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容易误解“物联网“，因为这个名字就起错了——甚至孤立地谈论这个现象也很容易造成误会

物联网（IoT）是当下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汇，风靡在互联网的圈子里。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个数据：到 2020 年，大约会有 250 亿到 500 亿相互联系的事物（这个数字的大小取决于你的消息来源）。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前景。我们周遭物理世界的一切都能与互联网、以及相互联系的物体之间实现信息的交换。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更加流畅，对我们需求的反应也更加灵敏。但这同样也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趋势。监控无处不在，隐私不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保障，而变成了一种需要你奋力去争取的特权。数据泄露、家居的后门、被黑客攻击的交通工具都成为了现实问题。

要想正确地思考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趋势，因为每一次我们用“物联网”这个荒诞的词汇时，都忽略了其中的变化。当然，我们需要为它命名，但这必然是一个陷阱。但如此看来，不仅物联网这个名字是荒谬的，也是容易让人误解的。“物”？不是的，我们讨论的其实是一切事物之间无所不在的联系，我们说的并不只是了无生气的事物，还指的是服务、交互设备、传感器，并最终提到人类。

当想到物联网时（是的没错，我还在用这个坑爹的词），我们应该把这个概念放在全球科技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经历着百年不遇的科技革命，从能源产业、运输行业、制造业到金融和医疗，各个领域都是如此。科技的推动让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变得势不可挡，而人性也将逐渐消失在错综复杂的联系当中，最终的后果也是我们难以预见和想象的。

硬件在发展

物联网属于一个更大的范畴，我们或许可以称这个更大的范畴为硬件运动（hardware movement）。约翰·布鲁内指出，二十年前，互联网变革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变得更加简便快捷，而这一运动则以相同的方式，改变了我们与周遭物理世界的联系。这是一场物理世界的民主化运动，它将二十世纪大规模的生产模式，转变为分散的小型或个人的经营模式，这也就是制造业流程的平面化。

布鲁内说，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软件的不断完善，从前我们需要借助硬件完成的很多事情，现在都可以通过软件完成。就在不久之前，只有大型公司才拥有 3D 的建模软件，但如今，它已经变成了小型企业触手可及的囊中物。但现在任何有计算机并可以上网的人，都可以拥有这些功能强大的工具。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软件变得触手可及，网上还有各种各样简单易得的视频教程，让各种软件操作变得简明便利。

这个问题同样无关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或是自己动手的廉价易得。我们对于某个物件如何产生的想法已经产生了变化。在 20 世纪，那些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的企业垄断了制造业。当然到目前为止，情况依然如此。但在时代革新的最前沿，比如叠层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这样的新技术就催生了一种新的产业：高效能、合作化，类似于具有快速反应制造能力的服务型企业。硬件的发展变得更加灵活、更加小巧和快捷，产品检测到配送的周期更短。这不仅仅会影响到电子产业，任何生产实物的企业都会受到触动。

在整个谱系的另一端就是自造运动（maker movement），硬件的创新将不断推向更前沿，推向业余爱好者和创业者，制造者的变化就彰显了这一普遍的趋势。一面是大型制造业，另一面是自造运动，而物联网就在这两者之间。很有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们制造硬件的能力出现了指数级的提高，而是因为通讯科技的效率发生了跳跃式的改善。

通讯技术的发展从未停止。例如就在前几周，一家叫做 Rockchip 的公司就在 WiFi 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 — 它开发出了一种将记忆存储和 WiFi 系统结合在一起的芯片卡，这种卡片要比传统的产品节约 85% 的能源。从实践上来讲，这种技术的出现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制造出一种兼容 WiFi 的装置，而且只需要一节七号电池就能让这一装置运转 35 年，但到目前为止，这还仅仅是一个设想。当这种科技普及之后，制造商就能使用更轻便的电池，从而生产出更符合人们需求的物联网产品。

同质化降低，个性化增强

企业公司并不都是吃白饭的。他们知道物联网是未来的趋势，他们并不想因此垮掉，因而也视其为重要的契机，并试图跟上这一潮流。一小部分公司，如 Google 和三星，都已经在物联网的大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但还有绝大多数的公司并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苹果手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设计的问题。在技术产业领域，尽管我们都知道技术的发展会越来越先进，但我们还是倾向于去相信，下一次的革新会与上一次极其相似，并且认为“很显然在下一次的技术革命当中，我们仅仅是需要更小更清晰的屏幕而已。”

但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屏幕。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讲师大卫·罗斯说，屏幕已经占据了人们绝大部分的精力，这种文化现象亟待解决。我们已经到达了屏幕技术这条路的尽头。但罗斯还说，物联网只有在我们制造那些具有魔力的装置时才会发生作用。他喜欢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尔伯·巴金斯的双刃剑“Sting”。精灵会用这把剑向敌人砍去，而当周围出现半兽人和地精的时候，“Sting”宝剑也会闪着蓝光。换句话说，物联网就是一个“魅惑之物”。而在罗斯看来，现实世界中的物联网应该像一把雨伞一样，雨雪将至之时，伞柄就会闪耀蓝光。但物联网并不需要精灵的魔法来驱动。它会闪光只是由于装了许多 LED 光源、跟踪定位装置，以及它与互联网天气预报服务的连接。

物联网的设计问题也涉及到企业对如何应用这些技术上。太多时候，他们忘记了很多领域都在同步发生着改变，技术进步是不会在单一领域出现的。拿 RFID 跟踪技术举例来说，这项技术对于大型跨国航运公司来说前景看似一片光明，因为这种技术就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绘制出显示了供应链上每个产品的实时电子地图。

这对生活消费品电商行业来说也算个好消息，不是吗？这意味着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率，同时也能让消费者更好地追踪他们所购买的商品。

这种思维过程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叠层制造技术的出现，很有可能会造成供应链上所有节点的消失。十年之后，你可能会光顾一家当地的电商，拿着你在某家许可供应商那里下载的简图并进行 3D 打印，第二天就能取货 — — 如果这一切能成真的话，何必一定要无时不刻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追踪某件商品呢？这就是生活消费品未来发展的趋势。如果你在一家物流公司，这就意味着你更应该关心在产品送达的最后环节里，物联网能为你做什么，而供应链的其他环节则变得无关紧要了。

我们需要一份物联网的权利法案

在关于物联网的讨论中，开始我们对技术领域的关注更多一些，之后才会涉及经济和社会领域。但这一切都还涉及到一个伦理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我们的态度和方法上。举例来说，在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如果你能上网的话，你会经常访问 Usenet 群组。最初这一群组是为国际象棋而开发，但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在群组中谈论软件、色情，或是《龙与地下城》或者科幻小说的某些衍生话题。我知道这些，因为我也曾是其中一员，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那可能不算是一个好地方，但这都不重要。

把内容放在一边不说，这些早期的先锋网络极客有一套互相合作的绝佳方式。他们将互联网建立在了开放存取和互相协作原则的基础上。他们希望互联网能够成为一种民主的工具，它是为民众而设。当然政府和企业最终强势进入了这一领域，因为他们深知信息痕迹的价值所在。但总地来说，最初的原则现在仍然有效。简要说来，就是任何一方都无法通过付出更高的价格而抢先发布自己的信息。原因就是，一旦互联网分层之后，就不会像从前一样开放、自由和民主 — — 而这并不是互联网发明者最初的设想。

物联网也需要相似的原则。技术专家里摩尔·弗雷德提出的一个观点是，我们要创立一个最低限度的权利法案。有人可能说，开放总比封闭的好，这样就能保证不同设备之间的可移植性。我们必须确保消费者而不是公司来掌握这些设备所收集的公共数据（比如车流状况和人群数量），或是把这些数据分享到公共空间。用户应该有权不公开私人数据、删除数据，或是对自有设备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备份。我们也需要保证创建数据的个人能够得到报偿，确保这部分利益不被那些掌控数据仓库的人窃取，杰伦·拉尼尔把这种靠控制数据中心而掌握绝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称为“魔鬼使徒（siren servers）”。

当然，这也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该如何划分公共与私人数据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如果我想要见一位我在墨尔本联邦广场的前合作伙伴，那么我们见面的信息是否会存储在一个我现在的合作伙伴能够查看的公共数据库里？还是说我自己能够决定这一信息只对我自己开放？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最终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回答这些问题。高层决策圈应该对此进行慎重的讨论，但现在他们做的更多的，是聚在模糊的线上论坛和小利益集团当中。

所以无需在意冰箱向你的手机打报告，也不必在意能监测你进食速度的智能勺子。因为任何装置都可以装入传感器并且与互联网相连，并不意味着它就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些都是营销催生出来的产品，这些产品让我们在看待一些更宏大的问题时被一叶障目。一旦互联网连接深入到了我们的物理世界，那么就会出现更有趣、也更具有改革意义的案例。

现在开始换一种眼光看待物联网吧。确保你已经把物联网放在了一个更广阔的技术背景之下，再加入到这一队伍的最前列，参与创立设计操作规范准则来管理物联网的运作。你不能因循守旧，必须开拓创新。一旦我们能够撇下物联网这个蠢到家的名号，世界就要因此而改变了。

翻译：好奇心日报

这篇文章是基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发物联网Meetup网站发表在周三7月29日的一次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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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IoT hype, a reason for hope, or a horrid siren call into a dystopia where everything is trackable and hackable? And since IoT is a lousy term, what should we call it? Please build on the discussion by responding below.

是物联网的炒作，一个原因是希望，还是可怕的警笛呼叫转变为反乌托邦，一切都是可跟踪和破解的？而且，由于物联网是一个糟糕的词，我们应该怎样称呼呢？通过下面的回答，请构建的讨论。

按需经济把“劳动权利”一词抛出来，成了今年夏天的关键词：Homejoy（因为用流浪者充当清洁员而招致恶名）破产了，CEO 说导致破产的决定性因素是他们将清洁员归类为“合同工”而非“正式雇员”引发的多起诉讼。不只有 Homejoy 一家公司陷入了这些麻烦：官司缠身、负面媒体报道，还有行业内排挤的政治压力。过去几周里，Instacart、Sprig、Luxe Valet 和 Shyp把至少一部分的独立合同工转为了传统模式下的雇员（许多人称转变是以良好的商业惯例为名）。同时，Uber 和 Lyft 继续与集体诉讼作战，因为这两家的司机（合同工）没有得到任何工资或福利。可能还没等富士康的工人们出声，更多一线劳动者的抗议就要在硅谷爆发了。

劳动争议甚至影响了总统竞选的路线。希拉里·克林顿说，零工经济（gig economy）给好工作带来了“难题”。共和党候选人则回击说，希拉里是要扼杀创新产业，于是希拉里决定与互联网界巨头们聊聊，听取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论战正在进行中，国家最高劳动部门之一又扔下个重磅炸弹：据一家报纸称，当“大多数的劳动者都是正式雇员”的时候，美国大量的重体力劳动者却被错误地归为合同工。于是企业界都疯掉了。权威人士立刻质疑，劳工部的就业指引该如何应用到按需经济的具体情况中。

为理清这团乱麻，Medium 的 Backchannel 栏目与政府相关官员进行了一次传统的华盛顿电话会议。自从工作内容与硅谷搭上关系以后，国家劳工部的这些人好像也显得更有魅力了。我们首先采访的是奥巴马亲自任命的美国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Tom Perez），然后是工资与工时处主管 David Weil，新的合同工就业指引就是他发布的。我们聊到了合同工、Uber、行业集体呼吁的第三种劳动者分类等问题。

令人吃惊的是，佩雷斯居然细读了我们采访前发给他的文章 — — 包括一篇《脱衣舞女能教给Uber 什么》，显然他对这篇饶有兴趣。下面记录的采访内容则针对篇幅和清晰化表达的需要作了编辑处理。

佩雷斯：我可以正儿八经地说，我还从来没在任何工作中读过有关介绍脱衣舞女的文章。所以我想谢谢你帮我开了这个头。

Medium：是啊，其实舞者与脱衣舞酒吧的业务安排方式和 Uber 有很多共同点。（企业都在诉讼中声称自己为劳动者提供了获得业务的平台。）

佩雷斯：我没想谈这个问题，好吗？（他笑了起来。）

你认为这些手机 App 所创造的数百万的美国零工是经济衰退后创造就业的来源吗，还是觉得，这其实有问题？

我很多次观察的结果都是人们做了错的选择。我看一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说，有了新经济，只要我们创新，不控制它，每个人都能做得不错。这是错误的抉择，也是对“新经济是什么，可以是什么”的错误理解。我们必须抵御这种诱惑，不要总把经济总结为非此即彼的事，也不要说你能创新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劳动者没有保障，或者对使用导盲犬的残疾人说，他们认为庇护自己的美国残疾人法案（其实并不适用于他）。现代经济中没有这种空间。我不认为这就是创新，创新也不是这么规定的。

硅谷认为这是在瓦解就业领域。Marc Andreessen 谈到过“按个按钮就能得到工作”的乌托邦理想。你认为按需经济实际上提供了新的工作类型吗？

当初我听到“零工经济”这个词的时候，它暗示说这是人们头一次从一处工作跳到另一处。但其实并不是。你看护理人员、家政人员，其他很多低收入劳动者都在这样工作，通常也是勉强谋生，所以一家一家接活的工作方式由来已久。我们要确保这些打零工的人能够生存。在新经济下，我们看到过许多例子，雇主会意识到员工是最珍贵的资源，所以如果要成功你必须为长期打算。当你长远考虑，你就会对员工做投资，对人员进行更有意义的安排。

在按需经济中，你有看到任何就业领域的新进展吗？还是说，关于瓦解秩序的说法只是抵制的计策？

我可能不会称之为“新”。当然了，技术总是在变革前沿，不管是轧棉机、互联网还是 App 经济。从现在起 20 年，或者 2 年以后，都会有新技术创造出我想象不到的新名词、新动词。

你会用这些服务吗，像 Uber 或者 Instacart?

