達林的做法,不難發現重點還是放在拖住日本的戰爭能量。

簡單講,重慶政府風雨飄搖,除了依靠蘇俄跟德國暫時性的輸液,很多辦法都沒了。在經濟上除了繼續壓榨還沒淪陷日本之手的區域,也別無辦法,在各方面走向計畫經濟是國民黨唯一的選擇。這有兩個後遺症,一個是讓國民黨控制的區域,在日後國共內戰爭人心容易浮動,另一個則是計畫經濟的思維牢牢種在國民黨頭人的心中,明明反左但行事風格都很左。

不過,日本也有路線之爭,走到這步的大東亞共榮圈,不過就是中國的朝貢體制日本版,唯一的障礙就只剩下美國。美國一開始的作法也是孤立主義,不想武裝介入,但因應國際局勢早就開始重整軍備,而且對日本打經濟戰,三兩下就把日本打到幾乎沒路走。

美國會這麼下手的理由,事後來看除了太平洋利益無法跟日本共享外,國際共產的滲透,加上美國理想主義太重的性格兼有之。反正,日本被逼上絕路,同意美國的要求,就等於放棄過去幾年的心血,國內的建立朝貢體制跟回歸國際體系兩大路線衝突,最後的結果體現在珍珠港。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第二天,消息傳遍世界。

東京大肆慶祝,倫敦的邱吉爾也在開香檳,史達林有沒笑喝伏特加則沒紀錄。

從華盛頓到舊金山一片哀悽與憤慨,柏林的希特勒也在喝悶酒。

在重慶的蔣跟在南京的汪,到底喝的是哪一種,想想也知道。

全世界有腦的人都知道,你把工業力最大的國家拖下水,結局幾乎是注定了。希特勒後來飲彈自盡,吃了兩顆原子彈的日本無條件投降,留下了雅爾達跟波茲坦的後遺症。

在中國,這後遺症非常之大,主要有三個結果。

第一個,蘇俄最後對日宣戰,把衰弱的日本關東軍打得七零八落,日本投降之後,在中國的日軍並沒完全棄守,相當程度的擋住紅軍的南下,但結果來說滿州是實質落入蘇俄之手。

第二個,重慶的蔣介石等到最後勝利,但卻是別人打下的,在話語權上已經輸人一截,但就表面上來說,中國的合法領導者,發表對領土的回覆也是理所當然,尤其是要求滿州跟台灣,但這從來就不屬於國民黨打下的地方。

第三個,共產黨已經坐大,但實力還是不足以跟國民黨抗衡,差距依然相當大。但美國沒有經歷過歐洲一戰後共產左派的破壞,對共產黨沒有戒心,就跟今天的美國自由派一個樣,認為充滿理想的共產黨應當跟國民黨獲得相同的待遇。

這三個結果綜合在一起就超可笑的,因為共產黨實際上根本沒有抗日過多少,看那精美的國共高階將領死亡數量比。但課本上沒寫的是,得力於莫斯科宣傳的國際共產,在美國製造了大批共產黨英勇抗日的事蹟,美化共產黨的基層形象,同時把國民黨與其他地方軍閥的死傷忽略,不斷加深貪瀆腐敗的印象。

反正,就是當中共進入滿州,史達林向蔣介石表達滿州分割的意見,蔣無法接受,不管是個人的民族主義心理,還是對全國輿論的交待都不行。雖然最後,史達林的要求降低到跟日本一樣,滿州在檯面上依然是屬於中國統治,蔣依然不能同意。

當國民政府軍進入東北,跟原本就較親善的日軍接觸,就形成了一個從東北到華北的連貫反共戰線。尤其當美軍協助國軍接收東北,孫立人把中共打到叫爹叫娘,史達林才放棄溝通的可能,用實力解決。

跟課本講的完全不一樣,所謂的國民政府被共產黨滲透,軍事情報外洩,以及民眾普遍反蔣,基本上都是言過其實。把現在解密的各種資料,以及還活著的中、日等老兵回憶串起來,讓佔據優勢的國民政府失去東北,直到中國大陸全部失守,真實的狀況其實非常簡單。

