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運動是一齣道德劇。我們凝視前人的成就與限制，從中領悟我們具有的潛力，以及或可能超越的限制。我們也從中體認：我們之所以有今天，並非歷史的必然。任何民族的黃金時代或災難，主要來自人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人的辛勤、或人的愚昧。這樣的體認讓我們不致對自己失去信心，也不敢對未來加以輕忽。
— — 摘自百年追求導言〈人的意志、人的價值〉
今年，臺灣人兩度創造了歷史。
第一次是總統大選，民主進步黨候選人蔡英文獲得超過八百萬票，創下歷史新高，開票當晚，外國媒體紛紛報導臺灣人以選票拒絕親中路線；第二次是高雄市長罷免，九七％的同意罷免比例、超越二零一八年當選票數的人民走進投票所 — — 請容筆者引用華爾街日報當時的標題 — — 將親中市長扔出辦公室。此外，政大於七月初公布的調查顯示，在臺灣，自身認同為臺灣人的比例來到六七％，史上最高，傾向臺獨的比例則第一次超過了「維持現狀」。
在分析這些變化時，很難不提到香港因素。自去年三月以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 — — 一般簡稱為「反送中運動」，在香港爆發開來。香港主權自英國移交到中國手中時，曾有過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記載於《中英聯合聲明》中。對此，中國外交部表示《中英聯合聲明》只是份歷史文件，沒有約束力。此般公然毀約行徑富有中國特色，然而香港人不打算束手就擒。
運動期間，超過兩百萬人走上街頭，勇武與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兩派合流，「不割席、不篤灰（告密）」。運動初期，英國金融時報將其譽為「流水革命」，堅如冰、流如水、聚散如霧 — — 然而，香港人對抗的是手握全國維穩資源的中共政府。隨著運動延燒，國家暴力與黑社會合作，元朗事件即是一例；越來越多「無可疑」自殺案件，少女泳將的裸屍浮出河面、墜樓的死者斷肢幾乎不出血，甚至有少女陳屍港警宿舍。沒有驗屍報告，沒有調查，被押上囚車的香港青年（甚至少年與兒童）許多就此失蹤。希望一日日渺茫，隨著《國家安全法》在香港通過，我們可以說一國兩制已經結束，自此以後，東方明珠不再。
臺灣人將這一切都看在眼裡，許多人為此重新審視與中國統一的可能性。有些人以亡國感的諧音「芒果乾」來嘲諷這種恐懼，也有人喊出「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號，懇求臺灣人戒慎。
礙於此刻截稿時間將近，筆者在此先不討論過去選舉每每喊出「中華民國要滅亡了」的口號與嘲諷「芒果乾」的人群是否有所重疊，或者標語是否應修正為「今日維吾爾」或「今日圖博」 — — 筆者對「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說法的確有異議。
今日香港，是昨日臺灣。
許多人看見了香港人現今維護自由的慘烈，卻不了解臺灣人爭取民主的歷程，甚至有部分人將臺灣的民主歸功於蔣經國。曾自稱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政治人物，對轉型正義議題的看法是「現在好好的，管它過去幹什麼？」
是啊，現在好好的，管它過去做什麼？我們為什麼非得要知道民主自由是怎麼來的，為什麼非得要知道戒嚴時代有哪些人賠上所有來向獨裁者抗爭，為什麼非得要了解這一切？有什麼意義？為什麼不要像《三體》中年老的紅衛兵那樣，向當年父親被他們活活打死的女孩說：「過去的事情已經了結了，紅衛兵是歷史」？歷史有什麼重要的呢？
每個人有不同的答案，而筆者的答案是：
瞭解我們從何而來，才能審視現在我們擁有的一切，進而決定我們將走向何方。
說了那麼多，該是時候切入正題了。
《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套書分為三卷。
第一卷〈自治的夢想〉由日治時代的政治社會運動起筆，終於國民政府來臺、二二八事件。
在這一卷中，我們可以認識日本治理下的現代教育培養出的一群台籍知識份子，以及他們在社會運動中的路線差異、分合恩怨。「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此一口號出現昭示「臺灣人」這一認同就在此時成形，取代清代以移民祖籍作為自稱的認同模式。
此時的社會運動可說是百花齊放，他們爭取平等、爭取自治、爭取選舉、爭取議會，女性地位與農民權益等都被放到檯面上討論；同時，他們免不了網內互打，總督府也不吝於利用此機會挑撥離間，例如林獻堂就曾因與總督府交涉而被其他運動者懷疑其與總督府有私下交易，並因此遭到排擠、離開運動中心。