关于 Uber 你不该问我，因为我有专车（所以不会用 Uber）。（他笑了起来。）

买蔬菜水果的 Instacart，或者洗衣服务呢？

我个人生活方面没用试用过任何这类服务。很有意思，你提到了 Instacart，因为据我理解，Instacart 的业主做出了判断，认为那些采购的人员应该有成为雇员的选择。

没错，Instacart 和其他一些按需经济的公司在过去几个月把一些合同工转为了雇员。你会为这些转变叫好吗？

我称赞 Instacart 的前提是，它承认了员工是不可替代的。这是技术性劳动。如果你想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你需要人们真正了解自己的工作内容。当你为员工投入，你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有观点认为建立按需经济的唯一方式是不设规则、没有保障，这就是错的。

这就引出劳动部上个月发布的指引，关于《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必须对合同工与正式雇员的区分问题做出解释。指引称“大多数劳动者都是正式雇员”，那么劳动部认为按需经济中的劳动者是正式雇员吗？

不，这是个错误的假设。这个指引不是宣布新的政策，而是对现有政策的说明，对我们所获取的雇主和劳动者群体的反馈做出的回应；我们要对当下的法律规则安排做个清晰的说明，这才是目的。每个案件都基于一个具体的事实。我最频繁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是，“Uber 的司机算雇员还是独立合同工？”答案是：如果我们接到某个起诉，我们会根据事实情况进行一个非常具体的判定。如果你问我，建筑工人算雇员还是独立合同工，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是一样的。

（这时候，按照事前安排，部长退出了对话，交给了主管 David Weil，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指引作者。）

Medium：Weil 博士，你如何理解这种主张，认为传统观念中的合同工或雇员不包括自愿签署 App 合同的劳动者？你支持立法设立第三种劳动者类别吗？

David Weil：我是劳工部门内的一个主管，所以我要在现有法规的框架下和授权范围内来考虑问题。这不是逃避，但我必须考虑联邦法规授予我们的能力和工作任务。这就是《指引》的内容。“雇佣”的含义，在任何联邦法规中，《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给出的是定义是最宽泛的一个，实际上，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它是最宽泛的定义。这就提供给我们一条思考旧经济、新经济和数字时代经济的途径。

我们不想被这些就业平台的光彩迷惑，也不想对其有太多质疑。我想要回到劳动关系的根本。重点是，保护这些在此类劳动关系里可能没多少选择的人，确保他们有选择的权利。人们讨论新经济的时候，有时会假设这些平台上的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影响力和选择权。我不觉得数字平台的情况会比任何传统劳动力市场好到哪儿去。

你指的“选择”是获得其他工作的选择吗？

对，就是得到其他工作，或者要求雇主提供特定的薪资或福利。有上百万人没有这种选择条件，不管在哪种就业平台上。我们的社会有责任提供基本劳动标准下的保障。

关于这方面，Medium 上报道过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故事，前 Google 职员从 TaskRabbit 上得到了一个光鲜的男管家工作，然后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抢了某个真正需要管家工作的人的饭碗。这种可能的情况会让你担心吗：工薪阶层的职位被一些有其他选择却还想赚取外快的人侵占了？

关于兴起的零工经济，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这种新经济对所有人，包括劳工部员工的影响都是一样的。现在劳工部的员工和十年前做这份工作的人恐怕不一样。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轶事。大学毕业生想要有灵活性的工作，想有机会旅行，在数字平台上赚点钱然后出去自驾游，这可能是事实，但我不认为要基于这些事例来立法，或者强制推行某项法律。我们立法的依据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事实。

我要确保的是，无论在哪个平台，不管是数字的还是实体的，人们是能够自由做抉择、有很多选择，还是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做这份工作是因为要养家糊口，还是因为别人能多付我钱，而我也干得不错？必须回到最初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努力保护的是谁，在这些新领域的劳动者们在这个图谱上是如何分布的。

你是否欢迎通过集体诉讼来推进劳动法立法的方式，比如像那些反对按需服务公司的人们那样？

法律既给了个人起诉的权力，也赋予了政府部门调查的权利。我们不能左右任何一起诉讼，当然了这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法律会遵照基本劳动标准，朝着顺应趋势的方向发展推进。在指引中，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它产生了大量的不可思议的公众关注。这不仅是针对零工经济而言，大部分我们发现的错误归类情况出现在旧经济中，我们有时称之为“裂缝工作场所”（fissured workplace）。（Weil 是在自谦，这个词其实是他创造的。）大约 2900 万劳动者在经济核心中受到了这些错误归类的制约。

工资与工时处有 1000 名调查员，可能很难监督每一个行业吧？

有 730 万个办公地点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他们有着大约 1 亿 3500 万员工。所以说，一方面总统很大程度上支持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完成大量的工作：现在比最初建立部门时大约多 300 个调查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专注于如何有效分配资源，所以会优先关注一些行业：我们是数据驱动的调查机构，不但要观察问题的普遍性，还有看那里的劳动者没有主动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也需要有效力，所以不仅考虑恢复薪资如何影响到那些劳动者，还要看怎样影响了雇主。所以我们一直要努力思考，是否一个举措在总体上造成了极大影响。

硅谷出现了家庭作坊式的产业，为按需合同工提供本来由雇主提供的福利待遇。对这种解耦式的就业福利，你怎么看？

许多创新的想法都很棒。有些比法律要求的福利措施更深入，或者为劳动者提供更灵活的机会。劳动部门是确保基本标准达成，确保行业遵循标准，但不是说我们就不会更进一步来做。现在的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有比以往更多的工作机会。我们必须保障基本的标准。

我必须得问问，你用 Uber 吗？

我不用 Uber。我基本上搭出租车。而且我乘公共交通，工作日住在华盛顿，但家在波士顿。所以我坐地铁，我挺喜欢地铁。

翻译：好奇心日报

Photograph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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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y Dickerson 曾以为，作为一名 Google 的网站可靠性工程师，他可以有令人满意的生活。在 2013 年秋天之前，事实确实如此；然后，他受邀参加 Healthcare.gov （美国政府医保网站）的拯救行动。 Dickerson 加入的小组挺进了制作这个瘫痪的网站的官僚机构之中，他本人则成为这个特别行动组的组长。

为了重启网站，他们引进了硅谷最先进的网络技术，将平价医疗法案信息化的努力从绝境中拯救出来。一个日常工作的场景现已成为传奇时刻：一些传统型的同事抗拒采用一个在现代网站开发中广泛使用的工具，Dickerson 斩钉截铁，力压异议：“如果有人再跟我说不能使用 New Relic，我就一拳打在他脸上。”

这段短暂的服务期结束之后，36 岁的 Dickerson 开始怀念这种源于确信自己的努力可能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的满足感。因此，他接受了担任美国数字服务局 (United States Digital Service，简称 USDS) 管理人的工作邀请。这个全新的机构隶属于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向美国首席信息官 Tony Scott 汇报。（Dickerson 本人同时拥有副首席信息官的头衔。）它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密切合作，尤其是其中由美国首席技术官 Megan Smith 和她的副手 Ryan Panchadsaram 领导的科技小组。（我们与 Smith 女士及其副手 Alex Macgillivray 的访谈，请点击此处阅读。）Smith 女士的前任 Todd Park（他依然任总统在硅谷事务方面的顾问）在任时既提出复制 Healthcare.gov 拯救工作的成功经验，引进硅谷等地最优秀的工程和设计天才为政府工作，并非作为官僚机构里一份终身的职业，而是作为志愿者，参与高强度的紧急任务。如果这些人能利用自身技能解决一些棘手的大麻烦，并痴迷因此造成的影响，以致于决定服务更长的时间，那就更好了。

Healthcare.gov 的经验展现了区别究竟有多么大。根据政府最新发布的数据，起初的登记系统 — — 即 Federally Facilitated Marketplace （“联邦便捷市场”）操作系统 — — 的制作费用是 2 亿美元，每年的维护费用将需要 7000 万美元。经过 USDS 的一群来自 Google、Y Combinator 的科创公司和其他科技企业的工程师的改写，新版本的网站只花费 400 万美元的制作费用，年维护费用也仅为 400 万美元。

Haley Van Dyck 是协助 Dickerson 工作的副管理人，也是 USDS 的联合创始人。她在奥巴马政府自 2008 年当选以来的科技战略方面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曾在白宫、FCC 及 USAID 等多处任职。在美国政府第一次利用协作 GitHub 工具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她也担任负责人的角色。

本月早些时候，随着他们的任期将满一年，记者与 Dickerson 和 Van Dyck 在 USDS 总部做了一次访谈。他们的总部距离白宫的距离只有一箭之地，房屋的结构更像一个城区独栋住宅。我们落座的起居室里摆放着古怪的家具，当然还有白板。Dickerson 保持着 Google 式的休闲着装风格；Van Dyck 则把她的鞋子蹬掉了。为求简明，以下访谈记录经过编辑整理。

[STEVEN LEVY，以下为 SL]: 招聘的进展如何？

[Mikey Dickerson，以下为 MD]：我曾经担心无法找到足够的人来这里工作，或者无法说服政府机构接受来自外部的帮助，因为这两件事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在这两点上我们都没遇到大麻烦。我本来想能有几十个人感兴趣就很好了，而且这样也就够了，因为我盘算有几十个人就能启动了。但是，人们的反馈比我设想的要积极的多。根据去年 12 月份通过的预算案，2015 年的预算人数是 50 或 60 人，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接近这个规模了。另外，我们任何时刻都有小几千个应用需要处理。

SL：为何它超出你的预期？

MD：我们的销售策略的效果比我想要的还要好。

[Haley Van Dyck，以下为 HVD]: 我们的销售策略实际上只有一句话 — — 为国效力，大处着手。我们在招聘方面取得如此成功，原因就是，人们非常愿意利用自身的技能实实在在地帮助别人。这确实是目前我们仅有的招数。

MD：我们也修改过招聘启事，但每一个版本都比前一版更加直白地告诉人们：不要来这里，如果你只是想干点轻松的、有趣的活，如果你认为能从这赚很多钱，或者你觉得这里的工作能在某些方面促进你的利益，都不要来这里。

只有当你想要有机会参与解决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你才要来这里。我保证，如果你为此而来，你就能实现它。如果你带着别的目的来，我不承诺你任何东西。

我们简直要被应聘申请淹没了，所以我们的措辞变得更加激烈。神奇的是，这根本没有减缓应聘申请的到来。我越是强调事情的困难程度，它对喜欢挑战的人就越有吸引力。非常神奇，我们在招聘会上，跟他们如此实话实说 — — 然后我们就接到简直处理不过来的简历。以前我给 Google 招聘人才的时候，我们有钱，有免费巴士，有免费的食物，有这里所没有的一切。但是，那时的招聘难度比这里大得多。

SL：即使政府 IT 部门的历史如此糟糕，人们依然踊跃参与，这非常有趣。

HVD：如果仅仅抱着“勇担重任，一遍遍地冲向官僚机构的围墙”的想法，事情肯定行不通。事情能取得进展是因为我们拥有经过多年发展而来的一套策略，能够厘清什么能行，什么不行，以确认是否有机会真正带来改变。我们从全国范围内请来这些工程师和设计师，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有机会影响和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

SL：关于你的第二个担忧，怎么说服诸多政府机关接受你们的工作呢？

MD：现在这根本排不进我们最为关注的几个事项之列。我们围绕 2016 年预算案有一个计划，我以此为由会见了所有的联邦政府机构。数量真是非常多 — — 这是一些大型的、正规而隆重的会议 — —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组织和准备。经过这项工作之后，我们发现了 60 到 80 个应该会很有料的项目。

SL：就 2015 年来说，你们的预算有多少？

HVD：两千万美元。

SL：那么 2016 年你申请多少预算？

HVD：申请总额是 1.05 亿美元。因为我们要颠覆的是如此大的一个产业，我们需要寻找多个压力点以求改变整个体系。因此，1.05 亿美元的预算额包括总部的资金需求和每个机构的内部团队需要的资金。

SL：这是否需要国会的单独批准，或者它只是属于大预算案的一个部分？

HVD：这取决于每个具体的委员会。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榴霰弹式的方法。这里面有些项目[不会]获得资金批准。有些会。无论怎样，我们相信缺少资金通常不是我们在联邦政府的 IT 项目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只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够从很高级别的领导层那里获得对这些机构的内部团队的管理授权。

SL：你有没有说服大家，不花这些小钱，将会导致他们发生更大的支出，而且做出来的东西还不一定能使用？

MD：我们当然努力在这样做。这基本上是我们说服国会批准预算的主要卖点 — — 所需的花费微不足道。我们用了一个公式来计算这些请款项目，结果显示，这些项目所需的费用只是这些机构本来可能要发生的支出的 0.2%。

HVD：这就是说，可以把这笔费用当作一笔很保守的保险费。

MD：我们真的很小、很小。就我们在此讨论的这些小额支出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让其中一家机构的一些小的 IT 程序正常工作，不出现超预算、超期等各种问题，它就能带来足足十倍回报了。

而且，我们在这些机构里抓的都不是小问题 — —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在对付最大的问题。移民系统项目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我们安排了少数几个人在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美国公民与移民事务局 (US Citizenship Immigration Service) 做了几个月。他们帮助将所谓的 I-90 流程 — — 有关更换绿卡的流程 — — 转变成一个数字化的在线流程。因此，现在我们在国土安全部也有了粉丝。人们很难理解，五个人能带来多大的变化？我们就讲 Healthcare.gov 的例子，说：“那也是五个人啊，我们需要复制那个模式。”这样人们就买账了。不过，如果有另外一个机构的同僚说，“我一开始也摸不清这么个疯狂的计划，但是我还是决定试试，六个月后，他们带了惊人的影响”，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SL：你们有没有一个图表能展示经过你们的小组改造后的移民系统和原来有什么不同？

HVD：这么说吧，改造之前的情况是，集合系统完全是在纸面上操作的。如果要向该系统提出申请，每份申请大概需要耗费 400 美元，要向用户收费，要耗时六个月。最终，你的纸质申请材料要在全球游历至少六趟。真正的全球游历，因为需要将纸质材料从一个处理中心寄到另一个处理中心。在我们到那里之前，一个改造的工作早已存在[虽然一直不成功]。为了启动这个现代化的工作，当初实际上一下签订了十亿美元的合同。合同期为五年，包括[额外的]两年的需求收集阶段，结果一行能够工作的代码都没有交出来。我们出现时，他们正处于第二个五年合同期的第二年。然后，I-90 就成为这项工作中近七年来第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程序。[访谈结束后，一位政府发言人澄清说，第一个合同期是七年，总额 12 亿美元，项目的成果“落后于进度和计划”。]

SL：你们做 I-90 的成本是多少？

HVD：五个人的工资。

MD：他们与现有的组织一起工作，但是我们给项目增加的就是五个人。与 10 亿美元的合同相比这根本微不足道。

SL：如果说 USDS 是由 Healthcare.gov 创立的组织，是否公平？

HVD：我认为，公平地说，如果没有 Healthcare.gov，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这正是因缘际会的结果。它给整个运动带来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及最重要的，它凸显了保持现状已不可行，无法再按照同样的方式做事情了。Healthcare.gov 事件是一场不幸的危机，我希望它从未发生过，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它很能代表政府里面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让政府里面上至高级别的领导层，下至工程部门，都能深刻理解这个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改变做事的方法。

MD：它将很多问题暴露在焦点之下。你只需要去读读 2013 年 10 月以后的任何一条新闻评论，你就看到数以百计的联邦工作人员和承包商们都说数十年来一直如此，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巨大的失败，等等。这个皇帝不穿衣服不是一年半载了。[但是]就足以引起总统注意的那个级别的事情来说，改进信息技术和联邦机构的电脑系统不属于优先的那几个 — 除非到了无路可走，不得不优先处理的地步。这是一个痛苦的学习过程，但是这比把这个教训再拖个 10 年或 15 年好多了。因为在别的地方，它一样会发生。

SL：美国数字服务局是你从零创造起来了。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感觉：你是不是有意为它营造一个与其他政府机构不同的文化氛围，让它更像一个科技机构?

