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憂鬱症只是大腦的問題？
憂鬱症只是大腦的問題？
隨著對憂鬱症的知識越來越普及，我們越來越不再視憂鬱症患者為「想太多、不知足」的性格軟弱者，而是將之視為大腦疾病，源於血清素不足之生理現象（化學物質失衡）。因此，社會上便有一種論述出現：憂鬱症就像癌症、糖尿病、感冒等疾病一樣，只是它出錯的地方在大腦。這不是那個人的錯，而是身體出問題罷了。
這樣教育大眾是出於好意，讓我們理解不是患者故意要身體失常，而對這些受苦的人伸出援手。然而，這種論述有其陰暗面，也似乎掩蓋了真正的問題。
將憂鬱症視為大腦失衡，會讓人有必須跟自己的身體「對抗」的想法，或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不夠好，是「自己的問題」。甚至，它會告訴你，你的憂鬱沒有意義，只是身體的組織有問題而已。因此，我們便不再深入理解憂鬱產生的脈絡與原因，只是將憂鬱侷限在症狀，並以藥物治療來改變大腦內的化學物質。
更糟的是，根據調查研究，抗憂鬱藥物的真正效果非常有限，若患者服藥有所改變大多是因「安慰劑效應」。於是，令人隱憂的事情便如此開展：我們聚焦在憂鬱症患者的「症狀」，而不探究發生的「脈絡」，並用最簡單、最個人主義的方式以藥物解決；但是，實際上不僅無法解決，更加深了藥物的依賴性，以及滿足藥廠的龐大利益。
重問問題：憂鬱症背後的社會成因？
最大的問題應該是，我們問錯了問題。如果憂鬱症不是因為大腦的血清素不足，而是大腦回應負面環境的反應，那造成我們憂鬱的那些環境是什麼？換言之，是什麼樣的社會因素，讓我們的身體失常，而我們又該如何改變它？憂鬱是有意義的，我們必須看見背後的真正原因。
英國記者約翰‧海利（Johann Hari）長年服用抗憂鬱藥物，他為了尋找憂鬱症的原因與解方，耗時3年，旅行6000多公里，採訪各地的精神科醫師、社會學家、心理師、社運分子、生物學家及憂鬱症患者，將其結果寫成《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Lost Connections: Uncovering the real causes of depression and the unexpected solutions）一書。
海利指出，憂鬱症的成因是「脫節」（lost connections），亦即與工作、人際、價值、大自然等有意義的事物失去連結，進而導致憂鬱症產生。然而，這些人並非天生就有病，而是因社會環境將他們拉近此深淵。
做越沒有意義的工作，就越容易得憂鬱症
書中提到一個研究指出，隨著公務體系的職等越低，出現憂鬱症的機率就越高。換言之，憂鬱與職場體系內的位階有關。原因在於，當一個人越被公司視為是體系中的螺絲釘，是無足輕重、隨時可取代的，自己就會產生無意義感與失控感，認為手上的工作與自己無關。這種長期的精神壓力，會使一個人走向憂鬱的境地。
跟我們一般認知的相反，人們其實不會太嚮往「輕鬆、無趣但有錢」的工作，而是會在工作中尋求意義與挑戰。人們渴望在工作中得到成長與成就感，而不是任由時間折磨，困在「我未來三十年都要這樣嗎？」的自我懷疑中。
再者，過去三十年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興起，企業以「彈性」、「自由化」為名，使越來越多的工作不穩定，讓人難以有明確的未來可期待。經濟學者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就以「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at）指稱欠缺勞動安全、社會性收入與工作認同的這群人。當他們與充滿希望和安全感的未來脫節，便會產生眾多心理疾病，甚至是孕育出民粹的現象。[1]
人在家，也會想家
另一個現象是，當我們越與人疏離、越孤單寂寞，就越容易得到憂鬱症。隨著個人主義的興起，社會大眾越不參與社區組織，也越少有鄰里互助的情誼。人們「向內轉」去追尋想要的人生，卻失去了與人連結的歸屬感。
雖然社群媒體讓我們的連結程度超乎以往，但人們只是為早已失去的歸屬感提供替代品。大家躲在螢幕背後，用不真實的方式拍照上傳打卡，只求他人關注，卻無法滿足真實與人分享、互動、共享意義的人性需求。社群媒體非但沒有解決寂寞的問題，反而更加強了寂寞。
作者如此說：
