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求套書第三卷《民主的浪潮》以黃文雄刺蔣事件揭幕，紀錄彭明敏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黨外人士競選歷程、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陳文成命案、鄭南榕殉道等大事件，終於民主進步黨創立。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若連聲音攏毋准發 咱用銃聲來揣正義
若連蠟燭攏毋准點 咱點炸彈來揣光明
這首歌所敘說的事件發生在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當時，蔣經國前往美國訪問，身為「世界臺灣獨立聯盟」成員的黃文雄與妹夫鄭自財決定發動刺殺計畫。這些民主人士自然沒有天真到認為殺死蔣介石的接班人就能推翻黨國體制，他們的目標是讓國民黨內部陷入接班人的權力鬥爭，進而為運動帶來可能性。他們沒有成功，卻使臺灣獨立運動躍入國際視野，海外留學生組織也掀起一波波營救行動。
不僅海外人士有所作為，在島內，戒嚴時期不能組黨，「黨外」於是成為反對派的集體代名詞。黨外雜誌陸續出現，先是《大學雜誌》、《臺灣政論》，再來是《美麗島》、《自由時代》，許多參與者之後更投入競選活動。
當時的選舉，以齷齪來形容絕不為過。政治好髒髒在當時不是什麼謬論，畢竟那是個買票、作票行為司空見慣的年代。
（當局作票行為陳述）……這對當時的我（吳乃德），是一個震撼教育。人民不投票，政府替你投，只是當時選舉的常態之一。另一常態是：人民如果投錯票，政府也經常會幫你改正過來。數十年間，國民黨每隔幾年便給臺灣選民一次這樣的震撼教育。
──摘自《百年追求：自由的挫敗》
埔里國中老師紀萬生，一九七五年為黃順興助選立委，親眼目睹國民黨明目張膽作票，「下午三點，他們看沒有人來投票，就像彈鋼琴一樣，在選舉名冊上整批蓋印、投票，霧社的投票率高達百分之百，有的地方還達到百分之一百零一。」
李筱峰小時候的印象，選舉是非常齷齪的。他母親是小學老師，選舉時必須參加選務，停電啦、作票啦，母親回來都會講。他父親是銀行行員，半夜叫起來、去銀行加班，讓候選人整疊整疊鈔票領去買票。
──摘自《百年追求：民主的浪潮》
在這種態勢下，拉票、宣傳都不夠，監票才是重點。一九七七年，《大學雜誌》的風雲人物之一許信良競選桃園縣長，選舉當日，中壢一對老夫婦投給許信良的選票被該投票所的監選主任塗汙，要求重發選票，卻被警察帶回分局審訊。消息傳開，憤怒的群眾與警察理論，人潮越聚越多，民眾投石砸毀警局玻璃、推倒警車，警察亦開始發射催淚彈；在警察開槍打死第一個臺灣青年以後，民眾開始放火燒車。
媒體全面封鎖消息，隔天也只輕描淡寫地報導，然而，這件事登上了時代雜誌。
「這是台灣自一九五七年搗毀美國大使館以來的第一次暴力示威事件，由於一名選務人員被指控故意塗汙選票，使之成為廢票而爆發。這一場暴動本身既不殘酷，也不醜陋，沒有任何對個人行兇的情形發生，群眾的敵意顯然是針對警察和軍隊。發洩過後，歡笑的示威者爬到消防車上，在中壢的街頭兜風……」
此事傳開之後，桃園各地的投開票所人員繼續開票，許信良高票當選縣長，這就是中壢事件。
兩年後，美麗島事件發生。
美麗島事件當日（一七九七年十二月十日）是《美麗島》雜誌社的人權日演講會。在那之前，已有義工在宣傳活動時被警察押入分局圍毆，律師作保領人時分不出腫大變形的臉孔原來屬於誰。人權日當天，保安大隊、新型鎮暴車全面待命，曾任黨外助選團總聯絡人、黨外的精神領袖黃信介與南警部司令交涉，對方答應「可以演講，不可遊行」──然而演講會場早已被封鎖。