HVD：我们对这里的文化感到非常自豪。

SL：你们怎样去描述这种文化?

MD：从表面上看，很多东西不一样。是的，我们有白板，有 DJ 设备可以任意玩，很多东西对人们的实际工作内容并不重要。我们在乎的是它们的信号价值。当我们把人从 Google、Facebook、微软等公司挖来时，他们会感觉：“嗯，这些哥们儿明显跟我有一些同样的 DNA，他们的办公室跟我在外面时候一样。”这当然是为了表面效果。但是，真正有活力的成分是我们契而不舍地紧紧抓住我们的使命和焦点。我们是为了短期的任务被创设出来的，我们不会建造一个永久性的官僚机构。

如果五十年后美国数字服务局依然存在的话，希望那时它从事的是截然不同的事务，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一种在那个时候行之有效的方式。如果我们不能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变形和革新，我宁愿解散，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永久的固件，使其唯一的使命即为维护自身的存续。我个人感觉，此前很多善意的事业都沦落到那样的境地。

因此，我们并不提供一份职业。我们不是在建造一个职业机构。我的销售策略里面很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非常直白地试图劝人远离。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部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是说，我们只要求你过来工作一年或者两年，不要求你彻底改变你的职业发展方向，可能就根本行不通。鉴于我们将要交给你的项目的劳动强度，和我们对你的工作内容的要求，更长时间的服务期根本无法持续。如果服务期更长，我没有足够的激励来让这份工作成为有足够回报的职业。

你来到这里，就是因为你想要为国效力。我们绝对会给你这样的机会。我们在聘请每一个人时，我们都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你得明白你来到这里是因为你想要服务退伍军人，服务移民，服务身负助学贷款的大学生，或者服务任何一位需要你的顾客，这些你得早上醒来好好想想。这样做实际上帮助我们保持这种文化，维护我们的团队。

这种维和部队式的、基于特定任务而被设立的模式，与建成一个永久性的官僚机构相比，让保持定力和焦点变得容易得多。

SL：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时钟在时刻提醒你，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之前，得抓紧切入政府部门的表层，尽快推进你们的项目？

HVD：我想我们非常明确地感到这种急迫性，得在接下来的 18 个月中尽快交出成果。

MD：一共 80 周。我们还有多少，560 天吗？

HVD：不错。

SL：谁在计数呢？

MD：哦，我们有记录。

HVD：我们确实感到一种急迫性。对于机构的未来，我们的策略是，如果在接下来的 18 个月里，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价值，我相信下届政府不至于愚蠢到停止这一块的投入。

MD：我希望我们不要依赖政策、行政法令、或是固定的法律制度，来强制要求我们在下届政府的任期内继续存在。我更希望下届政府能亲自看到我们的价值，因而主动选择继续做与我们现在做的多少类似的事情。如果我们没能成功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价值，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或许我们就不应存在。

SL：Mikey，我知道在你辛苦地做完 Heathcare.gov 的项目之后，你感觉再也不愿参与政府的项目了 — — 但是当你回到 Google，你发现那里的工作让你感觉空虚，这就是你选择回来的部分原因。

MD：是的。当我回到原来的工作，我再次跟工程师们谈起业内的话题，还很激动地再次聊起机器学习的问题。但是，中饭结束的时候，我就在想，等一等，这实际上根本就不重要。就是说，没有人在乎我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它永远不会在任何方面给任何人带来真正的影响。

SL：你大体上有没有感到来到这里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觉得跟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相比硅谷的工作有一种空虚感？

MD：我们有一位工程师叫 Will Chan，他在移民系统项目上工作了几个月，又回去[硅谷]了。实际上，他最终还是没有回 Google，这促使他写了一篇博客文章。这是一段非常、非常类似的一段话 — — 这是 Will 的原话 — — 在知道我拥有的技能可以对需要它的人们产生重要的影响之后，现在我无法安心地让它白白浪费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我们有好几位工程师都有这样的体会。做完一期短期服务的人中，最终决定延长服务期的人的占比高得惊人。

HVD：不瞒你说，这是我们其中一个诱饵式销售方法。人们到这里来有时只是为了完成一个短期的任务，有些人只是向就职的公司请了三个月的长假。然而，原本打算来做三个月的人里面有 66% 的人最终在结束之后，回家辞了工作，到这里来做了全职。这样的趋势还在上升，我想现在的比例应该在 80% 以上。

SL：有些人担忧在推进政府事务数字化的进程中 Google 的身影显得过大。这样的担忧有无道理？这样有问题吗？

MD：Google 是一家拥有约 6 万名员工的公司。我们聘请的人员里面有不少是在从 Google 跳槽到 Facebook 等公司后才被我们挖过来的。因此，只能说现在很大一部分最优秀的人才都曾在 Google 就职过。我不能确定实际情况能不能称得比例过大。我们没有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

HVD：而且我们也有很多人来自其他一些非常牛的科技公司，无论是 Twitter、Facebook，还是亚马逊。我们偷袭了硅谷里不少巨头。

SL：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大项目是给退伍军人管理局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做的。

HVD：退伍军人管理局是我们投入重兵的第一批机构之一，我们一直在加强那里的团队，现在大概有 11 个人。退伍军人管理局的项目很有意思，因为很能代表为联邦政府工作时面临的诸多挑战。它是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在它里面找到立脚点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目前，我们在里面做的最大的工程关注的就是军人的医疗记录从国防部转移到退伍军人管理局时的操作性问题。

SL：我知道国防部有些人的医疗档案与退伍军人管理局使用的档案在形式上完全不同。

HVD：很准确。我们发现美国数字服务局模式在解决不同机构之间的衔接过渡的问题时最为有效。因为在这些地方，协同变得非常困难。现在，我们最主要的精力放在评估信息从国防部移交至退伍军人管理局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两年前也是完全基于纸质文件的流程。真难以置信，每个军人的文件通常有一英尺半那么长，需要用汽车从国防部运送到退伍军人管理局总部大楼。纸质资料的量如此巨大，使得该局不得不加固大楼的地板才能撑的住这些纸质文件的重量。因此，两年前在这个过程中开始采用一定程度上的数字化。

MD：它的数字化就是将纸质文件扫描成 PDF 文件后发送到 VA，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还不能达到我们对它的期望。

HVD：我们的团队正在花很大的精力研究怎样才能让它[变得更好]。

SL：除了科技方面的挑战，你们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你们有没有遇到坚持现状的反对者？

HVD：最大的反对力量基本上来自于不敢冒险。政府里面的人被训练得不愿打破常规，因为如果你尝试不一样的事情时失败了，通常会有很坏的结果。我们一直会遭遇这个挑战。

MD：我倒希望存在这么一些带着大礼帽，留着一字胡的坏蛋，因为如果在这些陷入瘫痪的大工程的后面都有一个大坏蛋，我们只需要找到他，把他赶走，问题就都解决了。问题不是这样。当你想要协调退伍军人管理局的 6 万人同时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不可避免要发生的所有这些问题。即使有些时候有的人看起来让你很头痛，这仅仅是由他们在官僚机构中的岗位职责和扮演的角色决定的。他们的目的几乎总是跟我们一样，就是说，他们想让退伍军人有更好的感受，他们想让伤残理赔更加快速地审结，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目的，他们的想法并不必然与我们一样。

SL：总统先生对你们的工作有什么反馈？

MD：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们来做，你能不能找更多人过来，你能不能接更多项目。

HVD：总统先生基本上相当于我们的业务拓展团队 — — 他总是在告诉别人，他们需要跟我们合作。他的推销非常管用。

SL：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服务期都会持续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即 2017 年 1 月份。到那时，美国数字服务局将取得哪些成果？

MD：拍个脑袋，到那时候，Healthcare.gov 将能够结束辅导期，独立运行，不再需要我们帮助它完成集中登记或者别的任务。到 2016 年，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动能去解决国防部和退伍军人管理局之间的一些实际的操作问题，使用的方法将来经过扩展后要能够帮助解决与健康数据的不可操作性相关的更加广泛的问题。那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成功。现在我们是多头并进。

HVD：是的。到本届政府任期届满时，我们[将会]很高兴地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惠及我们的关键用户，如退伍军人、大学生、申请社会保险的人，还有移民。可以看到这些实际的改进惠及这些用户整体。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将证明这个模式行得通，它将开创科技行业参与公共服务的传统，这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标。

MD：更加高远的目标是，[科技人员到这里来工作]成为一件值得骄傲的经历，就像律师的履历里面有在最高法院就职的经历，或者医生的履历里面有在无国界医生组织服务的经历一样。如果你真的是一顶一的高手，某一天你就会被邀请过来为美国数字服务局工作个两年。

翻译：好奇心日报

Photographs by Stephen Voss for Backchannel, unless otherwise cr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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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的汽车终有一天会撞到人。

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有疑问。我们正在突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AI）的极限，使它们有可能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项技术已经走出科学和研究的实验室，开始帮助各项古老和新兴的产业取得进展。但是如果机器人失误使人致死，那该怎么办？即将到来的这个时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还是我们将会被人工智能吞噬的时代？

比尔•盖茨（Bill Gates）、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和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曾公开表明，人工智能将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当今最杰出的几位天才都拥有相同的观点，这一点令人无法忽视。他们指出，尽管无法否认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所带来的极大好处，但是，他们担心，这些获得了认知能力的机器将会直接而有意地与人类的最大利益相左。这些人似乎都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终结者》（The Terminator）并非只存在于银幕上。

我想对比尔、埃隆和斯蒂芬，以及在那封警告人工智能将给我们带来可怕后果的公开信上签名的用心良苦的人说：我们并非注定会被机器人所统治。没错，我们无法避免自动驾驶的汽车终有一天会撞到人 — — 但这并非一个有意的狡猾行为，而是传感器发生了故障，或者错误地估算了当时的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尽管结果非常残酷，但是这在本质上，却与由于评估逻辑没有捕捉到一些细微差别而下了一招臭棋的国际象棋程序没有什么差别。当然，这并不会降低伤亡的人数，但是它和我们在采用任何一项新技术时所承担的风险并无二致 — — 它并非一个改变游戏规则、并将终结人类历史的奇点。

为了更好地评估这类复杂的威胁，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几乎所有现代人工智能的工作方法。尽管听起来不是很光彩，但是几乎每一种应用程序都可以简单地看成是一个优化的问题，其任务便是在一个特定的问题展示中，找出成本最低或者回报最大的一种解决方法。这种级别的人工智能没有魔力，也没有感情。其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找到一种与我们对智力的看法相一致的最佳解决方案。举个例子，自动驾驶的汽车会按照最低风险或者最短路径选择一条行车路线，而一种对图像进行分析的计算机视觉算法之所以会在路上发现一只猫，是因为在将数百万像素的图像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资料与猫更加匹配，从而确定这是一只猫，而不是别的什么。

即使现今炙手可热的“深度学习”系统，也只不过在结构上更接近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元，而不是他们“学习”的方式。结果，除了一些真正匪夷所思的应用程序之外，掩盖在这种方法的外观之下的，只是另外一个优化的问题，是针对一组训练数据的模式匹配。

那种依靠图像内容进行分析的程序，并不比那种下出一招妙棋的国际象棋程序，或者是使自动驾驶的汽车避开车辆和行人的程序，更加清楚自己的目的。这些系统并不能像我们一样地真正“思考” — — 它们的方式，是按照我们人类在那种情形下的意图，对一个问题给出最优的解决方案。而由于有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非常复杂，人工智能系统仍然只是在程序员设定的特殊技能组合的基础上，完成一些线性任务而已。

那么结果便是，尽管死于机器人之手和死于自动驾驶的汽车车轮之下可能听起来非常恐怖，但是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车祸。尽管每一辆汽车的方向盘后面坐着个人，会使我们感到安心，但是假如马路上的汽车都由机器人驾驶的话，我们其实更加安全。当自动驾驶的汽车的优点远远超过那些安全因素时，我们的每日通勤、城市规划、甚至是重塑整个产业的瞬息万变的价格动态的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 — 我们也将不再害怕，因为它们就跟我们的一台个人电脑一样。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真正风险在于，如何使这些科技避免被人类不当使用。正如在核能和核武器之间有一条细细的分界线一样，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新发展为滥用提供了新的无限可能：致命的军事用途、大大增强的监控能力，以及黑客为了邪恶目的而攻击这些复杂的系统。但是，我们在认识到这些风险、并为这些随之而来的挑战做好准备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它们对人类的能力、效率以及生活品质所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好处。

盖茨、马斯克和霍金对未来的广阔前景抱谨慎态度，这是对的。但是他们弄错了威胁所在，因为人类的意图往往比他们所发明的机器要危险得多。没错，我们只要轻轻一点手指，就可以拥有过去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科技，但仍然有一些只存在于低级漫画和电影之中的概念 — — 有自我意识且讨厌人类的机器人杀手便是其中的一种。

翻译：好奇心日报

Images: Headline Photograph: Carsten Koall/AFP/Getty Images; Terminator 3 — by Jonathan Mostow (2003); Mercedes Benz Smart Car — 2015 International 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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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agree that the worries about AI are overblown? If you think that the Singulary is in our future — or that an overreliance on AI is inevitable and unwelcome — please build on this essay by responding below.

