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傳媒三週年論壇記錄：你理想的媒體是什麼樣子？
三年過去，初衷未改。彼時拎出的脈絡，我們還牢牢握在手裏；被時間沖淡的歷史與舊聞，我們仍會追蹤跟進；在重大社會議題上，我們保持立場和在場。一點一點地，我們在海綿上，打出了實體。
台北小雨連綿的日子終於在進入9月的這一天終止，已上線3年的網路媒體端傳媒，在這一天以論壇，配合概念影片、小遊戲、禮品、折扣等方式，開啓了第4年的征途。
端三週年的論壇包含了3場講座，1場晚餐討論會和1場開放編輯室工作坊，從理想媒體的成分，聊到媒體付費制的挑戰，吃着有機便當，聽着抗爭音樂，再談及報導與寫作的經驗。現場有剛入媒體的新鮮人，有專業媒體人、也有關心新聞時事的大學生。但大家同樣好奇的是，端在去年7月轉型成付費會員制以後，這一年來有怎樣的心路歷程？
你理想的媒體有哪些成分？
9月1日下午第一場講座，端傳媒總編輯李志德，與資深媒體人黃哲斌、鏡文學總經理兼總編輯董成瑜、端傳媒會員項目負責人徐小童，一同討論媒體如何因應時代而變化。
黃哲斌先提到被稱為「虛擬實境之父」的傑倫・拉尼爾（Jaron Lanier）的一場 TED Talk 演講。拉尼爾提到，這個世代的媒體遇到的挑戰是社群網路的行為數據演算，可以說演算法修改了我們每一個人看到的網路世界。在點閱率依舊是業績指標 KPI，同溫層卻越來越厚的情況下，當代媒體應當以什麼方式應對呢？
一間丹麥新媒體 Zetland 試著回答這個問題。2012 年創立的 Zetland 以其特別的線下讀友會在丹麥引起熱議：他們將一場媒體分享會變成了一場表演。除了請交響樂隊助陣，他們更試着以舞台表演的方式呈現過去做的專題報導，甚至直接請受訪人上台，在所有觀眾面前受訪。這樣的線下聚會不僅成功拉升 Zetland 的聲量，也讓他們找到了新的營運模式。
鏡文學總經理兼總編輯董成瑜，近年著力搭起作者與影視產業間的橋樑，讓好的文本能以更多不同的方式被呈現，也讓作者們有更穩定的獲利，以支持他們創作更好的作品。
她先分享了自己如何從多年的記者經驗出發，將新聞報導 IP 化，藉以達到商業獲利。
董成瑜以在鏡文學上連載的警察小說《刑警教父》為例，作者林慶祥是資深的社會記者，他以自己多年來與黑白兩道接觸的經驗寫出這本作品。小說版權目前已被《血觀音》的製片「原子映象」買下，將被拍成影片。
董成瑜說，台灣的編劇很少有經費可以做田野調查，所以能夠參考的素材有限。然而記者親身採訪得來的觀察卻是第一手材料，將這些新聞報導 IP 化，能夠更貼切地反映社會現實，是一個充滿潛力的市場。
端傳媒總編輯李志德則分享，在過去傳媒的結構下，讀者接收完資訊後就不會有後續的行為了。然而在全新的當代媒體環境下，讀者有了能動性，媒體業者便遇到兩個問題：一、如何在充滿挑戰的環境裏，把傳統新聞該做到的做到最好。二、新環境裏媒體開始社群化，如何從讀者的反應與行為中得到反饋，做出更好的作品。
李志德也說，同溫層分有兩種，一種是意見同溫層、另一種是專業知識同溫層。兩者都需要靠媒體來介入、打破，而端傳媒身為兩岸四地的華文媒體，其使命便是要打破地域、以優質內容為不同的閱聽眾「開窗」，讓資訊得以相互流通。
付費制到會員制的挑戰
第一場論壇的下半場，視角聚焦在媒體營運模式上。端傳媒用戶運營部總監徐小童開頭就說：「去年的這個時候，也是在台灣，那時候我們說一般是成功的人才在分享經驗，我們還在掙扎，那我們來分享是做活體解剖。今天，很幸運，我們不用來做端的『驗屍報告』。」
徐小童列出一連串數據向大家介紹端的會員現狀：一年累積約23,000名會員，年付會員佔主要比例，在大家覺得狀況似乎還不錯時，她話鋒一轉，答案揭曉：端還沒達成收支平衡。
然而數據也顯示，端還有很大的客戶成長空間和機會。徐小童也大方和大家方享，一年多來端在營運上遇到的挑戰。
第一是價格。一個月 41.5 塊港幣的月費對讀者來說到底是便宜還是貴呢？「這永遠是個謎。」