黨外人士相繼上台演說，直到鎮暴車來臨。當晚，警方發射催淚彈驅離民眾，然而民眾在瓦斯散去後又重回現場反擊，警民衝突不斷，直到凌晨，鎮暴部隊才撤離。
事件發生後，黨外人士遭到全面跟監。大逮捕在十三日凌晨發生，許多黨外人士遭到逮捕，偵訊，刑求。篇幅所限，筆者無法一一介紹他們，以下所說的並不是全部人。
陳菊，各位讀者想必相當熟悉她的名字。
她曾是郭雨新的助理，帶領許多青年學生進入黨外社會運動的世界，被形容是黨外運動的總秘書長。美麗島事件大審時，他們被以懲治叛亂條例起訴唯一死刑的罪名，而她死牢中寫下遺書。
「願所有受苦、被受縛、被壓迫的人早日得到解放，願我深愛的故鄉──台灣的人民早日享有真正的公平、平等、自由、民主的生活。」
林義雄，曾為郭雨新打過選舉無效官司，此後決心參政，「想要再一次試試看：和平法治是不是真的能維護公平正義？」
在他被補之後，特務每日二十四小時盯哨、跟監，然而，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宅滅門血案震動全臺，他母親與正就讀幼稚園的一對雙胞胎女兒都慘遭毒手，大女兒身上有六處刀傷，所幸最終活了下來。
林義雄交保，出獄處理後事。五月一日他在尋找墓地途中被捕、再度羈押移送軍法處，當局的藉口是「林義雄到處遊山玩水」。林義雄萬念俱灰，獄中絕食、絕語。江鵬堅苦苦相勸：「活下去是你的義務！你失去自由，但背負最大苦難的是你太太，他要照顧奐均和你，多少人關心你的處境，假如你以為可以一了百了，這種不負責任的作法也枉費你是林義雄。」終究，林義雄接受「人不是為自己活下去」，但囑咐家人把全部法律書籍通通送人，從此不願再談法學。
──摘自《百年追求：民主的浪潮》
張俊宏，曾是《大學雜誌》的執行人、《臺灣政論》總編輯。
「我無法記憶刑訊室天窗到底經過幾次明暗……就像索尼忍辛《古拉格群島》所寫的，到最後恍惚狀態，眼睛一閉，最想念的人就出現了。我父親，當時我最擔心他……」
「我對理想執著，但對現實則悲觀保守，十年來像烏鴉一樣說了許多話，都是基於此種心態……臺灣要走真正民主化的道路，還有一段距離，需要有人犧牲，但願我們是最後的一批。」
高俊明牧師，為藏匿施明德案而受審。
「……我是出於信仰良心幫助施明德，而施瑞雲和林文珍院長售我連累，她們倆的刑罰由我負責，請法庭讓她們馬上離開。
至於張溫鷹、許晴富我完全不認識，其他人我也不熟；但他們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沒有出賣施明德，這種勇氣和愛心深深感動了我。這些人的刑罰，我樂意負擔。我願付出我的生命與財產，來負起其他九個人的刑罰。」
除了被逮捕的數人以外，還有一位女性，筆者想要介紹。艾琳達，她原來是一名人權工作者，曾在臺灣作過田野調查；《臺灣政論》被查禁後，她在陳菊的求助下來到臺灣，與國際人權組織長期保持活動、偷渡資料救援政治犯。在陳菊牽線下，她與施明德成婚，藉以獲得居留簽證，雷震是他們的證婚人。
十三日凌晨大逮捕後後，婦女站上火線。艾琳達和二十幾名家屬聚集許榮淑家，商討如何營救。艾琳達負責與國際媒體、人權組織聯繫。第二天，她就被警政署叫去做筆錄，十五日驅逐出境。
艾琳達在飛機上一路哭，想到人被捕、被刑求，民主運動完了。她決定從日本轉飛香港，國際媒體的亞洲通訊社都在香港，她要去那裏讓全亞洲、全世界的人知道真相。
──摘錄自《百年追求：民主的浪潮》
讀到此處筆者不禁感慨，曾幾何時，臺灣的民主史和香港有這樣的交會，如今，兩地又是另一光景。
大逮捕過後，就是公開審判。美麗島事件的律師團決定以事件辯護，以免當事人辯護之間產生矛盾；這場審判在法律層面漏洞百出，然而其政治性讓律師團選擇政治辯護的路線，一方面將案件定位從「叛亂」導向「民主運動」，一方面宣揚被告的理念。
張俊雄認為：「這個案子，已經不可能無罪判決，那麼，讓人民了解、認同他們的政治主張，我們就贏了。」高瑞錚說，一切努力是為了讓歷史見證。軍事法庭審判被告，歷史也在審判軍事法庭。