聪明的市长会借助增强现实技术丰富下一个版本的市民热线。

2007 年畅销书《幽灵国度》（Spook Country）中，威廉姆·吉布森预言了所谓的“方位格（the locative）”：一个凌驾于现实世界电网之上的虚拟幻想层。任何拥有特殊观测装置的人都能观测到它。在书中，只有魅力无限的鲍比·虫宝（Bobby Chombo）拥有可以使方位格运转的技术装置。所以当艺术家想要在《日落大道（Sunset Strip）》中重现瑞弗·菲尼克斯（River Phoenix）之死时，就需要虫宝的帮助了。

城市属于现实世界这一层：因为你能在 Google地图上面轻而易举地看到各个城市。但是你很难在地图上看到城市是怎样由一个又一个的社群组成的。在平面视图中，人与各项社会服务的互动这种社群的组成部分都是隐藏起来的，人们无法看到。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有所改变：运用现有 311 服务的思路，每个城市都能够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展示自己所做的工作，并接触到自己的市民。

今天，美国的 311 服务很有可能成为民众参与的平台 — — 这是一个专门为那些在乎自己所居住社区的业主创建的一个领域，也是一个市民与城市进行互动的渠道。现在虽然 311 服务只是民众投诉城市服务的一个渠道，但确实也是“方位格”概念的真实体现。但可能在更大意义上来讲，这个实现是本·富兰克林式的，而不是反乌托邦的吉布森式的。

如果你已经对市民科技深信不疑，311 热线服务就真的是值得肯定的。拿纽约市版的举例来说，311 基本展现了所有的城市服务，他们将 311 平台和应用形容为“纽约市的官方网站”，也可以算是城市“政府信息和非紧急事务信息的主要来源”。

你能在洛杉矶城所有网站的最上面找到洛杉矶版 311 的网站链接（你可以查看这几个网站：lapl.org、lacity.org、lafd.org 等等）。洛杉矶在未来的几周里要推出新版的 311 服务，这一平台将把用户与清洁卡车司机联系起来（反之亦然）。（是的，互联网就是一个大的垃圾场 — — 但垃圾也是能变废为宝的！）

我欢迎这项城市运动的兴起。但这项活动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地图上标示的许多 311 服务点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信息与服务“共同创造”的市民活动则是真材实料的。

但 311 可以变得无比便捷。如果任何人都能得到鲍比·虫宝式的帮助，让他/她能在城市的任何位置以惹人注目的数码方式画出一些特殊位置，并且对附近的其他人可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与 Ingress 类似的游戏与 311 服务合作会怎样呢？如果能把趣味性的东西加入到这种实用性的服务当中，如果能让市民更加积极地参与进来，或许他们就能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他们所在的城市。

全世界有超过 1500 万人都已经下载了 Ingress 这个游戏，它需要用户使用手机上的定位和照相机功能来协助玩家开“门” — — 这样你和你的团队就可以进入到城市当中任何（可以走到的）有意思的地方。这个游戏中有一个神秘的外星原力，这种力量就是穿过这样一道道“门”而来的；你可以做“启示军”，也就是“迎接这种原力的人”，或是“抵抗军”，也就是要阻止这种原力到来的那一派。

一路上，如果你玩得足够认真，那么从一道道“门”之间经过，你可能要走数英里 — — 你必须要在 90 英尺以内，才能与某道“门”发生作用。（ YouTube上面关于 Ingress 的视频不计其数；有一个视频讲的就是一个玩家和他非常无趣的儿子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狗狗耐心走完这个过程的经历。《蒙特利周刊》的记者卡拉·亚布拉罕最近非常生动地记录了她在 Ingress 游戏中不断升级的经历。）

所以玩 Ingress 还是个十分耗费体力的活动。Niantic Labs 开发了这款游戏（Google 是这个游戏开发商的母公司）。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玩这个游戏，通过它，开发商就能得到大量关于用户喜好的数据，从而在周边环境中找到这些玩家认为很有趣的东西。

当我看 Ingress 时，我看到的是市民互动的下一个阶段 — — 城市中，官方通过 Web 2.0 时代的社交网络平台（如 Twitter、 Facebook 和博客）这些传统的沟通渠道与选民进行交流，但这种交流已经不再是从前单一的双向交流了。随着光纤和 WiFi 的不断普及，城市可以推出增强现实应用作为新的沟通模式：311 服务完全可以与 Ingress 这样的游戏界面进行联合。

没有光纤和免费 WiFi，用户就会受到数据流量的限制，从而降低他们使用这种增强现实应用。当然还会有用户认为强制搭载 Google 的 Ingress 游戏也很让人挠头，所以 311 这个应用就应该对任何承诺向城市发送数据的用户开放。之前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洛杉矶公布了与 Waze 进行合作的领域（Waze 也是 Google 旗下的一个企业），洛杉矶这样做是为了换取 Waze 的交通状况与司机体验实时信息。

加上一个方位格元素能够在诸多方面提高市民的参与感，所受的唯一限制就是想象力。你是否特别喜欢公园里的某个雕塑或是某个街角？（这不是说傻话。在墨尔本，人们可以给自己喜欢的树写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邮件，因为每棵树都有自己的邮箱地址。）运用这种增强现实应用能让你感受到一个活力四射、娓娓道来的城市。你可以与城市进行对话，你能抱怨雕塑下人们乱扔了垃圾，或是建议重新设计这个公园，使其更好地为周围的社区服务。你可以创造一个你的愿景，然后让别人来看。

你看，让事物变得更有趣也是城市服务的一部分。要让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再次焕发生机，或是让某个公共场所恢复往日繁华，艺术和音乐通常都是必要的元素。市长希望市民认为“我所在的城市很酷”，这样人们才愿意留下来。市长必须要做好这件事 — — 在经济发展日趋分散、全球变暖越来越严重、资源越来越匮乏的今天，人们只有与城市更加亲近，才会支持诸如增建轨道交通这类更加大胆的选择。

增强现实无论如何都会成为现实。只要人们到各处去，在应用上记录他们中意的地方，城市通过数据收集就能做出更为市民所喜爱的城市规划与设计 — — 那么这里（真的是住在这里）的人们就会更愿意留下来了。

根本不需要鲍比·虫宝。

翻译：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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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1960 年代，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校园两侧有两个实验室正在创造个人计算机技术的未来 — — 不过，它们对个人计算机技术未来的设想大不相同。

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创造了“人工智能”这一术语，并希望在十年内制造出能够运行的计算机大脑。而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所带领的增智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团队对于用电脑代替人类却并不感兴趣，他们想要找到的是用电脑增进人类智力的方法。1968 年，恩格尔巴特和他的团队根据核心研究得出的成果，向人们进行了一场激荡人心的演说，展示了如今的我们相当熟悉的个人计算机的基本组成部分：窗口、超文本、视频会议、协同编辑，以及最著名的 — — 鼠标。Backchannel 频道的主编史蒂文·莱维（Steven Levy）给这场演示起了一个著名的称号 — — “演示之母”。

虽然麦卡锡对计算技术的影响非常深远，譬如他开创性地研究了如何分享计算资源，还初步研究了自动驾驶汽车，不过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却总是时进时退。

但是如今，每当我们移动鼠标、打开新窗口、打 Skype 电话或者使用 Slack 和同事互动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直接享受恩格尔巴特所留下的遗产。

所有这些增进电脑作用的工具都用激动人心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工作的方式。而且说句实话，在科技可以如何强化大脑这方面，我们还只接触到了一些皮毛。在神经科学、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领域，研究人员正缓慢而又坚定地努力着，想要逆向仿制人类大脑。当然，任何关于破解大脑奥秘的论调都会激起人们心中的科幻梦（或者噩梦），让人们想起有感知能力的机器。不过，当我们对于大脑运作的方式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开发出能够更进一步刺激我们脑中科幻梦的工具。

我曾在硅谷一家叫做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即 IFTF）的非盈利预测机构做过好些年研究人员。在那里，我和我的同事探究了在神经科学、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领域，也就是大量新技术和新系统是如何使我们在工作上逐渐变成“能力更强的个人”的。这项研究中有一个环节是要挑选出一些相关信号，诸如科学上的创新突破、技术趋势、专家意见等。这些信息本身可能会让你吃惊地抬起眉毛，不过把它们综合起来当做一种复杂的生态环境来观察的话，你就能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或者趋势。信号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标识。根据那次研究，这里有三大关于未来神经科学技术将会如何改变我们工作方式的预言：

未来我们的显示器将会根据我们的精神状态做出反应。

文字信息过载已经成为了一种陈词滥调，但其实好戏还在后面。

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将会时时被数据的云雾所笼罩。为了解决这点，我们需要更加合适信息观看者的新型显示器。强化认知学这一交叉学科将会为我们带来能够被动衡量我们精神状态、并根据我们的状态做出反应的电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 CogPit 平台就展示了一种能够感知周围情境的飞机仪表盘，这种仪表盘可以随时利用装在飞行员头盔中的脑电波传感器改变显示器上显示的信息。譬如飞行员处于高度紧张的情境之下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面前的平视显示器上大部分的数据都会逐渐消失，只留下最关键的信息。

据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AugCog 项目负责人、CogPit 平台创建者狄伦·施莫罗（Dylan Schmorrow）所言，技术将会“改变人们的工作环境，让人们更容易编码、存储、检索呈现在眼前的信息，从而打破人自身的一些基本局限”。

未来我们会把和 Fitbit 类似的设备戴在头上来锻炼我们的大脑。

从Fitbit 到苹果手表，可穿戴设备已经无所不在。这些可穿戴设备让我们得以透过数据，通过我们走了多少路、睡了多少时间等信息来审视我们的生活。

许多人常常会打着“友好竞争”的旗号和其他人分享他们这些跟踪记录他们自身情况的数据，想要找到方法帮助他们“重新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比如让身体更加健康）。在传感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一些公司推出了能够测量脑电活动的脑电图（EEG）头带，并且将这些设备和移动生理反馈系统相结合。IneraXon 推出的 Muse 头带就会把设备记录到的 EEG 数据传送到游戏化的应用上，指导你进行冥想，并实时反馈你的表现，帮助你平息自己散乱的意识。该公司已经募集到了 1720 万美金来开发这个系统。

在实验室里，我们还能从大脑灰质中收集到更多高分辨率资料。近来，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在人们绘制简单图像时，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扫描，以此了解人们的创作状态。在另一项研究中，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研究人员在爵士乐手们一起进行即兴创作时扫描了他们的脑活动。像这样的研究让我们得以一窥是什么打开了我们创作灵感的源泉，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追踪、改善我们的创造力、流动意识和注意力。确实，你可以想象上班时有一个“精神状态排行榜”，你瞅一眼排行榜，就能知道哪些同事正在紧张地进行头脑风暴、哪些同事更加专注于具体某些任务 — — 这并不完全是痴人说梦。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检查员工意识状态的方法。”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神经学家梅丽娜·恩卡福尔（Melina Uncapher）说。她是我在未来研究所的一位同事，研究认知过载、工作场所和教育问题。

未来我们的办公室也将能够根据我们的脑电波做出反应。

恩卡福尔目前正和一个大型技术公司合作进行一项初步研究。这项研究利用移动 EEG 技术进行数据跟踪，内容包括了办公环境里从照明到自然景观再到噪音水平的各项参数，再以此了解它们会如何影响员工的大脑、认知、效率和健康。正在准备在房间里进行一次大型头脑风暴吗？或许你应该换掉房间的浅色调。

“如果你想要鼓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提出有创意的想法，那你应该（往房间里）注入更多的氧气还是抽出一些氧气？” 恩卡福尔说道，“你要不要抬高房间的天花板？你是否能够肯定自己是有一个自然的环境、一个能够刺激员工的环境，还是一个真实的环境？如果你希望人们更加专注于工作，那是不是让他们呆在一个天花板位置较低的环境会比较好？”

她解释说，这项研究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量化的工作环境”，让你可以准确地根据不同的工作模式调整工作环境。

当然，恩卡福尔很快又补充道，几乎所有运用于办公场所的神经科学技术都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重要问题。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对未来进行更加系统的设想，更加正当的理由是……为了让我们现在做出更好的决定。

翻译：好奇心日报

Illustrations by Anna Vignet

Work: Reimagined is a series of sponsored stories dedicated to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kplace.