席間有觀眾提問，為何不開放單篇文章購買的機制，讓讀者只要挑自己想看的文章買就好，徐小童說，參考Netflix，它要做捆綁經濟，因為它希望你買的是它背後的影片庫，甚至買它背後的選片品味、用戶評價等等；有的人愛Spotify，有的人是KKBox，有的人選Apple Music、網易云音樂…… 你選的是這些平台購買的音樂樂單。這就是「生態」。端也一樣。所以有人問，你們為什麼不單篇付費，因為我們想做的是會員制，而不只是付費。端之所以做會員制，就是希望能夠更深入影響讀者看世界的方式。除了營運獲利之外，更有公司願景的考量。
第二則是社群。端過去在不同的社群平台做了許多嘗試，無論是模擬論壇、讓社群自發成長的微信群、或是臉書的社團，最後都「歸於沉寂」。徐小童說，在社群經營上，端還未找到合適的方式，但在未來還會繼續有其他嘗試。
過去一年，端嘗試新增許多不同的功能，像是讓 Premium 會員能夠分享文章給非會員的朋友免費閱讀，卻發現使用這個功能的人少之又少。徐小童說，「分享的需求確實存在，但我們還沒找到正確的方式去滿足這個需求。讀者不光想要一篇篇好新聞，他們也想要走出同溫層、想要媒體有更多公共性、想要和更多人一起討論新聞……在用戶增長領域我們有一句話，叫 trial and error，我們會不斷嘗試，也不斷從錯誤中學習。」
晚餐會：在台灣做農業報導是種怎樣的體驗
第二場講座，從桌上的一盒便當開始。這份便當選用「東晟水產」的新鮮台灣鯛，並由「吃吃便當」一手調製而成。平時可能十分鐘就扒完的便當，透過豐年社社長汪文豪的介紹，變得生動而充滿故事性。
主菜是俗稱的吳郭魚的台灣鯛，其養殖的方法其實相當特別。養殖業者會在魚要出貨前兩三天把海水引進，藉以除去身為河水魚的台灣鯛身上的腥味，讓肉質變更加鮮甜。
一般人可能不會留意的米飯也大有來頭，這款米叫高雄147，出自高雄區農業改良廠，帶有淡淡的芋頭香，是非常具有台灣特色的米。而這款米不容易的是，在檢驗時若是任意十粒米內混雜了兩粒其他品種的米，就不能夠在包裝上標示其為高雄147 米。
從小小的便當裏，汪文豪帶出現代台灣農業如何在細節上追求完美，卻又多麼容易被一般大眾忽略。他長年關注農業新聞，發現主流新聞在報導農業時總是著重在菜價漲跌等產值的面向，但環境保育、食安、社會正義（土地徵收）等重要議題卻少人關注。
汪文豪指出，主流媒體對農業新聞常有偏見。他們以都市的角度出發，遇到經濟相關議題，就加深農業產值低的刻板印象；遇到食安議題，就以恐慌操作民眾情緒；遇到土地徵收議題，就打悲情牌，若是到了選舉時更是容易受政治操縱。汪文豪強調，
任何新聞事件，都要去探討他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他以天災後的政府補貼舉例說，有些農民在悲情操作後順利得到補貼，但得到補貼後卻又不會自我更新技術，使劣幣驅逐良幣。其實有些用心從事農業的人，透過技術的更新不一定會受天災影響，卻也因此不被大眾看見。
他又舉例說，食物浪費難道都是消費端的問題嗎？其實生產端也需要提升技術，在收成、加工、物流等階段有效降低食物耗損。而蔬果農藥殘留就是黑心嗎？其實台灣要發展完全有機農業成本太高了，因為台灣的田區畸零、容易鄰田污染，亞熱帶病蟲本就嚴重，而且農藥法規也不合時宜，蔬果農藥殘留很大部分是結構性的問題，解決的方法也不全然是檢討農民方，更有效的是去推動制度的改革。
食物的故事：吳郭魚與火龍果
《農傳媒》資深編輯林慧貞，則分享了吳郭魚和火龍果兩個農/漁產品在台灣的重要性。
吳郭魚的名字起源自郭啟彰和吳振輝兩個士兵，他們在二戰結束時從新加坡被遣返回台灣，並把吳郭魚的魚苗一起帶了回來。一開始的13尾魚苗，在短短三個月內暴增成1500尾。吳郭魚強勁的生命力受當時政府青睞，因而開始推行養殖。
台灣出口的吳郭魚過去在國際市場上叱詫風雲，然而技術外傳後外銷也逐漸受影響，再加上台灣在外貿談判上受阻，出口關稅高，以美國為例，過去高達50%的台灣進口魚，現在已減少到5%。
