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再怎麼企圖掩飾，都無法否認一個事實：這本小說很難讀。
小說難讀的原因，在於小說的敘事語調相當緩慢，筆下的色彩又像是被鐵灰的霧氣壟罩，更令人困窘的是，小說的情節並不是很直接的進入回憶中一鏡到底，而是在現實與回憶中交纏，當我們想追問回憶中的事件如何發展的時候，小說的敘事卻又跳回主角的現實裡，像是回憶的休止符，但這個休止符卻影響了整個樂章的進行。這種難讀，如同聽古典樂一樣，如果不耐心地敞開耳朵，就無法聽出音符背後的意義。
因此，閱讀的時候不能快。
小說的敘事筆調也設置了重重的阻礙，避免我們快速讀過，因為它所要處理的主題，確實要慢慢來，才能獲得釐清。《德語課》是藍茲的代表作，書成於1968年，彼時，德國正處於戰後的爭辯之中，一派認為德國人戰時並沒有犯罪，所有戰時德國人所做的，不過就是「履行自己的職責」；一派則是認為，納粹時期的罪行，是德國人的集體犯罪。不幸的是，認為自己在戰爭時期屬無辜者的德國人佔了大多數，不只是在德國，所有參與過納粹時期罪行的國家，都認為自己是無辜的，在波蘭，甚至認為服從納粹，是為了保全國家之舉，因此他們應該有功，而非有過。
事情絕非是「履行自己的職責」這種說法可以簡單帶過。《德語課》的敘事者西吉是經歷戰時的青年，因為寫不出「履行職責的快樂」的作文，而被關入感化院，故事就從他的回憶開始，他憶起了盡忠職守的父親，在戰時如何「履行自己的職責」，服從命令去禁止畫家南森畫畫，甚至在畫家在白紙上聲稱自己是在「畫肉眼看不見的畫」的時候，也要沒收白紙，當作罪證。而主角在這樣的回憶中，逐漸明白自己的回憶與寫作，不只是懲罰，而是一種義務，他「期望的是寫出一種病來，而不是費勁的辯解」，因為罪行已經成為一種既成的事實，只有在回憶中誠實面對自己，承認自己帶著這個國家歷史上的傷疤，才能在人性復歸的基礎上，開展未來。
所以，「所有的青少年都是代替某個人到這裡來的」。西吉是代替他自己的父親進入囚室，因為他自己的父親不可能懺悔，戰爭的懲罰的並非是那些參與戰爭的人，而是整個國家在戰後陷入了一個道德荒涼的景象，下一代的人不只要重新建立社會秩序──這些是心靈的秩序──更要在這樣的歷史裡記取教訓。記憶由此不再是單純的抵抗遺忘，而是重建自己。
但另外一個難題是，如何面對納粹德國時的舉國癲狂？
「履行職責」這樣一個命令（或是美德），背後隱藏了極大的陷阱：當個人僅僅用自己的角色（職責）來看待自己的時候，無疑是把自己掏空，成為某個機制執行工具，化身成體制的幫兇。要求人只要「履行職責」，不要有其他多餘的想法，說穿了其實就是一種工具理性──也就是把人（或是自己）看成執行的工具。
當工具理性成為世界的唯一尺度，成為一種戕傷人性的暴政時，一個人可以用個人的精神力量去對抗這種理性暴政。因為在完全理性的風景中，並沒有人性的所在，人一旦聽從這樣的命令去看待自己與他人，無疑就否定了自己的存在。於是，畫家撕去了他的畫作為一種宣示，也做為一種抵抗──只要人還具有失去與新生的勇氣，就還能寄望自己。小男孩則是拿起了碎片，進行了一場心靈重建，從一開始的懲罰到後來的拼畫，都意味著面對真相的勇氣。最終，沒有人能夠真正的迫害畫家或是小男孩，因為他們以強力的精神秩序對抗絕對理性企圖撕毀的東西，只有在心裡定居的人，才能戰勝所有否定人性的暴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