工作：重新想象是一系列专门探讨职场的演变主办的故事。

创新可以是快速、便宜、不受机构控制的。

想到麻省理工学院（MIT），你脑海中就会出现各种超高技术的画面，你会想到那些诺贝尔奖得主和世界级的思想家，想到他们发明了自己的方法推动未来发展、推进基因工程和机器人技术。

然而，未来有时候也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比如说何塞·戈麦斯-马奎斯（José Gómez-Márquez）就是其中一例。他的伟大想法造就了“Little Devices”这间由他负责管理的 MIT 实验室。Little Devices 实验室通过 DIY 的方式设计制作工具，而且这些工具都是用于医疗保健领域的。这些出自他之手的医疗设备不太像你会在《柳叶刀》、《科技纵览》这些专业杂志上读到的内容，反而和你在《Make：》杂志上读到的东西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

这种定制式的设备制作满足了广大的需求。地球上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钱或者保险金，他们没法和更加富有的人一样使用高科技设备、聘请专业的医师。而戈麦斯-马奎斯拥护支持的这些小设备，正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医疗设备低价替代品。比起医院为病人配备的时髦的 Apple Watch，这些设备更像你孩子玩的乐高积木。不过你可别被它们简单的外观欺骗了。

戈麦斯-马奎斯有着 MIT 的背景，此外，他的团队中还有一大群通常不为人所知的 DIY 发烧友，他们在实践低成本创新。一直以来，公众都会关注跨国公司、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研发中心，他们习惯了那些经常出现在顶尖医院而非丛林或者贫民窟里的昂贵又复杂的设备。而那些自制 DIY 医疗设备的人，自然毫无意外地遭到了人们的质疑甚至嘲笑。

然而人们这样的态度并不正确。这些后院发明家、利用业余时间鼓捣小发明的人，以及像戈麦斯-马奎斯这样的学者设计的 DIY 工具，不仅能够改善数千人的生活，甚至能挽救他们的生命。而且这些 DIY 工具能够在任何地方发挥作用，它们不止能在美国市中心和农村中心地带使用，还能在各地破落的社区使用。为了实现这一承诺，我们需要抛开我们对于新想法产生的方式和源头的错误想法，认清“创新无所不在”这个事实。

如果你想看看戈麦斯-马奎斯情绪高涨的样子，只需要问他实验室里堆积的那些孩子玩具似的五彩缤纷的小玩意儿，是否能够给病人的生活带来改变 — — 答案不仅是“能”，戈麦斯-马奎斯还坚称，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替代这些小玩意儿。传统医疗系统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医疗设备的朴素简单，他们也不会考虑病人是否用得起这些设备。

就拿雾化器来说吧。人们用这个设备把液体转变成薄雾，以此让那些受气喘或类似疾病折磨的病人吸入重要的药物。市面上卖的雾化器一套通常要花上好几百美金。但是戈麦斯-马奎斯使用标准导管、一个 7–10 美元的过滤器和一个用于供能的自行车气泵设计了一款小型设备。这款设备能够起到和那些高科技设备相同的作用，它的使用效果太好了，以至于那些习惯了使用市面上卖的那种雾化器的人们也开始问：美国医疗体系是否能够更加仔细地了解一下这款小小的设备？

“我们在美国接到了不少来电，” 戈麦斯-马奎斯说道，“电话那头的人说：‘我孙女去越野滑雪了，她需要使用雾化器。’接着他们会问：‘他们为什么跟我收这么多钱？’”

公众对戈麦斯-马奎斯雾化器的广泛关注和好感可能有着一个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源头 — — 而那件事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看法。2013 年，阿根廷一名叫做若热·奥东（Jorge Odón）的汽车维修工看了一个关于如何从酒瓶中取出掉落其中的软木塞的视频，看视频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想法：取木塞的这个方法或许经过调整以后可以用在安全接生有生命危险的婴儿上。奥东想出了一个用广口瓶和塑料袋就可以将孩子从母体中取出的简单方法，这个方法不必用到通常医生在接生时常用的产钳和吸引助产的工具。没有经验或者锻炼不够的助产士和医生在使用常见助产工具进行接生过程中，经常会使得婴儿大出血、四肢受损、脊椎遭到扭曲、神经受损或者头骨碎裂，（奥东的这个方法无需使用助产工具，自然也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世界上有大约 10% 的新生儿出生时会伴随严重的并发症，但全球许多地方都没有剖腹产可供孕妇选择。）

和许多 DIY 治疗方式不同，奥东接生孩子的方法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医生的主意。最后，医疗设备巨头美国 BD 公司（Becton, Dickinson and Company）对奥东的想法进行了调整，制作了 BD Odon Device 这一医疗设备。如果 BD Odon Device 通过了阿根廷的临床试验并投入生产（预计每件成本为 50 美元），那么这个汽车维修工的发明就有可能会拯救全世界数千位妈妈和她们的宝宝的性命。

戈麦斯-马奎斯的实验室仅仅只代表着向医疗保健领域一直以来昂贵而又复杂的创新方式提出挑战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挑战这一现状的方式则是了解在相对较贫穷的国度什么样的简单技术会受到欢迎，然后在较为富裕的国度采纳这些技术，对这些技术进行调整并进行测试。这种方法被称作是“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有趣的是，这个想法提出后很快就被人们接受了，因为它能够弥补以往由政府和公司资助进行研发的不足。

事实上，“逆向创新”这个术语是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董事长兼 CEO 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和英国达特茅斯（Dartmouth）的杰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教授在 2009 年一期《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戈文达拉扬是最杰出的逆向创新倡导者之一，大部分关于逆向工程方面成就的资料都引用了他的研究。

戈文达拉扬向人们介绍推荐了一名叫做瑟德柴·吉瓦卡特（Therdchai Jivacate）的整形外科医生。这位泰国医生发明了一种价格低廉的义肢，人们可以使用回收再利用的塑料酸奶容器快速制作生产这种义肢。2012 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一篇题为《只要花原本 1% 的钱就能得到的医疗保健》（Health Care for 1% of the Cost）的文章中，戈文达拉扬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发明，诸如印度只需 30 美元的白内障手术和价格低廉的心脏手术。

而在自己的演讲和文章中，戈文达拉扬这位通用电气公司“首席创新顾问”着重推荐了能够和传统医疗技术起到同样效果、但价格较为低廉的产品。传统医疗和酸奶盒没什么关系，它们听上去更像是摩尔定律和规模经济的受益者。

戈文达拉扬提到的这些设备中包括了一款低价的心电图设备（ECG）和一款简洁便携的超声波设备，这两款设备都是为了满足全球各地对于低价设备的需求而生产的。虽然这些产品都来源于通用电气公司（所以戈文达拉扬推广这些产品对他自己也有好处），但它们确实是世界上较为成功的传统技术设备的低价替代品。

据通用电气医疗集团一位通讯主管阿尔温德·戈帕尔拉特南（Arvind Gopalratnam）称，2010 年便携超声波设备 Vscan 上市后，通用电气公司便集中精力开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如今，通用电气公司在一百多个国家售出了超过 17000 台便携超声波设备。目前每台 Vscan 设备售价在 7000 美元到 8000 美元之间，仅为原本全尺寸超声波设备售价的几分之一。

“这可能是通用电气医疗集团推出的最激动人心的技术之一，” 戈帕尔拉特南说道，“从硬件方面来看，它的体型很小，可以说是第一款真正能够改变技术设备现状的设备。”

Vscan 的成功催生了更多此类设备：2014 年，通用电气公司又推出了一款对人体的损伤更小、效率更高的双探针版 Vscan。这是第一款具有临床能力的手持式扫描仪，目前共有 3000 台这种设备在 50 个国家投入使用。

不过，此类设备的普及并不总会带来好的结果，有时候还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2012 年，因为担心使用便携超声波设备探测胎儿性别会引发人们根据胎儿性别选择性堕胎的行为，印度颁布禁令，禁止人们在诊所以外的地方使用便携超声波设备。

你可能会认为戈麦斯-马奎斯也是“逆向创新”的一大追随者，但他却恰恰对这一术语摆起了臭脸。他的反对主要集中在两点上。第一，富裕的机构（而非最开始的发明者）可能会利用发明者的想法在现实生活中赚钱，他不喜欢这种做法。“如果你希望逆向创新在美国发生，那你可以一开始就投资实验，然后把钱收回来。” 戈麦斯-马奎斯建议道。

第二，他认为，实践中用起来效果最好的创新设备，就应当在实践中发明，并在类似的资源受限的环境下开发。只有这样，那些想法才能传播到其他市场上去。

低价医疗设备在发展中国家很让人看重，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从贫穷的国度了解（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技术），然后（将这些技术）拿到美国来用”，这种傲慢的想法也让戈麦斯-马奎斯相当生气。他争辩说，看见人们自发地将自己的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平、想办法鼓励他们做出更多的发明，这才是真正令人兴奋激动的事。

此外，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孵化这些生机勃勃的创新想法的唯一摇篮。这些创新到处都是，而且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埃里克·冯·希培（Eric von Hippel）、史蒂芬·弗劳尔斯（Steven Flowers）和杰伦·P·J·德容（Jeroen P. J. DeJong）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英国消费者样本进行了一项调查，参与调查的消费者中，有百分之六的人有过“参与消费者产品创新”的经历，这就意味着他们参与改进过某种激动人心的产品，或者自己从零开始创造过一些东西。总地来说，这些人在他们自己产品的研发上花的心血，比英国所有公司加起来的两倍还要多。

但是这些有天赋的业余人士的作品却常常被人忽略，他们没有申请专利，也很少会获得足够的回报。为了充分利用这些个人发明家的创造力，让他们的创造力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我们需要创设能为他们提供更多支持的创客天地、大型挑战赛和竞赛。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进展。2011 年起，美国联邦政府使用众包做法处理事务的次数翻了六番。白宫举办的“创客大会”（Maker Faire）活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开始 — — 不过，与国会和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更多灵活的政策支持 DIY 创新相比，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 1600 号为 DIY 创新者庆祝欢呼所带来的效果并不能同日而语。

戈麦斯-马奎斯和他的团队正在采取另一种方法捕获不受政府和公司关注的创新。2013 年 9 月，这位 MIT 研究人员和他的同事创办了一个叫做“创客护士”（Maker nurse）的项目，帮助收集全世界的实用想法。

护士的所见所闻是获得前沿创新想法的一个理想方式。戈麦斯-马奎斯小组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护士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临场发挥、满足病人的需求了。一个世纪以前，甚至还有一本期刊杂志专注于分享护士的这些技巧。而现在，这本小书的 21 世纪版本在网上出现了（makernurse.community）。MIT 的研究人员希望这些有马盖先（MacGyver）之称的护士能够继续和彼此分享他们的各种技巧和创新。（译注：马盖先是美国影片《百战天龙》的主角，他擅长用各种普通生活用具作为工具，帮助自己和拍档摆脱困难。）

未来，Little Devices 实验室希望能够利用开源硬件背后的想法，将它们应用于 DIY 医疗设备，引起更大的轰动。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就会设计推出更多简单易懂的设备，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把这些设备的特点和售价与制造商提供的那些“黑漆漆的箱子”做个比较了。戈麦斯-马奎斯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努力设计制作一套能让人们调整改进他们自己的装置（包括标记和传感器）的工具。

戈麦斯-马奎斯的想法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他能在相当细致的层面上去应对技术挑战，同时又能认清它周围的社会环境。想想他实验室对登革热（dengue fever）的测试吧，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现在正在审查他们的实验结果。实验结果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谁患有疾病、他们在哪儿，也同样是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的探查方法和机器采用的探查方法完全不同，” 戈麦斯-马奎斯，“我们利用人来探查创新，我们让成千上百人来参加那个测试，并通过电话报告结果，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整体信号采集。我们几乎就像是 Foursquare 网站一样，不过人们在我们这儿分享的不是地理位置，而是疾病的相关信息。”

有过所有那些丰富的经验后，这个 MIT 团队现在正在着手研究近来广受关注、令全球人心惶惶的一项疾病：埃博拉。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实践使用价格低廉的材料完成一项简单的测试，测试结果将会通过手机分享给公共卫生工作者。如果戈麦斯-马奎斯的医疗设备创新团队能够设计制作出一种工具控制住下一种流行病，那么他们也就不必过多争辩“他们的发明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创新”了。到那时，再用“Little（小）”来形容他们的成就，也就不再合适了。

翻译：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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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一些创业公司正在致力于打印乳房和小块肝组织，俄罗斯的生物打印鼓吹者也自称可以按需提供甲状腺。

劳拉·博斯沃兹（Laura Bosworth）想要为人们提供根据需求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来的乳头。这位德州创业公司 TeVido 生物设备公司（TeVido Biodevices）的 CEO 把赌注都押在了那些靠做乳房切除术而挺过乳腺癌的患者们身上，她们将可以订购到用她们自己的活体细胞打印出来的新乳房。

劳拉说：“要是哪个女的得过乳腺癌，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现在，这些患者的选择还很少。她说，当下重建乳房用的都是整形手术技术，这种技术做出来的乳房“会慢慢变平、消失，并不会很持久”。用患者自己身上的脂肪细胞培养出来的活体乳房根据原来乳房的尺寸精确重建之后，就可以持久改善往往由乳房切除术造成的心理创伤。

博斯沃兹也承认，在成为人们可以承受得起的现实之前，乳房 3D 打印还有很大的障碍需要克服。2011 年，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的教授安东尼·阿塔拉（Anthony Atala）在 TED 的讲台上号称自己打印出了人的肾脏，让当时举座皆惊，尽管这一举动随后引起了一阵热潮，但目前还没有人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能为人所用的人类器官。

而技术上的实现只是这场战役的前一半。风投资本家们其实并没有争着去给 TeVido投资。根据博斯沃兹的观察，“为一个打车应用”筹钱要更加容易一些，而生物医学突破在研发阶段就要花掉数百万美元，而在这之后、产品上市之前，还有过程很长的临床试验。

不过博斯沃兹相信，任何率先从实验室走出来的产品，面对的都是一个价值 60 亿美元的市场。“这个领域本身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发展，”TeVido 的联合创始人托马斯·博兰德（Thomas Boland）说。他是第一批把打印油墨的普通 3D 打印机修改以后，用来打印活体细胞的科学家之一。远在中国、俄罗斯、瑞士，还有在常青藤学校的实验室以及圣迭哥的生物科技基地，所有人都在向前推进生物打印技术。材料科学、细胞生物学和计算机控制制造技术等学科都在这里融合。

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最近听到的所有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还正在 3D 打印我们的食物、我们的汽车、我们的家、我们的电子设备 — — 天哪，要是我们客厅里需要的一切都不再装在集装箱里从中国运过来，而是直接 3D 打印出来，那么整个全球贸易的架构都将被颠覆。它的前景几乎是无可限量，现在实现的那些东西都还受到了思维的局限。