紅軍直接下場,把只能算是三分之一個美軍的國軍輾殺,然後把日本關東軍收繳的武器讓林彪組織的解放軍裝備,再把投降的日本兵直接押上裝甲車跟戰車開往前線。簡單說,真正決定中國分裂的理由,只有一開始而已。

「紅軍加上半個日軍與十分之一的共產黨土炮,聯手打爆了只有三分之一實力不到的美式國民政府軍隊。」

滿州陷入膠著,美軍舉棋不定,不願意跟蘇俄開戰,美國國內的左派同情共產份子大舉宣傳,最後時機錯失,國軍撤出東北,到此國共內戰大勢已定。因為滿州幾乎沒有遭到破壞,日本的魯爾區不是叫假的,得到源源不絕的工業產出,中共才開始有抗衡國軍的能力。

老毛的啥敵進我退、圍點打援戰略?這都是基本戰略常識,用四字成語來重新包裝,實際上就是開T-34跟拖重砲,用日本蓋出的工廠,生產一批批彈藥,然後拉百姓當苦力運補,去圍攻「於情於理都不能棄守城市」的國民政府軍隊。現代戰爭打機動戰靠兩條腿,打國軍的坦克用步槍?膝蓋想都知道不可能。

就這麼單純,沒別的。

我們看到一堆情報戰跟國民黨離心離德,都是大勢已定後才發生的,共產黨的滲透沒有想像中那麼恐怖,只要蔣持續勝利,不停清洗叛徒,這些人連反抗的想法都不會有。只有當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才有需要創造一個解放軍小米加步槍打贏美式裝備蔣軍的神話。

蔣不能公開說紅軍介入,只能說蘇俄把日本的裝備給了解放軍。毛也不能說紅軍介入,他必須建立一個解放軍從無到有的神話,不然哪來的統治基礎。日本戰敗,也沒辦法提出抗議,只能默默的看著關東軍降兵,一路被當砲灰打。美國也不能,右派不想要跟蘇俄正面決裂,左派努力的要替莫斯科打下中國半壁江山,內部不協調就無法一致對外統一口徑。

最後蔣剩下的,只能是殘兵敗將,所有的精銳部隊都被消耗掉,沒有任何辦法,實力被耗損殆盡,連談判籌碼都沒有,撤退到已經軍事接收的台灣上。必須很殘酷地說,二二八事件就以台灣來說,是本土仕紳被清洗的悲劇,但就整個二戰後的東亞情勢來說,並不能算是什麼古今未見的罪惡。

因為,共產黨進入的城市,所有的資本都被掠奪,有點資本的不僅被搶,還要被批鬥殺害,不然沒有軍費,解放軍哪能一路打到海南島去。每一座城市的下場都不知道是幾個二二八能比,光看上海的逃難潮,以及最後廣州撤往香港與台灣的慘況,就知道當代的城市居民,再怎麼討厭國民黨,更恐懼共產黨,一個只是強盜,另一個可是屠夫。

整個中國的家底被破壞殆盡,階級被整個打掉重練,一整代人的秩序都消失掉,這就是列寧革命的體現,在中國的毛澤東手上完成。對史達林來說,東亞的人命只是堆沙包用的,只要可以獲得緩衝地帶,怎樣都無所謂。

這三個後遺症,綜合起來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台灣跟朝鮮半島問題,主權跟治權等各種權力殘留,因為二戰後的中國內戰,以及背後的美蘇對峙,共產與反共集團間的鬥爭。幾十年後的今天,還在透過各種不同的內戰、清洗、選舉等等,一個個在東亞慢慢把共產黨的影響清理掉,重建秩序。

這跟統促的關係何在?