──摘錄自《百年追求：民主的浪潮》
與此同時，國際的壓力也正到來。
蘇慶黎被抓到景美軍法看守所，調查局特務第一句話就對她說：「蘇小姐，現在是年終，要算總帳了。我們根本不是因為美麗島事件把你們抓進來，你的帳本已經夠大了，我們只是藉這個機會把你抓進來。」
她先後被送往三個地方疲勞審問。某日，偵訊突然中斷。她說，那天早上偵訊員進來，拿了一份報紙，也不問話，只破口大罵：「他媽的，若不是要買武器的話，甩你美國人！」
──摘錄自《百年追求：民主的浪潮》
二零零九年，美國外交官費浩偉證實當年華府以軍售交涉，換取陳菊等人免於死刑，當時的助理國務卿也曾私下要求國民黨當局對本案公開審判，不要以叛亂罪審理。
在這之後，一九八一年，發生了陳文成命案。
與林宅滅門血案相同，陳文成命案至今無解。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一九七五年赴美國留學的陳文成帶著妻兒回到臺灣，與家人團聚、拜訪師長親友，原定六月底返美參加研討會，簽證卻遲遲未發。七月二日，三名警總人員前來帶走陳文成，次日清晨，他的屍體被發現在臺大校園內。
當家屬前往認屍，他們看見他的手肘、手指都是刺洞，大腿淤青，死不瞑目。景總發言人先是說當日有送他回家，又聲言他是畏罪自殺，然而，曾有黨外人士在偵訊時受到威脅：「如果你不說，拿出證據來，每一樣都幾個人痛打你一頓，打死了就說你是畏罪自殺。」
痛失愛子的陳庭茂，蒐集資料寫訴願書向各單位請願，印成傳單分發給報社和關心本案的人。他巡迴美國演講，拜訪國會議員，募款成立陳文成基金會。他走上黨外之路，到選舉政見會站臺。
他說：「我在所有的政見會上，都講同一個故事，那就是阿成的故事。阿成是最孝順的兒子，最體貼的丈夫，最有前途的青年學者。他不可能跳樓自殺。我說，阿成是被謀殺的，是被警總打死的。每次說到這裡，觀眾就瘋狂鼓掌。這時候我心裡就會暗念：阿成，看到沒，爸爸替你討一點公道回來了。」
──摘錄自《百年追求：民主的浪潮》
陳文成逝世時年僅三十一歲。
在這之前，他已對統計學理論作出相當貢獻，成為國際學術界注意的人物，同行學者對他相當看好；他在二十八歲時就取得卡內基美隆大學聘書，成為助理教授，很受學生歡迎；他還有一個孩子，失去父親時年僅一歲。如果他沒有在那個夜晚殞命，以他的才學，還可能為全人類做出多少貢獻？同樣地，在一九四七年被清算的台灣菁英們，那些被消失、被槍斃而暴屍示眾的人們……如果他們活了下來，今日的臺灣又會是什麼景況？
但，歷史沒有如果。
延伸閱讀：
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與陳文成命案的牽連（沈榮欽）https://www.facebook.com/Independent.think/posts/10214778556091079
陳文成命案史料出版，被警總逼迫招供，他仍回答：「我支持民主」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9409
回到臺灣民主史，儘管經歷林宅血案等恐怖，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家屬決定參與中央民代選舉。從書中的描述，我們可以看見民心正漸漸轉向，曾經，身為政治犯家屬彷彿身染疫疾，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在美麗島事件過後──
周清玉說，她不是政治人，沒上過政見會，不知如何公開講話。她一開口講到「姚嘉文」三個字，就哽咽落淚，臺下觀眾也跟著飲泣。政見會擠爆的程度，有時候連周清玉自己都進不去，也出不來。民眾拚命把前往演講臺和宣傳車上丟，沿途都有人搶著和她握手，趁機把錢放到她手裡。士林政見會那場，有人注意到，群眾中有個老人家「哭得很淒慘」，仔細端詳，原來是吳三連。