这种弯弯绕绕的说辞听起来很浮夸，就好像是科幻小说和生物打印冰冷而艰难的事实至少在现实中走到了一起，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参会的人分别是一位用 3D 打印做乳头的人、一位组织培养界的先锋，还有一位（很可能已经）疯狂的俄罗斯未来学家。在那次可以让人一窥宏伟前景的聚会上，谨慎的科学家们不怎么愿意和人往来，荒唐的事情和陈词滥调交杂在一起。你还会注意到一件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事实上，在场的人们在谈论打印人体部件这件事的时候，都带着精明的商业头脑。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聊聊乳头的事。。

2000 年，托马斯·博兰德还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当副教授，当时是他第一个想到把一台标准的惠普喷墨打印机改造之后，用它把一层细胞放到另一层细胞之上，所以他也被人们称为“生物打印教父”。现在他是德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El Paso）生物医学工程项目的主任。2010 年，在一个旨在把德克萨斯大学有创业精神的科学家和有经验的商界人士撮合到一起的指导项目上，戴尔电脑的退休高管博斯沃兹碰到了博兰德。

“越是了解这个技术的潜力，我就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博斯沃兹回忆道，“有一天我对托马斯说：‘我们该开个公司’，然后他说‘那就开家公司吧’。”

博斯沃兹为此着迷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 3D 生物打印技术立刻就变得容易描述起来，而且完全令人震惊。别的 3D 打印是通过喷洒一层又一层的塑料或者其他合成物制造没有生命的物体，而生物打印机用的是用活体细胞制成的“生物油墨”。一般说来，许多层不同类型的细胞会和一层层的“细胞外基体（extracellular matrix）”（一种胶体，细胞会悬浮在其中）混合在一起。

数十年来，细胞生物学家们一直在培养细胞，试图构造更大的结构出来。博兰德说，3D 打印的优势在于它的精度、灵活性和速度。在特定的位置放置不同类型的细胞将会比用手操作快许多。速度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组合的速度越慢，细胞就越可能死掉。使用多个包含了不同细胞类型和基体的打印机喷头，人们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构造出非常复杂的结构。

快速地把细胞放到位只是一切的开始。打造出可被移植进人体的、具有完全功能的器官，是科学家们努力追求的目标，而找到让细胞存活的办法，则被看作是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在人体内的器官里，细胞是通过由血管和毛细血管组成的网络（也被称为脉管系统）提供营养而存活的。而安东尼·阿塔拉在 TED 上打印出来的肾脏尽管外形是肾脏的样子，但是却不具备这种支持它存活的网络。博兰德说：“事实证明，把这种微型脉管系统嵌入到打印出来的结构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现在还没有人能确凿地说脉管系统的问题到什么时候能解决、怎么解决。比如在哈佛大学的威斯研究所（Wyss Institute），一个由詹妮弗·路易斯（Jennifer Lewis）领衔的团队就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为该团队发明了一种工艺，使用一种有着非常特别的特性的生物油墨，在细胞外基体中打印出了血管网络。这种油墨在冷却下来以后就会溶化，当具备了活体细胞、细胞外基体和一根分支血管的整个组织结构被打印出来以后，路易斯的团队就会把整个结构冷却下来、抽出溶化掉的生物油墨，这样就留下了一个空心的血管网络，理论上讲，它可以用来为细胞输送营养。现在已经是 TeVido 顾问的博兰德说，他在埃尔帕索分校的实验室一直在进行实验，通过打印出上皮细胞中的“通道”，细胞就会构造出血管壁。他们的目标是看看细胞是否能在这样的引导下，自主组合成具有相应功能的结构。不过 TeVido 的首席技术官斯科特·科林斯（Scott Collins）因为涉及知识产权的原因，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从可以交付（临床使用）的角度上讲，我们做出来（可用的）器官了吗？没有，”博兰德说，“但我们已经更加接近这个目标了。”

科林斯这时补充道：“我们想做第一个（实现这个目标的公司）。”

科林斯说，阻止 TeVido 实现预期目标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研究经费。到目前为止，它都在精打细算地使用几个来自政府的资助。1 月时，TeVido 甚至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在 Indiegogo 上发起了一次众筹，筹到了据它自己说将会用来申请专利的 3 万美元。

用活体细胞再造乳房很显然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是现实（众筹数万美元来申请专利，以及从实验室到临床试验再到人体应用的漫长过程）却有点儿乏味。构造新的人体部件可比编一个新应用难多了。

当今时代，由计算机硬件驱动的科技变革以及软件的神奇作用，都无时无刻不在被称为是颠覆性的革新，但是令人激动的愿景和迟缓的科技进步之间的距离有时却会消失不见。事实上人们发现，在过去几年里，3D 打印技术界的这种距离变成了最让人困惑的事情。

去年 11 月，《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上的一篇新闻报道汇集了一系列有关生物打印的博客和科技网站，让人激动得发抖。莫斯科一个叫做 3D Bioprinting Solutions 的实验室宣称，到 2015 年 3 月，他们将可以打印出一只具有完全功能的老鼠甲状腺。该实验室主管弗拉基米尔·麦克罗夫甚至说，到 2018 年，他们将开始打印具有完全功能且可以移植的肾脏。

“第一个打印出来肾脏、把它成功移植到患者身上，而且还能让患者活下来的那个人，肯定能拿诺贝尔奖，”麦克罗夫说。

麦克罗夫的预测很可能是没错的，任何一个成功利用生物打印技术打印出来一个能用的人类肾脏的人，都将得到来自全世界的称赞。到那个时候，乳房再造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心理益处都不是个事儿，能否有更多的肾脏可是关乎生死的。现在仅在美国就有 10 万多人排在等待肾源的名单上 — — 但在 2013 年，肾脏移植手术只做了1.7 万例。能成功利用生物打印技术打印出人类肾脏，将会拯救数千人的生命。

我一般不会过多相信《今日俄罗斯》上面所报道的事情，但我非常好奇。比如我想知道，麦克罗夫将如何解决脉管系统的问题？我想采访到他，但没能成功。

不过当我在 Google 上搜他的名字时，结果却非常有意思。

首先，2011 年，麦克罗夫曾为《未来主义者（The Futurist）》杂志写过一篇文章，预测在不久之后，我们整个人类都将可以被打印出来。而且不难预测的是，更换人的身体最终将会像换衣服一样成为常态，整形外科手术也将与时尚融合在一起。

人体打印技术将会让你不用再为了成为完全发育的成人而等待 18 年：理论上讲，人类可以按需打印出来，而且只要几周时间就能具有成人的全部功能。大脑可以被生物芯片取代，而与大脑相关研究则需要发展到某个水平，从而实现对大脑的逆向工程和生产。

“整形外科手术也将与时尚融合在一起”这句话还可能放到生物打印乳头上去理解，但通过生物打印技术、花几天或者几周之内按照需求打印出整个人体？引用托马斯·博兰德的话来说，这种任务看起来很可能“非常困难”。

但是情节后来变得复杂了起来。2003 年，麦克罗夫还在南卡罗莱纳医科大学（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当研究员，在与别人合写的一篇论文中，他们描绘了使用 3D 打印机制造人体组织的前景。而论文的其他作者中，有一位正是博兰德！第三位作者、密苏里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加博·福加斯（Gabor Forgacs）则与人联合创办了一家名叫 Organovo 的公司，这家公司成功上了市，现在正在利用生物打印技术打印用于药品测试的人类肝脏小样。麦克罗夫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一项制造组织的专利中，现在这项专利由 Organovo 所有。

2003 年，麦克罗夫靠着自己的论文把人们带进了生物打印时代，数年之后，由于他在 PETA（善待动物组织）的资助下，参与了一个制造“试管肉（in-vitro meat，也被称为 schmeat）”的项目，麦克罗夫在流行文化圈里背上了一些恶名（这事还上了《寇伯特报告（Colbert Report）》）。麦克罗夫的目标是：在完全确保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为未来提供可持续的食物来源。

到 2011 年，麦克罗夫稳稳当当地当上了南卡罗莱纳医科大学高级组织生物制造实验室（Advanced Tissue Biofabrication laboratory）的主管，这个实验室拥有 200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但在 2011 年 2 月，他突然被停职，实验室也被关掉了，至今原因不明，但似乎涉及到一些个人之间严重的冲突。南卡医科大的一位院长只是说，麦克罗夫做了一些“不可接受的行为”。而麦克罗夫则对《自然》杂志说：“我被禁止做研究，他们说我是个不稳定因素。真是太离奇了。”

2011 年以后，麦克罗夫的行踪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他似乎花了一些时间去主持在巴西的研究，同时又在《未来主义者》上写了一些充满憧憬的文章，最后又突然出现在莫斯科，搞了他的新公司和新实验室。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一位曾经得到过 PETA 资助的合成肉研究员，他相信我们最终会通过生物打印技术来打印出装有生物芯片大脑的整个人类，现在他正在俄罗斯努力工作，利用 3D 打印机制造老鼠的甲状腺。这不是美国小说家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下一部小说里的情节，而是冷冰冰、硬梆梆的现实。

但是，通过回溯由麦克罗夫 2003 年那篇论文的合著者联合创办的创业公司，我最后了解了 TeVido 和 Organovo 这两家真实存在的公司，它们都雇佣了真正的科学家，在做实实在在的东西。在生物打印界，科幻小说和经过了同行评议的研究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非常细微的。

Organovo 负责商业运作的执行副总裁迈克尔·雷纳德（Michael Renard）说，在将生物打印技术商业化方面，Organovo “还远不是领头羊”。

雷纳德说，Organovo 创立之初的目标，是制造生物打印机并卖给别人，但在和投资人以及制药企业讨论之后，公司最后认为，调整和部署公司的技术，将其用于药品测试生意，会有更好的前景。11 月，Organovo 宣布，3D 打印的“用于临床前期药物探索测试的人类肝脏组织”正式进入商用。

Organovo 生产的肝脏组织样本和具有完全功能的肝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它们都是微小的组织切片，长宽各 3 毫米、厚 1 毫米，而且只能保证存活 40 天。它们并不包含可用的血管结构。但从理论上讲，它们确实能解决制药企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 — 在走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又长又费钱的许可流程之前，它们没有办法在活体人类组织上测试药物。

这听起来可能没有打印肾脏或者乳头那么引人注目，但如果能奏效的话，它的长期影响会是巨大的。利用人造组织测试药物将可能会极大的加速药物探索和开发的整个流程。使用动物测试带来的道德上的质疑也会一并被避免！而且如果药物测试的生意能产生足够收益的话，Organovo 的能力可能将会得到扩大，测试用的材料也将不只是肝脏组织，而还会有更多复杂的结构。

“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个理念，并使它进入了实践，”雷纳德说，“挑战在于要继续进行深入的开发，构造除了肝脏以外的组织，比如说肾脏、肺、皮肤。”

雷纳德拒绝评论麦克罗夫说他即将在俄罗斯取得的生物打印的成功。但在关于古怪的试管肉和生物芯片大脑的纵情设想、以及正在埃尔帕索还有圣迭哥完成的平淡的科学进步之间，还是有着很明显的联系。

“2015 年我们就能打印人体组织”这个想法纯粹是个狂想。而且可能，仅仅是可能，打印器官这个事儿可能比一些 3D 生物打印的早期鼓吹者设想的更难，但这让整个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而不至于更无聊。软件可以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它可以做应用、做游戏、做平台，甚至还能 3D 打印出一把枪！但它改变世界的速度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我们在生物学这个更加错综复杂的领域里，同样可以上演迅雷不及掩耳的魔术。

但当有人回顾正在全世界的实验室里发生的事情时，有一点似乎很明显，那就是材料科学、数字技术和细胞生物学的融合，最终将会造就许多奇迹，让我们用软件玩儿出的所有小把戏看起来都像是小孩子在玩儿过家家。即使我们离生物打印乳头还有十年、二十年之久，但正在到来的颠覆却貌似几乎是我们不可能捉摸得透的。

翻译：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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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富勒（Michael Fuller）在最高级别的赛车比赛做了 10 多年的工程师。在 F1 的工作经验让他想到了一个潜在的赚钱点子：用 3D 打印做一个热交换器，其重量将是现有的一半。热交换器 — — 一种要么使热量进入设备的某部，要么使热量散发出来的仪器，不仅对于汽车业来说很重要，对于航空业、化学制造业和制冷业等无数其他行业来说也很有意义。当你想要达到某一速度或把一些东西运上太空，关键部件的重量减半可是件大事儿，可见富勒的设计可谓是变革性的。这一发明的市场容量也许会令你大吃一惊：到 2020 年，热交换器产业预计能有 200 亿美元左右的价值。

对于富勒来说，热交换器只是个开始。他把自己的公司 Conflux Technology 视为我们造东西的道路上一个更大的革新的一部分。他的公司为开拓者们提供围绕 3D 打印新技术方面的帮助，这能使大型工程项目中重要部件的组装不再需要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去完成。这样一来，关键部件和技术标准都可以就近送达。他预见说，制造业的基础将会更小、更快、更具活性，性能上是我们现如今的上百倍。

当然啦，人们谈论 3D 打印的潜能已经谈了一段时间了。前些日子富勒也曾说，F1 用 3D 打印这一技术来做样机研究，后来用来生产一些小部件。更进一步的制造目前还不太可能，毕竟现在的科技水平还不能够满足表面公差和抗张强度的需求。但在过去的 1 年里，他强调，3D 打印已经发展得足够成熟了。相关的企业要当心了。

近期我与他的对话，就是围绕着他对于制造业未来的设想是如何产生来展开的。

你小时候知道自己长大了想做什么吗？

我小时候，父亲总带我和弟弟去卡丁车跑道。没多久我就意识到，我不会成为下一个埃尔顿·塞纳（Ayrton Senna，译者注：传奇赛车手，曾经于 1988 年、1990 年、1991 年三度夺取 F1 世界冠军），但我仍很爱赛车，所以就总跟大家说我要做一个造赛车的。这样过了差不多两年，我父亲让我坐下来并告诉我说，要么行动，要么闭嘴。他帮我打了草稿，并帮我把信寄给了每一位 F1 的老板，信上写道：“嗨，我叫迈克尔·富勒，现居澳大利亚，今年 12 岁了。如果我想要在 F1 工作，我该做些什么准备呢？”令我震惊的是，我竟收到了一些回复。