一九二三年的「治警事件」可說是日治時期社運史上的大事。當時，總督府幾無預警地發動全臺大逮捕知識分子，此事造成很大震撼，檢察官三好一八甚至指責臺灣人追求自治是不知感恩、不自量力，「臺灣人如果排斥同化政策，反對內地延長主義，不願做日本國民，除了退出臺灣，別無他途！」外來統治者要臺灣人滾出臺灣，何等荒謬？
然而，經過法治程序審判，被逮捕的知識份子至多被判四個月刑期，一審中的審判長甚至將被告全部判決無罪，林獻堂重回運動核心，民眾將被逮捕的知識分子視為英雄，有些人在被押往監獄的過程中還有民眾沿途歡送。
「破壞文化協會的手段，若由外部施加壓迫，反使內部鞏固團結。毋寧使內部發生內鬨，造成潰裂，始為良策。」
此後，總督府的手段重新回到分化、離間，而且效果卓然。臺灣運動者的聯盟在這種策略下相繼分裂，最後於開戰後匿跡。
當日本天皇的終戰詔書傳來臺灣，起初，臺灣人對於「回歸祖國」抱有相當高的期待。在國民政府接收人員來臺前，各地青年主動組成團體維持秩序，「祖國」軍人的來臺之日延期多次，臺灣知識份子也一次次準備汽水零食要歡迎他們。當中華民國國軍穿著破爛的軍裝、手上提著雨傘和鍋子踏上臺灣土地，臺灣人雖感困惑卻仍想「雖然外表看來不起眼，這就是打敗日本人的軍隊」、「那些臃腫不整的綁腿裡其實綁著鉛塊，平時練腳力，緊急時可以飛簷走壁」，極盡全力護航心目中的「祖國」。
陳儀長官透過台北放送局廣播，訓示在臺灣的公務員要努力為民服務，切記「不偷懶，不撒謊，不揩油」。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教授杜聰明專心聆聽收音機裡的談話。
「不偷懶，不撒謊，公務人員不是都應該這樣嗎？」
「不揩油？揩油是什麼意思呢？」
杜聰明心中浮出奇異的感覺。
──摘自《百年追求：自治的夢想》
但，隨著國民政府的各項措施以及這些「祖國」人的行為 — — 比如說把行政長官公署變成第二個總督府；行政單位濫用私人，將不通中文的臺灣人認定為文盲、繼而剝奪臺灣人參政權；接收人員四處搜括搶劫，盜賣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送來的物資……臺灣人沒想到心目中的「祖國」是這副模樣。這些「祖國」人們對臺灣人也有相當的敵意，甚至曾有人表示臺灣人試圖追求自治是被日本人奴化的表現，此般言論也引發臺灣份子的反擊。
（對不起，但筆者無法抗拒使用這個格式的誘惑）
必須提及的一點是，當時臺灣知識分子的期待是在中華民國治下會有更大的自治權、臺灣人可以獲得平等地位，不再是殖民地次等公民，跟「臺灣就是太民主才會亂（應該給中國管）」是完全不同層級的期望。抱著臺灣人出頭天的期望，他們歡迎「祖國」前來，如今卻發現國民政府絲毫沒有要給臺灣人民更多權益的意思，甚至無法維護原來日本治下的秩序 — —
這些矛盾與失望，最終導致二二八事件爆發。
私菸查緝案在臺北發生，佔領臺灣廣播電台的民眾向全臺宣告此事，起義遂延燒全臺。青年學生在街頭發表演說、呼籲民眾起身反抗，並襲擊各地警察局，員警聞風走避，學生們輕易地接收了武器，與退伍軍人各自組織治安隊維持地方秩序，各地也紛紛形成起民兵隊伍。仕紳在陳儀指示下成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原先只打算處理、調解緝菸血案，最後卻發起臺灣整體政治改革問題的請願。
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努力疏導下，民眾對外省人的敵意逐漸平息，秩序也平復下來 — — 然而，陳儀一面向臺灣民眾虛與委蛇，一面向蔣介石請求調兵。起初被行政長官公署請求維護秩序的蔣渭川漸起疑心，他向憲兵團人員求證時，明知此事的張慕陶誓言自己「可以用生命來擔保」絕無此事，陳儀也「對天立誓」沒有欺騙民眾，甚至說中華文化最大的美德是寬大，不以怨報怨。
接下來發生的事，我們都知道了，故詳情在此不加贅述。筆者只想指出，在由時任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副領事的葛超智（George Henry Kerr）所作的《被出賣的臺灣》一書中，並沒有二二八事件這個章節。
那一章節的標題是〈三月屠殺〉。
在這次清算中，多名臺灣知識分子在被憲警人員帶走後就此失蹤，再也沒有出現；有些人被逮捕，在刑求、公開遊街之後槍斃，曝屍示眾。有些人選擇離開臺灣，例如林獻堂，最終在他對抗了一輩子的日本度過晚年；留下的台籍菁英則大多投靠了國民黨，少數人在第二波民主運動再度現身。
延伸閱讀：
台南的恩人：湯德章（林艾德）
1947.3.25 名畫家陳澄波遭國民黨軍惡意槍決（台灣回憶探險團）
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兄哥王育霖之死（王育德）
此外，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作者對「光復」後的社會、以及二二八事件的情景有第一手的紀錄，可以作為參考。
第二卷〈自由的挫敗〉敘說外省籍自由主義者與本土知識分子合流的第二波民主運動，其在組黨失敗、雷震被捕後漸漸沉寂。
