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景觀的轉譯與再現 — 談高冠羣近期系列作品
文|劉倢婷
風景寫生在西洋美術史中,有其重要性,且為一個明確的概念及類別。風景寫生同樣也存在於台灣美術史中,有別於以往單純描繪「自然風光」,近代風景畫則揉合了城市景觀與生活圖像;這些作品在畫面中所呈現的空間,基本上乃是一種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結果,而這一個再現的過程,隱含了風景觀視者對實存空間的截取與轉化行動,也導引出「風景」作為被選擇與呈現之對象背後所擁有的建構性,其生產過程與其社會環境之間存在著無法割裂的關係[1]。城市風景的發生與改變,與社會文明之間可能存有的關聯,也因此成為可被討論與詮釋的對象。
高冠羣的作品正好呼應了這種多元且複雜的當代風景繪畫狀態。其系列作品《新樂園》以藝術家自身培植養育的多肉植物作為自然風景再現的形體,佇立於這個形體上的則是電線桿、鐵皮圍籬與道路交通(或施工)標誌,某些原本該是植物原始表皮的地方也被取代為斑駁牆面或粗胚混凝土。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在高冠羣創作中常出現的符號如:「道路交通標誌」是絕大多數國家在道路設置的標誌以警告、禁止、限制、指示道路使用者,這此卻像在「禁止」自然生態的發生與「限制」植物的生長。而「施工安全標誌」則像是在宣告城市綠地的死亡,充斥經濟發展意味的建築物即將取代之。「鐵皮」比起上述兩種符號,則更有負面意味,因其造價低廉、施工快速、載重輕巧的優點,經常被使用於違法的加建或是作為工地圍籬,在缺乏管理與大量氾濫普及之下影響市容。也因為經常作為工地圍籬,鐵皮這個符號的存在更是直接地告知觀者,被其圍繞的事物即將不復存在。最終,城市開發的各種場域與工業符號意象,遍佈在多肉植物這個形體上,畫面看似共生共榮地融合在一起,同時卻也散發出一種矛盾的氛圍。
新樂園系列-草原上,油彩、畫布,2017,72.5 x 91 cm
而談到「為何使用多肉植物作為『自然風景再現的形體』?」高冠羣表示,他首次對多肉植物感興趣是從他初訪新竹的一間仙人掌園藝中心開始,多肉植物千奇百怪的外觀與各種不同特殊的形態使他產生難以捨棄的愛好,因此他開始在家中大量種植。他的多肉植栽多達數十種,有球體、柱狀體與細枝狀,其中也不乏長滿尖刺的。「對我來說,這是我在都市的生活當中,離我最近的『自然』。」高冠羣說道。其將多肉植物在畫布上轉化為一種城市風景的空間再現自此開始。
新樂園系列-山脈,油彩、畫布,2016,72.5 x 91 cm
此外,《新樂園》系列的畫面構成其實並非藝術家的虛構想像再現,也不是以數位圖像編輯構築,而是實體的物件被攝影記錄下來後再轉化成平面繪畫。畫面當中的任何一塊交通號誌、任何一根電線桿,甚至每片鐵皮圍籬,都是源於藝術家自製的模型。以親自種植的盆栽與自製的模型來建構情境,在模擬這些符號「介入」自然形體的過程中,只見這些仿電線桿、仿號誌的模型物件實際地插入植物莖部,破壞、殘害了植物本身,使得植栽的外觀不再完整,佈滿斑點、傷疤甚至潰爛。現實社會當中文明對自然的破壞瞬間濃縮在這個轉化的場景當中,而這樣對植栽「施工」的過程也使藝術家思考人類是如何對自然生態咨意妄為。高冠羣在此檢視了關於近代城市風景的一些想法,而這些景觀的改變與那些影響著我們日常現實的經濟開發其實是同時出現的。簡言之,在《新樂園》這系列作品,藝術家截取實際栽種的多肉植物,將其轉化爲大自然意象,而施工號誌等元素則被選擇用來表達經濟發展,自然與文明的抵抗/屈服、壓迫/服從、爭執/協調⋯⋯等矛盾在畫面中不言而喻。
藝術家早期的《Land撕cape》系列則是描繪被鐵皮圍欄圈劃的零碎綠地,因為未來將作為建地,當中自然景觀的消逝為期不遠。高冠羣將這樣的景觀畫在纖維水泥板上,並敲破其邊緣,讓邊緣形成不規則的破裂狀態;這個做法同時也暴露了基底的物質性,如此一來,原本只是再現風景的繪畫,卻因為藝術家對媒材的處理與思考,微妙地呈現建築的某種性質,化為水泥城市的構築元素,將這樣的矛盾擺盪於風景和空間的再現之間。都市中的風景(抑或是大自然)的存在與否與現代社會的環境開發息息相關,藝術家巨觀地來探究大自然中植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他的思考在其平面繪畫的呈現中並沒有一個明確答案,卻提供給觀者一個借鏡與省思。
這兩、三年以來,高冠羣創作主題圍繞在自然與文明之間的關係,也關注於都市風景的再現,《新樂園》與《Land撕cape》系列顯示出藝術家對操作此題材的嫻熟與高度掌握;同時也展現了他在觀察及現實上的某種情感表現。高冠羣的藝術在「人造風景的轉譯」上醞釀、發酵,並逐漸塑造了自己的面目。作品畫面中同樣寫實的多肉植物形體與扭曲的經濟開發符號,讓高冠羣掌握的不再只是這些現實存在的形象,而是以圖像及符號精準傳達其所欲探討的議題。
在所有形式的發展與進步當中,自然環境總是被遺忘及忽視。而高冠羣的作品有意無意地觸及了這樣的困境:經濟發展是如何疏忽了自然環境中最重要的部份及我們居住生長的環境。他的作品不僅對都市開發提出疑問,也質疑了人們看待城市與自然的心態。而藝術家則在文明發展的浪潮中,透過對身處當下的觀察,以創作轉譯並形塑出形屬於自我的城市風景與生活圖像。
[1] 李王瀚,〈時代容顏─近代台灣城市風景〉,《臺灣美術學刊》第65期,台中市,國立台灣美術館,2006,頁 56。
本篇文章收錄於《當代藝術新聞》2022年6月號 №209 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