──摘錄自《百年追求：民主的浪潮》
不只受難者家屬，大審的律師團中也有人踏入政壇，其中，為張俊宏辯護的尤清成為了第一位黨外監委。
（省議員）傅文政的父親傅添榮，曾在《自由中國》寫文章談組黨。尤清拿出舊雜誌給他看，才兩頁，傅添榮就淚流滿面地說：「以前為了這個，差點被抓去打死。你們這些年輕人還敢為美麗島辯護，臺灣有希望了。」
……
尤清沒花半毛錢當選監委，震驚政壇，傳為美談。
──摘錄自《百年追求：民主的浪潮》
黨外運動在美麗島事件後蓬勃發展，勝選接連、黨外雜誌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不同的政治意識與派別也漸漸出現，有些在日後發展成民主進步黨內的派系，在此不一一詳述。
一九八零年代，隨著經濟發展，人民對自身權益的意識開始抬頭，加上國際各地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臺灣人更有資源與意願支持民主人權運動。各地紛紛出現自力救濟運動，包括洲後村抗爭、鹿港反杜邦、野百合學運等，各樣的人權、環保、勞工、女權、原住民、農民、老兵議題等浮上檯面，人們走上街頭。
一九八六年，民主進步黨創黨。當時，曾參與雷震組黨嘗試的傅正也加入活動，並將組黨工作的記錄細細保存，被稱為「民進黨的太史公」。此時戒嚴體制尚在，他們暗地行動，即使內部有路線不合仍選擇團結。對此行動，國民黨公開揚言將取締，暗地裡則派人關說希望民進黨停留在籌備階段，但創黨元老顯然並沒有接受。他們排出三梯次的幹部名單，確立若有人被捕也會立刻遞補，「牢可以坐，黨不能毀。」
同年，民進黨發動「五一九綠色行動」，呼籲解嚴；兩個月後，戒嚴解除了，《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卻隨即施行，許多人認為這是「越解越嚴」。也是這一年，鄭南榕因違反《選罷法》入獄。隔年，他和同志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提出的六大訴求頗有今日轉型正義的意蘊。
一九八七年，鄭南榕公開演說：「我是鄭南榕，我主張臺灣獨立！」沒多久，主張臺獨的政治受難者被以叛亂罪起訴，鄭南榕組織後援會，在全臺各地演講、舉行遊行，這是臺獨第一次成為街頭運動的主訴求。一九八八年底，鄭南榕與政治受難者合作，展開「新國家運動」，環島四十天。同年十二月十日，鄭南榕在《自由時代》雜誌上刊登旅日學者、臺獨聯盟成員許世楷博士《臺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四十天後，他收到涉嫌叛亂傳票。
「國民黨捉不到我的人，只捉得到我的屍體。」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清晨，警方強力攻堅，鄭南榕轉身走進總編輯室，反鎖房門，打開汽油桶淋滿全身，點上打火機。
時代的先行者是寂寞的，不被瞭解的。行動思想家亦如此。林世煜〈我的朋友鄭南榕〉追悼文說：「他辦雜誌，被指為牟利；他坐牢，被指為苦肉計；他搞運動，被指為累積選舉資本；現在他死了，有人笑說是發神經、不值得。」
──摘錄自《百年追求：民主的浪潮》
一九九一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國家安全法》卻仍保留；真正的解嚴到來，政治犯卻仍無路上訴，多少冤假錯案，至今真相不明。
直到一九九二年五月，刑法一百條修法，主張臺灣獨立才不再是一種罪。
結語
臺灣的民主運動雖不可避免受到國際上的壓力影響（主要來自與國民黨政府有軍售交易的美國），但若沒有那些民主前輩，國際又從何施力？他們抱著犧牲的覺悟投入運動，最終也逼得獨裁者妥協，制度漸漸轉型，最終有了我們今日的自由、人權與民主。