「過去，『家』是一個社區、一個密集網絡。但這樣的概念基本上已消失了。我們對『家』的感覺早已迅速崩解，無法滿足我們對歸屬感的渴望。因此，即使人在家也會想家。」[2]
在大自然中，把自己縮小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作者提到「與大自然脫節」也更可能加重憂鬱症。
確實，人本來就是設計要去活動的。根據研究顯示，運動能刺激身體分泌足夠血清素、去甲基腎上腺素、多巴胺等神經傳導物質，有效降低憂鬱的情況。[3]另外，當我們踏入大自然中，會改變自己的視野，不會將自己的煩惱當作世界的全部，而產生一種「自我縮小」的謙卑與敬畏感。
因此，很多人都會有一種經驗，在上山前跟下山後，自己彷彿變成不一樣的人。這種活在土地上的感覺，會以更深、更廣闊的方式與大自然連結，意識到自己只是地球上的小小一部份，進而產生新的觀點去看待現在的困境。
打破自我高牆，重新與人連結
作者在最後一部份提供了他認為可行的解方，包括以園藝治療（團體活動）克服孤立感，建立「民主合作社」讓人對工作更有掌控感，實行「全民基本收入」降低階級落差，以冥想進入與人更深的連結。
作者提到，他過去往往都會用個人的方式來解決憂鬱症，包括吃藥、購物、放鬆身心等「善待自己」的行動。然而，當他意識到連結的意義後，便開始去幫助別人，體會他人的快樂與痛苦，並了解自己雖處於憂鬱的狀況中，仍有機會貢獻點什麼給別人。
這種強調「做點什麼」的精神，不僅能提升自我價值，也能讓患者用最舒服的步調去做他能做的事情，踏出既有的生活環境，而非受困於嚴密監視自己悲傷的負向思考中。
「真正的快樂之道來自於打破自我高牆，讓自己進入他人故事中，並讓他人進入你的故事，融入他人，並了解自己並不孤獨。」[4]
結語：我們需要這些痛苦
我認為本書提供了兩個很重要的思考方向。第一，憂鬱症不能靠「個人化」的方式解決。主流的精神醫學與藥廠提供的藥物治療，只是緩解症狀，但更多是加深個體的無力感，也遮掩造成問題的社會成因。
正如學者艾倫‧霍維茲（Allan V. Horwitz）與傑洛米‧維菲德（Jerome C. Wakefield）在《我的悲傷不是病》（The Loss of Sadness: How Psychiatry Transformed Normal Sorrow into Depressive Disorder）一書批判的，將正常悲傷疾病化，會讓大眾誤認社會問題都是個人問題，也進而使政府與醫療機構轉移焦點，忽視改變造成憂鬱的社會條件與集體的解決策略。[5]
第二，憂鬱症是人對痛苦生活的「正常反應」。試想，若一個人連續做了好幾十年單調且無意義的工作，永遠當個獨行俠不與他人連結，被剝奪了任何有安全感的未來，還能在這個社會中游刃有餘，那真的是「正常」嗎？
「如果憂鬱是內生的生理疾病，別人最多只能給你同情，因為你的不同而給予包容；但是，如果憂鬱是對生活的反應，別人就會發揮同理心，因為人人都有機會碰上。憂鬱不是怪病，而是人人都會有的脆弱來源。」[6]
作者在最後總結道，我們「需要這些痛苦」。因為這是個訊息，告訴我們生活出了狀況。唯有當我們傾聽痛苦，並深刻地去解讀當中的意義，才能重新找回連結感，以社群的力量尋找「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
[1] 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不穩定無產階級》（台北：臉譜，2019）。
[2] 約翰‧海利（Johann Hari），《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台北：天下生活，2019），頁95。
[3] 可參安德斯・韓森（Anders Hansen），《真正的快樂處方》（台北：究竟，2020）。
[4] 約翰‧海利（Johann Hari），《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頁210。
[5] 艾倫‧霍維茲（Allan V. Horwitz）、傑洛米‧維菲德（Jerome C. Wakefield），《我的悲傷不是病》（新北：左岸，2017），頁311–312。
[6] 約翰‧海利（Johann Hari），《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頁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