主要也有三方面

其一,蔣帶著上百萬人到了台灣,形成一個很奇怪的統治結構。一百多個統治核心,帶著百萬個支持者,在千萬個不服從的人民中,豎立一個合法代表億萬個國家的政權。這無論對內對外都是矛盾,尤其是主權結構。

其二,透過對日戰爭,中國在中上層結構人民,全部取得了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意識,但下層並沒有,而是由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維持統治,用階級鬥爭打掉所有舊有階級,使用教育與宣傳,重新建造一個由共產黨抗日跟建立新中國的神話。但就結果來說,中國的上中下結構,都具有了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概念。

其三,國民黨情治系統的分裂與重組,由於國共內戰,導致美國訓練的戴笠體系,幾個重要人士被共產黨抓住,用來建立共產黨自己的情治系統。讓兩岸雙方的情報體系同源而異,中共自己本沒有情報體系,原本的直屬莫斯科,毛澤東想擺脫老大哥就得自己來。所以跟許多人想像的不同,史達林打一開始就沒信任過遠東的這個小毛,只當他是個勉強可以接受的傀儡而已。

總之,這在今天的台灣,整套系統都源自於中國內戰後的遺緒,尤其最重要的政府結構跟情治系統,在兩岸雙方都有很奇妙的相同與不同點。

好比中國的情治系統是戴笠的手下訓練出的,台灣持續接受中情局的訓練與改良,整體能力遠遠高過中國,但都是左派手法右派腦,這倒是沒有疑問。直到李登輝時期,由於國家認同問題浮現,以及中國多年培訓總算迎頭趕上,才能在結構上打破台灣在中國情治的滲透。

而蔣經國從蘇俄學到整套政委系統,也深知共產黨的不可信任,將其手法組織用在國民黨跟政府的改造,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但即使如此,工業革命後的宿命不可能違背,自始至終台灣的整體命運都要看華盛頓那邊決定。

統促黨跟泛統派的思想之所以會一直存在,就歷史原因已經很清楚了,因為台灣的國家結構,本質是建立在中國民族主義上,更透過教育系統再複製,只有接受這套系統的人才可能往上爬,形同利用階級翻身的誘餌,進行實質的忠誠考核。

就算不吃這一套,新生活運動在戰後的台灣,透過軍事優先的思維,在各級學校留下痕跡,也就是上一篇提到的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再次強調,這些軍人美德在個人上很值得敬佩,但用在學校教育就是抹殺特性,更糟糕的是潛移默化的結果。台灣還沒有人提出研究過,當聯考制度跟這種納粹青年團訓練掛在一起,形成何種化學變化。

僵化跟洗腦的教育,配合聯考制度對人性的篩選,能夠從聯考下脫穎而出的菁英,必定具備以上這類納粹青年團特質。你要不就是夠聰明到是離群值,不然就是夠有耐性可以撐到聯考結束的那一天。這導致,今天只要你看到有哪個40歲以上的公眾人物,越是相信有固定秩序、固定範式、標準做法,而且深信有迅速確實的手段可以科學化解決的,幾乎都是這種樣貌。

你會覺得這很詭異,不應該這樣說,那是因為我們社會整體還是很推崇這些特質。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不對勁,真實社會的衝突可以這麼簡單的解決?誰來做出衝突的決斷,這位仁兄有足夠的歷練,或是充分的經驗解決嗎?

為何新生活運動的這六個特質滲透下去,對民主國家是極大傷害?你是軍人,面對敵人要找尋最佳解,就算造成破壞也在所不惜,反正把敵人幹掉就贏了,其他的善後再說,反正重建也不是軍人的事情。

你們里長採取這種措施,把怪手叫來先把屋子拆了,地整平弄成公園了,再說後面交給其他人善後,你會不會覺得他神經病?

結論就是,台灣今天要擺脫泛統派的思維,光是把統促黨滅掉是沒有用的,因為大中國思維並不是只掛在領土上,這是整套透過文化與教育連動的,而且已經深入到我們好幾代人的骨髓裡,尤其是每一個大學菁英或多或少都有這種元素在。

我們該怎麼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