三本書由三名學者執筆，寫出臺灣人百年來對自治與民主的追求是如何實現，我們如今擁有的一切又是從何而來。隨著簡明流暢的文句，我們得以看見那些被歷史課本忽略的人們，在不同時空作出各異的抉擇。他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甚至有並不出身臺灣卻選擇為這塊土地盡心力的人。當歷史的浪潮打來、國家機器的陰影當頭罩下，他們作出不同的抉擇，也付出代價 — — 有些人放棄原先的理想，有些人的青春在黑牢裡度過，有些人被押上刑場，有些人至今沉冤未雪，還有人失去至親。
自由從來不是沒有代價的。
只是，當別人用他們的生命與青春幫我們預付了，我們一不小心就會忘記這點。
出生在民主自由的時代，很容易忽略我們與獨裁的距離 — — 無論空間上的兩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時間而言的三十三年。人權不是恆常，更不是必然。就在筆者父母幼時都還是戒嚴的年代，三十八年，多少人在此間出生、至今都擺脫不了陰霾？
長夜裡的人性光輝會留下，創傷亦然。據筆者父親所言，他高中時已經解嚴五、六年，然而祖母仍在他參加異議性社團時多番勸阻（她的長輩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要他別亂說話，師長也經常建議他別帶敏感書籍到學校。筆者的伯公曾因學校有人塗寫「打倒蔣介石」而被從學校帶走，近一年後才得以回家。是啊，解嚴了，刑法一百條修法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消失了 — — 但恐懼並未隨之消逝。警備總部不在了，真的嗎？對我們而言如此，但對活過那個時代的人而言，很可能並非如此。「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這句話是戒嚴時代最悲涼的寫照。
我們也不應遺忘，除了那些走在時代前端、在書中留下姓名的人們以外，還有更多默默無名的平民 — — 為黨外候選人投下一票的選民，黨外雜誌的讀者，中壢事件中為捍衛選票而抗議的群眾，美麗島大逮捕後每個支持、敬重，甚至資助政治犯家屬的人，每個為自身權益走上街頭的人……這些人不會歷史留名，但正是他們匯聚成支撐民主運動的海流，最後掙得了自己與後代子女的自由。
或許我們成為不了那些歷史留名的人物，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對自己的未來毫無影響力。民主前輩們為我們栽下自由的種子，如今我們享用其花果，同時背負隨自由而來的責任：每張選票，每次抉擇，每次支持或反對某個議題，帶來的後果都可能綿延數十年，福禍皆然。對此，我們無從逃避，也不應逃避；盡心了解議題，參與公眾事務，對自己的影響力有所認知並善加運用，即是對往昔的民主人士們致上最高敬意。
最後，我想以《平凡的邪惡》一書中的一段敘述作結：
的確，極權統治政權不斷鑿出許多讓人遺忘一切的孔洞，無論善行惡行，都會消失在孔中。但就像納粹從1942年6月起，想要瘋狂清除所有大屠殺的痕跡一樣 — — 他們將屍體焚化、丟進露天大坑中焚燒，或使用炸藥、火焰噴射器、碎骨機器以求湮滅證據 — — 到頭來都注定要失敗，因此，所有想讓對手「以無聲、無名的方式消失」的作為都是徒勞，終究是有跡可循，能讓一切都被遺忘的孔洞不存在。沒有人是完美的，只是世界上有太多人幫助大家遺忘這一切，但最終，總會有人活著講述這些故事。因此，沒有任何事會永遠「沒有實際意義」。
願臺灣人自立，願天佑臺灣。
本篇文章（上下皆然）僅代表作者立場，師大附中青年社不為此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