那火龍果呢？林慧貞分享說，二十年前如果問農民，他們會說火龍果是只能放上供桌的水果。火龍果其實是很好種的水果，但過去技術不足，種出來的火龍果沒有味道。但技術革新後，近年來火龍果的產量年年增長。
《農傳媒》總編輯黃世澤親自走訪火龍果產量最大的彰化，來到二林，他看到一整片的火龍果園。當地農民跟他說：「別人去年種賺了錢，我也就跟著種啊。」農民的從眾心態不是沒有原因的。火龍果成本低、復根速度快，是颱風救援王。比起一年一收的芒果只要遇到颱風就受損，收益更穩定。身為一個農業記者，林慧貞希望大家了解這些餐桌上的食物，有什麼樣的故事及重要性。
「點閱率不重要，實質上的改變最重要」
「什麼樣的農業議題點閱率最高？」席間觀眾提問，黃世澤笑說：「像是火龍果怎麼種啊、肥料補助怎麼申請這種功能文章最多人看。」最低呢？「票房毒藥嘛，大概是我們在做的農民職災報導吧。」
林慧貞說，職災報導內容包括了農民加保、復健、如何讓農民回到職場等，農民們很關心，但都市人沒有概念。要讓人們從關心食物到關心做食物的人很不容易。對此汪文豪表示：「很多議題雖是票房毒藥，但若能影響核心決策人士就很值得了。」
最後汪文豪也分享了自己在主流及獨立媒體間闖蕩的心得。「大埔事件的爆發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一次震撼。當時身為主流記者，我在台北並沒有感受到抗議的氛圍，但在社群媒體上能量早已經開始發酵。」他因而發覺走農業新聞應該要嘗試從獨立媒體出發。
從主流出走到獨立，是一種反抗，因為農業新聞在主流新聞界不被重視。然而現在他回到官方媒體則出於另一種考量，希望能藉由官方資源，建立讓大家可以理性討論的溝通平台。他說，若要做到真正的改變和監督，主流和獨立媒體間的合作是必要的。
我們不用去追逐形式上的點閱率或 KPI，能帶來實質上的改變最重要。
這是汪文豪對農民最真摯的關懷。
當我們仍在歌唱－－港台異議之聲
你心目中的抗爭歌曲是哪一首呢？從1989年呼喊著「我要抗議、我要抗議」的黑名單工作室，到四年前在台灣、香港相繼發生學運的代表歌曲〈島嶼天光〉與〈抗戰二十年〉，港、台兩地在過去幾十年來，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抗爭活動，音樂在當中也扮演著吹起推動變革號角的角色。
9月2日，「端傳媒三週年論壇」進行到第三場活動，由文化評論人張鐵志與香港作家廖偉棠，以及「覺醒音樂祭」創辦人顏廷憲，探討音樂裡的異議之聲如何成為對抗強權的武器；介紹港台兩地的抗爭歌曲與當時的文化背景。
島嶼的聲音：台灣抗爭音樂三十年
張鐵志一開場便以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期間的一張照片揭開講座序幕。當時還是學生的林暐哲站在舞台上，現場演唱「黑名單工作室」的歌曲聲援抗議學生，這畫面正正體現了音樂與社運結合的經典時刻。1989年，「黑名單工作室」推出首張專輯《抓狂歌》，不但以通俗而貼近社會的歌詞與新的音樂實驗元素，擄獲年輕知識份子的心，翻轉過去台語歌只有「長輩」在聽的刻板印象，專輯更被視為是「新台語歌運動」濫觴。
「後繼的陳明章、伍佰、朱約信等等，一整波的新台語歌，完全改變台灣流行音樂的政治和美學想像。」張鐵志説。
「老法統唉呀無天理／霸佔國會變把戲」《抓狂歌》專輯中一首〈民主阿草〉，以台語歌詞諷刺萬年國會，與當時野百合學運「改選萬年國會」的訴求相互呼應；歌詞直白陳述「我要抗議、我要抗議」，正說明台灣解嚴後的劇烈轉變。「黑名單工作室」這樣善於捕捉時代氣氛的本土宣言，在當時甫解嚴的台灣，帶起一股母語歌謠的風潮。
解嚴之前，在七Ｏ年代中期出現的校園民歌運動，大部分並無回應當前的社會問題、是與台灣人民切割的。張鐵志分析，這是因為時代的限制，在當時較具社會關懷的歌手李雙澤、楊祖珺與胡德夫，他們所演唱的歌曲常常是被禁止在電台播出的。到了八Ｏ年代，羅大佑歌曲中對於現代化、鄉愁等主題的思考，以一種復古、田園牧歌的方式書寫當時的現代性焦慮。而後《抓狂歌》的出現，標誌了新時代的來臨，人們可以較自由地唱歌。