13 岁开始，我在当地的一家赛车队做志愿者。我做些清扫、照看轮胎的工作，并很快决定我不要做技工。这使我决心要成为 F1 高级工程师，也让我明确了我需要在大学学什么专业 — — 当然，也让我在中学时要做的选择简单了起来。现在看来，那真是完美，因为在大家都在摇摆不定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知道是为什么。这种清晰度带给我一种难以置信的目的性。这让我能够忍受学习微分学的痛苦。想法或许有些模糊……但是目标一直都是做赛车。

F1 这个行业是怎样的呢？

对赛车业来说它是尖峰，也是革新的温床。这意味着事情的变动非常迅速。比如说过去，F1 做刹车散热管是这么一个流程：空气动力学家会提出一个概念和模型，把它给到设计师，他们会用 CAD 给它塑型。之后模型制作者会制作一个模型并放进风洞。工程师对成果进行检验，之后会回到模型设计师环节，他可能会在模型两旁各做五次修改来做测试。这意味着模型制作者现在有 10 个版本要建模，而且这些模型都要被认真检查，确保在第二次进风洞做检测时是精确无误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大概比赛之前 4 周，研发环节就得停止，然后说：“好了，我们可以就用那项设计了。”这是因为碳纤维复合材料刹车散热管有 60 多个部分的工具组件；制造全尺寸的汽车零部件时，复杂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可以想象造一辆 F1 赛车的整个流程有多复杂了吧。

当然，3D 打印机改变了一切。因为现在你可以直接用电脑做原型设计的部分，并且时不时地做些改进和调整。用我们刚才说的例子来打比方，这就意味着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周期大幅缩短，我们能够将研发阶段延续得更长。我们不再需要在比赛开始 4 周前就停工了，因为现在把它打印出来只要 48 个小时。尽管优势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对更年轻一代的工程师而言尤其如此，但它还需要一段时间做一些改变。让每个人都加入进来大概需要 4–5 个月的时间。这对其他的工程学科来说已经快得不可思议了，但对 F1 来说简直有冰河世纪那么长。

你什么时候想到要做 Conflux Technology 这样一家公司的？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做过相当多的发动机安装，负责把所有的系统连接起来。从科技角度来讲，我想这算是物理层面的系统整合。我感到不足的地方在于热交换器的性能。因为有无数种方法能让它失效 — — 它们的尺寸、重量、热效率，以及流量限制造成的功率损耗等等。我一直对发掘金属加层制造业，也就是 3D 打印技术的潜能很感兴趣，你可以把金属粉末铺开，然后一层层地熔合。这都是多年前我在 F1 时尝试过的，但那时能够达到的尺寸和密度都还没达标，这个技术当时还不够成熟。

大约一年前，我觉得差不多时机成熟了。那时我冒出了一个想法，那是一款利用几何自由度设计的热交换器，只能通过加层制造来实现。一天早上我在冲澡的时候（也正是我的好点子诞生的时候），一个概念突然从我脑海里冒了出来，我意识到我可以把它做出来了。于是我在 CAD 里把几个形状拼在了一起。当时我还咨询了墨尔本高校里和高级制造有关的学院，听说莫纳什大学孵化的科技公司 Amaero 可以提供商业原型设计服务。所以过去的半年里，在维多利亚州政府补助和我自有资金的扶持下，我们完成了无数次迭代打印，终于完成了实用的测试样机。

你的设计特别在哪里？

热转换器的意义远比表面看起来要深远，它们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在实际中的应用。有时候你需要给系统加热，有的时候你需要散热。那该怎么处理热量的问题呢？这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循环，液体将正在运作中的机器的热量带走，转化为气体。举例来说，汽车散热器就是一个典型的水 — 汽热转换器。水被泵压到发动机周围，带走了一部分热量，最终蒸发到大气里。我们的皮肤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吃进食物，把食物的化学势能转化为动能，为我们的行为（比如呼吸、动作等）提供能量，同时也有一部分热量也通过皮肤散发到大气里。无论何时，只要做好身体能量管理，提升效率，就能让你的行为持续得更久，力量更大。

不过在过去的 20 年里，工业的这个领域里几乎没有任何革新。历史性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巅峰水平，损耗性制造技术，比如蚀刻、弯曲挤压板、钎焊、熔焊技术等等已经登峰造极，是时候搞下一代热交换设备了。我从历史上的设计中吸取了一些元素，并以全新的几何构型来组合它们。这就造就了一款紧凑型热换器，高密度、低压降，同时热力转换性能很高。我们刚完成的概念测试表明，我们的热交换器表现已超越目前世界最佳水平，并且重量减少了 50%，这是相当惊人的。

这项技术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

我们当前正处于加层制造业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就像我们所说的，3D 印刷设备变得更快、更大，应用更广。创造一个产品来颠覆热交换器行业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相反，这是我用来测试去中心化制造假设的第一步，现在也才到达能用它来制造零部件的地步而已。人们已经讨论这项技术多年，然而我们现在才来到技术发展曲线上一个较低的点：它是可能实现的。现在的问题是，3D 打印能不能被用来制造零部件，如果可以的话，商业上的可行成本和交货进度会大幅变动，从而真正颠覆现代工业。

一旦这个模式被应用到其他制造行业，这将会是革命性的变化。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想象一下，一家工程公司要给一座山开条隧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组件。这就意味着这些组件需要在他们预计用完的几个月前就要下订单订购，由此也创造了复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全球供应链。有了这项技术，就不需要再去地球的另一边采购专家制造的零部件再进行装配了，只要有关键零部件和专业知识，你就可以在现场或者在附近制造出设备来。我们将推进 3D 打印金属加层机器应用到这个阶段；与工程公司一同开发这项工程设计，在现场打印就能付诸现实。这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更快的交货时间、更少的供应链风险，以及更低的环境及财务成本。

这个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

工业业内人士还没准备好做我现在想做的事，就是 3D 打印金属部件的连续生产。曾经为我制作出我的原型机的公司 Amaero 在制造阶段做得很好，但他们也不打算建立一个连续生产的设备。就跟在 F1 的时候一样，在没有资源的时候，时间总是很难熬，令人沮丧。我是一个不习惯长时间等待的人。不过我还是想说，澳大利亚的创新生态系统还是很赞的。

接下来会变得有趣的一步是试点生产厂的融资。我们将为此投资 1100 万美金。筹到这个数字并不难（我很擅长做这方面的预算），在澳大利亚的前景提升才是更重要的。我想要在澳大利亚完成这件事，是因为这儿非常完美。我们有着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和丰富的人才储备，参与全球竞争毫无压力。试想一下，从名义上来说，3D 打印机在中国的售价和这里一样，一旦把劳动力这个因素从成本里扣除，那障碍就只剩下政府监管框架和原材料供给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在一个环境下竞争。

制造业的未来何去何从？

我觉得 10 年内，更大的去中心化制造业图景会初步得到证明，也就是到了应用这一步。这将创建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企业。它意味着供应商不再仅通过仓储提供硬件，他们还会在有执照的前提下，通过当地设备制造并提供设计和 IP。10 年内我们就能看到如此规模。而可扩展性是最重要的，它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 — — 我指的是，相对于传统制造技术，生产率会有成百倍的提升。既然我们见证了它开始生根，我们就能看到这些机器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应用公司在全球范围扩散。一个新的、协同合作的高性能集聚型家庭手工业，将会具有更快的制造反应能力，带来更高的价值增值能力。全球产业链将会实现去中心化、大众化。

从根本上讲，科技代表着我们能用更少的东西创造更大的价值。而这对地球上的每个人而言都很有意义。

翻译：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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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n edited version of a longer interview Dr Angus Hervey
conducted for his blog at Future Crunch

Image credits:
head shot and in situ shots: Virginia Cummins
product shot: Jesper Nielsen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觉得音乐有种魔力，在我的生活必需品清单里，排在氧气、食物、水、住处和爱后面的就是它。11 年以来，我一直在通过学习弹吉他，努力想召唤出那种魔力。

但在之前的大多数时间里，我的吉他练习是断断续续的，还曾一度止步不前。而当我进入学习平台期时，我学习的热情也进入了平台期。看着一个人拿着一把插在功放上的吉他，又弹又拨地释放出美丽的噪音，我总是会觉得有一种愉悦感，但除此之外，我似乎注定永远无法完全掌握这个偶像般的乐器。

但后来我发现了一款电子游戏，它重新点燃了我对吉他的痴迷。它的名字叫《摇滚史密斯》（Rocksmith），是专门设计用来教人们弹吉他的。早先的类似游戏比如《吉他英雄》（Guitar Hero）和《摇滚乐队》（Rock Band）已经告诉我们，数千万的人会痴迷于看着简化了的假乐谱在屏幕上滚下来、弹奏简化了的假吉他。在打过几个很难的关卡之后，许多玩家甚至开始吹嘘自己的吉他技巧，但在退出游戏的那一刻，他们的吉他技巧也消失了。

游戏开发工作室育碧游戏（Ubisoft）北美地区总裁劳伦特·德托克（Laurent Detoc）痛恨这种实际的音乐才能和虚拟的音乐才能之间的鸿沟。2011 年，他在接受《旧金山商业时报》（San Francisco Business Times）采访时说：“我只是不能相信人们会把这么多时间浪费在塑料吉他上。”他的公司此前就曾指派设计师去思考，如何让玩家在弹真吉他时，能和跟一个吉他的塑料复制品死磕一样有意思。在我看来，他们最后想出来的解决方案简直是寓教于乐的力量最纯粹的代表 — — 所谓寓教于乐，就是利用玩游戏让实际的学习过程变得更加吸引人。举个例子：在玩儿《摇滚史密斯》的两年半时间里，我学会弹的曲子比之前 8 年枯燥乏味的吉他学习学会弹的曲子加起来还要多。

我的吉他学习之路和许多十几岁的摇滚迷一样。2004 年，作为我 16 岁的生日礼物，父母送给我一把原声吉他和每周一次的吉他课，我从此开始学弹吉他。我的老师是一个颇有学究气的、胖胖的中年人，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但在指导的过程中非常讲究规范。他告诉我说，无论弹什么音符、和弦手型是什么，我的左手拇指都必须保持指向正上方、抵在指板的后面。这让我很困惑也很生气，因为在我看过的音乐视频里，没有哪个受欢迎的音乐人会这样古板地弹吉他，恰恰相反，他们弹奏时都很流畅，像猫一样轻盈。我想和他们一样。

学读乐谱也是一件让人厌恶的例行动作，当我弹的东西都是一下一个音符的童谣的时候，这种讨厌的感觉就尤为强烈。我想学吉他，是因为专业的吉他手看着很酷，弹出来的东西也很酷，但我的吉他老师干巴巴的教学手法却一点儿也不酷。所以我退学了。

当我在原声吉他上笨拙地弹奏时，许多我最喜欢的歌（比如 Tool 乐队、齐柏林飞艇乐队、Metallica 和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乐队的歌）听起来都很单薄而且没有生气。最后，我把在 Sizzler 餐厅洗盘子赚的钱攒下来，靠它让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技术升级：我买了一把电吉他（一把经典又帅气的深蓝色 Fender Stratocaster）和一个 30 瓦的功放。

和我之前的数百万吉他手一样，我开始通过读网上免费的六线谱弹吉他，六线谱显示了指板上音符和和弦的位置以及它们的弹奏方法。有一段时间，这种自学让我的技艺有了很大的提升。我可以在电脑屏幕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一边听 MP3，一边在六线谱和指板之间来回扫视，看该如何握指板，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学着。到了周末，我会和吉他弹得更好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希望在潜移默化中吸收一些他们弹得比我好的地方。因此在那几年里，我的吉他学得很快乐。

然后我就受挫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提高我的演奏技巧，也失去了动力。我有时会几个月不碰吉他，甚至几年都不碰。我的吉他成了家里的装饰品。

得有点儿不一般的东西才能赶走我的这种逃避情绪。2012 年 8 月，我发现了一盘印着“Rocksmith”的电子游戏光盘，而且还附带着一根普通吉他线缆。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游戏 — — 它在全世界也才卖出去几百万份，除非你是在店里浏览，或者碰巧看到一篇关于它的评论，否则你是不会知道还有这么个游戏的。它的图像看起来挺不错，但它的操作方法没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不过我不在乎这个。

为什么呢？因为学弹吉他太他喵的难了。有几百万人在学吉他，但坚持下来的没几个，也是有原因的。吉他的学习曲线很陡，你会花好几年的时间学它，可最后听起来还是弹得很笨拙。用一款设计智能而直观的游戏来支持和鼓励这项很难的学习，是电子游戏设计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成就之一。

《摇滚史密斯》背后蕴含的思想很简单，它改进了《吉他英雄》和《摇滚乐队》的做法，把真实的电吉他插在了游戏主机上。这种技术上的远见之所以能实现，都是由于育碧游戏开发的“real tone”线缆。这根线的一头插在吉他上，用来捕捉乐器的音频，并把它从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另一头则通过 USB 连接把数字信号传送回《摇滚史密斯》。随后，《摇滚史密斯》会实时检测出乐器信号中的音符，并把这些数据显示成屏幕上的“hit”或者“miss”。

这个软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育碧游戏公司的开发的“音符追踪器（note-trackers）”，布莱恩·麦克库恩（Brian McCune）就是开发者中的一位。2010 年 11 月，在麦克库恩到育碧游戏旧金山办公室上班的第一天，他在《摇滚史密斯》的一个早期版本上一玩儿就是 7 个小时。麦克库恩后来大大强化了这个游戏，把 real tone 线缆插到了电吉他上的插孔里，并把 Lenny Kravitz 1993 年的热门单曲《Are You Gonna Go My Way》选进了游戏里 — — 这首歌最主要的吉他部分包括了在琴颈上的一段高速弹奏，这要求弹奏者有极高的推弦技巧。当时，麦克库恩觉得自己称得上是一个音乐人，但却只是个普通的吉他手。“这个家伙把我带到了另一个高度，”他说，“一切都很不真实。”