這場運動中的外省籍自由主義者們，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最終選擇了前者。曾有「在共產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一言的儲安平，如自己預言那樣在共產黨統治下受盡折磨而自殺；顯而易見，國民黨所造的地獄還是比共產黨淺上一層，尚未鞏固權力的蔣介石也需要胡適那樣的自由派學者來妝點門面。書中所述，《自由中國》曾是體制內的雜誌（軍隊集體訂閱、省政府有意提供房屋給雜誌社使用），後來卻成為民主運動的先聲；這或許可以歸於參與者們對蔣介石的誤解，他們對於蔣介石的民主立場抱有希望，也導致之後的決裂。
若說卷一中臺灣人的社會運動是全面的啟蒙運動、開啟臺灣人對現代世界的視野，這一波則是與獨裁者的正面對抗，更危險，也需要更大的勇氣。當蔣介石表示婉謝祝壽，希望大家有話直說、為民喉舌時，《自由中國》撰稿者紛紛火力全開，趁著這個機會「有話直說」。當蔣介石成功修憲使自己得以永遠連任下去，他們刊出〈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代？〉一文：
社論說，「蔣總統這一次當選連任……是付了很大代價的。這一份重大的代價，究竟可以換來一些什麼，歷史學家的天秤將會絲毫不爽地秤出來。」《自由中國》雜誌的同仁對後世歷史學家的天秤顯然過度樂觀。至目前為止，雖然臺灣的歷史學家對《自由中國》雜誌同仁的努力多表肯定，可是在天秤另一邊的蔣介石卻也有相同的重量。臺灣歷史學者的平衡感，令人讚嘆。
憲法對任期的限制既已解除，蔣介石也不得不永遠連任下去。於是同樣的戲碼，海內外人民有志一同熱烈恭請蔣總統連任，然後全民歡欣鼓舞深慶民族命運有托的戲碼，在後來不斷地重演。唯一的差別是雷震已經被蔣介石關在監獄裡面，可是他的幾位同志卻配合參加了演出。
──摘自《百年追求：自由的挫敗》
隨著蔣介石權力鞏固，異議份子不再有發聲的空間，雷震與本土菁英合作、意欲組黨更是踩到了蔣介石的底線。雷震被補，在監獄中度過十年，回憶錄在解嚴前一年遭到焚毀，其子在兵役期間直接被分配到外島，生病時不被允許就醫，役期結束後當局不發簽證使其得以出國治療，因而失去雙腿，在雷震仍服刑時去世；殷海光失去繼續執教的機會，縱然保有教職，卻無法再為學生上課；雷震的助手傅正則被判處感化教育，後來在民進黨組黨過程中加入籌備，這一次，終於看見了新政黨的成立。
書中為他們下了這樣的斷語：如今回首，這波民主運動的具體成果其實不多。組黨沒組成，黨國體制沒有被真正撼動，持續時間更是短暫。然而，他們讓我們看見：即使在那樣的年代裡，依然有人懷抱理想，勇於說出真話。
他們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其精神卻永垂不朽。他們是那個時代的良心，戒嚴長夜裡劃過天空的流星，昭示著希望，為我們立下典範。
這個運動的外省籍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在自由主義於中國潰敗後，試圖在臺灣新領域中作最後的嘗試。思想的敵人共產主義雖已阻隔於海峽對岸，可是他們卻為蔣氏父子的法西斯主義所籠罩。本土政治人物則是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的殘存。殘酷的二二八事件剛過不久，記憶猶新，他們一直努力在地方政治中維持最起碼的、有尊嚴的存在。兩群人多已過生命中最熱情、進取的階段。這個運動或許可以視為，他們在生命晚期共同寫下的政治遺囑；他們的遺囑中在下一代人手中完成。
──摘自《百年追求：自由的挫敗》
（與書無關，這是筆者的murmur。）
在〈臺灣的百年民主之路 — — 讀《百年追求》套書（下）〉中，筆者將介紹卷三《民主的浪潮》一書內容，整合書中內容為讀者簡要地介紹臺灣第三波民主運動。當然，如果有時間，筆者更推薦大家閱讀原書──以本人的文筆與篇幅限制實在無法完整呈現這一切。
許多第三波民主運動的參與者，至今仍在臺灣政壇上活動，包括曾經待過黑牢的陳菊與美麗島律師團出身的蘇貞昌等人；說實在的，雖然理想上我們應該客觀看待歷史，然而這段歷史離我們實在太近，與我們的牽連更是千絲萬縷。臺灣還沒有走過轉型正義歷程，許多真相未明，每每提及這段歷史又會有許多人跳起來說「你們不要撕裂社會、拿戒嚴時代／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當政治提款機」。要中立，要客觀，別讓政治污染學術的清談──這似乎成了許多人討論事情時的準則。
什麼是中立？什麼是客觀？怎麼樣算是不沾政治？當我們在討論（即使是過去完成式的）公眾事務時，怎麼能妄想要避開政治？沒有立場就真的能使論點客觀嗎？將天安門上那一整排坦克車與那個站在它們面前手無寸鐵的凡人一概而論就是中立嗎？
然而，筆者也必須承認一點：我沒有辦法不帶感情地看這段歷史。所以，特此聲明──
本篇文章（上下皆然）僅代表本人立場，師大附中青年社不為此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