他注意到，《摇滚史密斯》的“动态难度”特性会根据直觉给他一串简单的音符，慢慢地在屏幕上滚下来。当麦克库恩成功地在音符和和弦出现的时候按出对应的指法时，音符就会变得更快，最终游戏会展示出一首歌的全部指法。“从玩儿它的第一天起我就明白 — — 这个办法是真的有效，”麦克库恩说，“这个技术的前景让我非常激动，因为它让如此多的人能有办法实现他们一直以来都想实现、只是找不到合适的途径的目标。”他在回忆起第一天玩儿《摇滚史密斯》时的情形时说：“这是我的工作吗？真的假的？太棒了！”

对于他被招进公司要做的那个职位，麦克库恩把它描述为是为了“详细分析和改编音乐”。“我们会改编每一个音符以及音乐录音中任何吉他或者贝司音符之间的细微差别。这是第一步，”他说。“接下来，就是把整个曲子打散成每个乐句的不断连续。”从效果上看，这相当于每过 5 秒钟，音符追踪器就会标记至少一个要求玩家在吉他指板上按出来的音符，如果玩家按对了，更多的音符就会不停地加进来。31 岁的麦克库恩有一把大胡子，他格外适合这个专门的职位 — — 他此前曾为高中里专门参加比赛的行进乐队编过曲，另外，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打击乐手、管弦乐手和作曲家，他还曾在美国各地和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里参加过演出。

麦克库恩和他开发音符追踪器的团队会仔细地听每一首歌，并艰难地把每一个音符和和弦改编进育碧游戏定制的软件程序里。他们会把歌曲放慢，把每个频段分隔开来，并从歌曲的现场演出录像里寻找乐手的指法是怎么按的。“我们同时要听所有的东西，”他说，“这需要非常一丝不苟的、累人的工作，而且要把音乐的片段放慢，比对其中的细微差别。”

在把所有音符都扒下来以后（这也是最费时的部分），就要去设定每首歌的动态难度级别。“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自适应学习：我们想确保向玩家推出的音符会让他们在学习乐句时内心的抵触情绪最少，”他说，“这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谜语：你必须发现所有信息，然后游戏才会采用一种智能的方法，向你呈现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信息。”

《摇滚史密斯》是一个电子游戏，但它的目标是解决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这个过程有一个名字：游戏化（gamification）。这个词是 2002 年由英国程序员尼克·佩林（Nick Pelling）在推销他的顾问服务时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硬件制造商“把它们的电子设备发展成为娱乐平台”。但直到 2010 年，随着游戏机制和回报（game mechanics and rewards）的应用转向不那么明显的游戏式背景，这个术语才变得流行起来。

智能手机锻炼应用《和僵尸一起跑步》（Zombies, Run!）使用了声音提示的方式，鼓励了那些不情不愿的跑步者想象自己在被僵尸追赶 — — 这就是游戏化很好的例子。现在超级流行的沙盒探索游戏 Minecraft 也是如此，它几乎不向新玩家介绍什么重要的游戏规则，而是鼓励玩家自由思考、自由实验、自主解决问题、自己去寻求帮助。2012 年，当我在写关于 Minecraft 在小孩子们中风行的文章时，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家长，他搭了一个私人服务器，和他 11 岁的双胞胎还有他们的朋友一起在上面玩 Minecraft，而且十分享受这件事。他告诉我说：“这简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手段啊，只是披了一个电子游戏的外衣。整个东西就像是在捣烂了的土豆里藏了花椰菜一样。”

这个词一直以来都引发了很多问题。坚定的游戏玩家和那些在传统游戏开发行业的人都在讥笑这个概念。“Gamification is bullshit（游戏化就是扯淡），”作家、游戏设计师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在他 2011 年的文章中写道，他还把游戏化定义为“由咨询师们发明出来的营销垃圾，目的是驯服电子游戏这头让人垂涎的野兽，让它去到处是垃圾的、灰色的、没有希望的宏大业务荒地里生存。”伯格斯特建议用“推销工具（exploitationware）”来更加准确地描述对游戏化的应用：它就是想让销售尽可能地变得简单。

这种担心是合理的，但《摇滚史密斯》给人的感觉并不完全是一种推销。“拿《摇滚史密斯》来说，你玩儿完它，把主机关掉，但你学到的技巧还在，”多伦多一位 31 岁的玩家艾略特·鲁德纳（Elliott Rudner）说。他也是很受欢迎的《摇滚史密斯》粉丝网站 The Riff Repeater 的运营者。“如果你的游戏存档被清空，你真的会失去什么吗？你会丢掉游戏的进度，但你弹吉他的技能还在。”

我和在育碧游戏旧金山工作室的麦克库恩在 Skype 上聊天时，把《摇滚史密斯》的设计总监保罗·克劳斯（Paul Cross）也加了进来，他刚一进来，我就问他怎么看游戏化。他顿了一下，说：“它只是找了个办法，让人们参与到它最想做的事情中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如果换个更好听的说法，那就是我们把《吉他英雄》做成了一个‘学弹吉他的工具’。”

《摇滚史密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那就是它能在你弹奏的同时，让你接收到即时的反馈：如果你连续按对了足够的音符，那这首歌就会变得更难弹，但如果你已经在勉力而为，那游戏也会让你玩儿得轻松一些，直到你的技巧有所提升（它才会再次提高难度）。在每首歌完成以后，被粉丝们称为“Rocksmith guy（摇滚史密斯男）”的话外音就会说一句总结本关卡的话，可能是“还可以做得更好哦”，也可能是“你马上就要成为超级巨星了！”。摇滚史密斯男永远不会说你弹得太烂了，也不会让你放弃弹吉他，改去敲三角铁。这种积极的心理强化是在婉转地鼓励你，而当你听到别人说“干得好”的时候，心里也会得到一些宽慰。

克劳斯说，从最初的版本到最新升级的《摇滚史密斯 2014》，这款游戏总计已经卖出了 300 多万份，而在 2014 年的玩家中，有大约 70%是新玩家。“凭借着《摇滚史密斯 2014》，”他说，“我们现在更有资格去说‘让我们来创造伟大的工具吧，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最核心的用户们 — — 也就是那些只是想学会弹奏歌曲的人们 — — 有更大的自主权呢？’”

我就是它的核心用户之一：在这些游戏进入我生活以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我很少去尝试菜单里第一条 — — ‘Learn A Song（学弹一首歌）’ — — 以外的项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Session Mode[演奏会模式]’里，它会让玩家即兴和一支虚拟乐队合奏，而在‘Guitarcade[街机吉他]’里，是用来练习特定技巧的小游戏。还有一个‘Multiplayer[多人模式]’，它需要有另外一条 real tone 线缆来和朋友对战。）

吉他新手也被鼓励去参加《摇滚史密斯 2014》的 60 日挑战赛，它要求玩家每天至少花一小时弹吉他，并把他们的进度和网上的玩家分享。在育碧游戏的论坛里、该游戏有 49.8 万粉丝的 Facebook 主页上、有 1.16 万订阅者的活跃的 subreddit 账户上，以及在 Twitch TV 上每周直播的、开发者玩儿新版《摇滚史密斯》的视频页面上，这个比赛已经吸引了一大批支持它的人。Reddit 上有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叫《12 月开始玩，这是 4 个月之后的成果》，里面有一张电视屏幕的照片，上面显示了一位玩家在玩儿了 49 次之后，终于把《Bullet For My Valentine》这首歌的得分打到了 100%。另一位 Reddit 网友说：“4 个月的话，你做得很不错了，要坚持啊！”。

我让保罗·克劳斯说一个自从做这些歌曲以来他觉得最特别的时刻，他提到了一个日本的 11 岁女孩 — — 奥德丽·志田（Audrey Shida）。“看到这么一个小女孩从还没有吉他高，到最后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还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啊 — — 她能弹非常棒的曲子呢！”保罗说着笑了起来。

奥德丽和她在美国出生的母亲希瑟（Heather）、日本父亲一起住在离长崎一小时车程的小镇上。她从 8 岁起开始玩《摇滚史密斯》，最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懂音乐。她的父母鼓励她每天上学前玩儿一个半小时的《摇滚史密斯》，周末会玩儿得更久一点。后来，他们开始用影像记录她的进步，并把视频上传到了 YouTube 上。

2014 年 7 月，奥德丽成为了一个病毒视频的主角，在视频里，她把 Slayer 的《War Ensemble》玩儿到了完成度 97%，而她的妹妹凯特则站在她旁边，精神饱满地用她快节奏重金属音乐一般的嘶吼式歌唱为她助兴。当时奥德丽只有 10 岁，看着她一边漫不经心地演奏这首富有技巧的、很难弹的曲子，一边还偶尔转过身去笑她那个滑稽的妹妹。男生毫不留情的气概和女生的欢乐气息在这个视频里都有体现，这让它成了我看过的视频里最喜欢的一个。

3 月末的时候，我和奥德丽在 Skype 上聊天，她当时正在过小春假，4 月就要上 6 年级了。奥德丽的父亲是一个原声吉他爱好者，他觉得全家人都来玩儿《摇滚史密斯》这个游戏，可能会是个挺有意思的挑战。“我都有点儿要放弃了，”希瑟笑着说，“我玩儿得太差了，所以就没好意思再继续玩。”奥德丽的父亲也尝试了一下，表现稍微好一点。不久之后，他说服了奥德丽去完成论坛上每周的挑战任务。“做任务很有意思，因为论坛上的人都太好了，”希瑟回忆道，“他们真的让她觉得每周都尝试更难的任务是一件好事，并且让她觉得非常受欢迎。他们本来可能是一群让人讨厌的人，”她说，“但实际上却不是！”

希瑟解释说，他们一家住在日本的乡下。“我们那儿到处都是稻田，一边是火山，周围没什么人，”她说，“这很好，有人就太吵了，又跳又叫不管别人的感受。但这也让奥德丽学吉他这事儿变得很难。我们不得不开车进城去，单程都要一个小时，而且很可能一周就要去一次……”奥德丽这时插话说：“天哪，那感觉真不好！”她的母亲表示赞同。“但在家里，你可以每天都在《摇滚史密斯》上练习，每周还有新歌可以练，”希瑟一边对着奥德丽笑一边说，“我的一位朋友有一个在学古典吉他的女儿，那个可太严格了：‘这个要一遍一遍地练，不，你还不能学弹曲子呢，必须全部先练这个……’所以看着奥德丽享受地练习她喜欢的曲子还挺好的，而且她是真的从中感受到了乐趣。”

游戏化常常还伴随着一个关键词：乐趣。它要把一项往往很枯燥、很困难，或者又枯燥又困难的任务做成一个游戏。从许多方面来说，学弹吉他都是游戏化的完美对象，因为它是一项全球流行的爱好，许多人都会学，但却只有极其少数的人能精通。马蒂·施瓦茨（Marty Schwartz）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他在过去 20 年里一直在教吉他，现在则是最有名的网上吉他教练之一。在过去 7 年中，他开设的免费 YouTube 视频课程的总浏览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4.68 亿次，而围绕着在 guitarjamz.com 网站上的课程，他也已经创立了一家知名的公司。几年前，育碧游戏接洽了这位住在圣迭哥的音乐人，请他帮助推广《摇滚史密斯 2014》.他们请他到旧金山，为他做了一次展示。育碧游戏把游戏调到了演奏会模式，并给了他一把吉他，请他选好等级，然后开始和一个虚拟的乐队合奏。

他喜欢看到的听到的这个东西，并且马上看到了它作为一个练习工具的潜质。40 岁的施瓦茨和育碧签了一个为期一年、价值2 万美元的合同，用一系列视频来推广《摇滚史密斯》。推广合同已经期满终止了，但他对育碧游戏这一作品的评价依然都是正面的。“如果我想的话，现在就能把这个游戏扔到垃圾桶里去，”他神秘地笑着说，“但我说实话，我觉得它超赞的，它是超级棒的吉他学习工具。”

在营销过程中，育碧游戏一直都很认真地把这个游戏看作是正式吉他课程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品。因此很自然地，他们在和施瓦茨的早期讨论中也特意强调了这一立场。“他们不想弄成‘嘿，我们做这个是想取代你 — — 你想推广它吗？’”他说，“但作为一名吉他老师，我从来都不会让人们不去尝试什么 — — 即使他们去尝试上别的吉他老师的课也没关系。如果你还想学弗拉门戈吉他，我教不了，那我会去找一个能教你的。有了《摇滚史密斯》以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时间设定你自己的节奏，没人会评判你。它只是很多学习工具中的一种。”

在采访完克劳斯和麦克库恩以后，我启动了《摇滚史密斯 2014》，花了两个小时学了首新歌、弹了一下以前最喜欢的几首歌，还在不同曲调和音乐风格的吉他和贝司之间切换了一下。有几个值得记住的瞬间，一个是吉米·亨德里克斯在《Manic Depression》里的行走式贝司旋律，一个是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在《Bombtrack》里顶呱呱的中间八小节，还有 Muse 乐队在《Knights Of Cydonia》结尾处强有力的重复旋律、The Smashing Pumpkins 在《Cherub Rock》里雄壮的和弦、Franz Ferdinand 在《Take Me Out》一开始永无休止的弹拨旋律，还有 Deftones 在《My Own Summer (Shove It)》里戛然而止的吉他。

很少能有把教学和娱乐如此不费力气地无缝连接起来的游戏体验。它甚至让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在玩儿游戏，因为它的控制器就是一把吉他，弹起来一点儿都不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能在第一屏的菜单里让玩家有机会通过弹奏真实的乐器来学一首歌的游戏并不多，也没有太多游戏能让新手音乐人和已经小有成就的音乐人同时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吉他英雄 — — 至少成为自家客厅里的吉他英雄。事实上，这样的游戏只有一个。

翻译：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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