1991年，自稱台語抗議歌手的朱約信發行專輯，以政治批評式的歌詞紀錄解嚴後的時代氛圍。而趙一豪大膽露骨的歌詞，被稱為台灣民主化時期最後一波被禁的歌曲。林強的第三張專輯《娛樂世界》，張鐵志稱為「台灣音樂史上最好的專輯之一」，這是林強最後一張有唱歌的專輯，當中〈當兵好〉一曲，歌詞不但批判當兵文化，也出現「幹、靠」等字眼，傳達出非常憤怒、黑暗的情緒。
九Ｏ年代開始則以濁水溪公社為首，帶起學運音樂的噪音。另外，台灣第一個噪音團體「零與聲音解放組織」、1998年觀子音樂坑的《遊蕩美麗島》到後來改組交工樂隊的《菊花夜行軍》，以及黑手那卡西的音樂社會實踐，讓音樂在當時成為表達思想的方式。
2004年後，新的音樂行動主義出現，從反樂生的黑手那卡西開始，各種社會運動，愈來愈多新生代歌手如：巴奈、吳志寧參與社運；2008年，新一波的社運浪潮席捲，反國光石化、反美麗灣、不核作運動，愈來愈多主流音樂人也相繼參與這些社會運動，直到太陽花運動時滅火器的《島嶼天光》達到高潮。
從2016年至今，張鐵志稱為「新獨立時代」，以草東沒有派對為主的厭世歌曲當道，即便他並不認同「厭世」這樣的名詞，但仍肯定年輕人以不同的音樂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在厭世之外，這個社會需要更深刻的思考與社會意識；而這不只是音樂圈，更是整個公民社會的事。」張鐵志總結道。
樂與怒：香港異議聲音的十二張專輯
廖偉棠一開始便指出，相較於台灣，香港的音樂祭、演出場所少之又少，因此抗議音樂只能滲透於主流音樂之中，歌曲中的反抗意識更取決於作詞人本身的覺悟。樂與怒，在粵語裡正是「Rock’n Roll」的音譯，也雙關了搖滾音樂人抗爭的心態。廖偉棠透過十二張專輯，說明香港抗爭歌曲在1997年前後的變化。
「人的革命從語言的革命開始，正是我們開始對方言的重視，帶出了音樂中的抗爭。」
廖偉棠分析，七零年代末，香港大學生爭取中文成為合法語言，粵語以通俗的三及第文學（夾雜文言、書面語及廣東話的文體）及專注於香港日常寫作的嚴肅作家西西、也斯這兩種途徑逐漸進入文學當中。許冠傑的《半斤八兩》專輯正是這個時代背景下的產物，歌詞充滿「引車賣漿者流」的強烈市井味，使用俚俗語來點出香港社會隱含的潛規則，充滿頹喪味道。
不同於主流的許冠傑，「超級地下」的黑鳥樂隊在1984年推出《東方紅／給九七代》專輯，不依靠任何商業力量的作為，貫徹無政府主義者自我完成概念，專輯設計更傳達「不只是音樂」的價值觀，是香港左翼文化圈代表。黑鳥樂隊的靈魂人物郭達年，以英倫式的知性龐克音樂介入社會，曲風又頗具東方色彩。如〈民眾擁有力量〉這首歌，就以文言文翻唱龐克教母Patti Smith的〈People Have the Power〉。
被廖偉棠形容為「糖衣砲彈」的達明一派，在歌詞極美的包裝下講述自己的政治意識、家國意識、邊緣族群意識。如收錄於1988年《你還愛我嗎？》專輯中〈禁色〉一曲，他們對性取向不避諱的前衛表態即遭到當局封殺；1990年的《神經》，廖偉棠當時十幾歲的理解歌曲講的是「與父輩的代溝」，現在回頭再看則講述中國與香港的關係。
1993年，Beyond最後一張專輯《樂與怒》中的〈海闊天空〉，更在二十年後被「騎劫（highjack）」成為雨傘運動代表歌曲。受郭達年影響甚深的黃秋生在1996年《地踎搖滾》專輯中，歌詞將性方面的反叛與粗口結合。另有午夜飛行1997年發行的《無賴》，是香港最後一支純粹的龐克樂隊，以最直白的歌詞點出荒誕。
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由香港草根市民組成噪音合作社精簡為迷你噪音，音樂變得更加豐富，《死谷爛谷》這張專輯當中，無論是〈這兒沒有山歌〉對菜園村、反高鐵運動的描述，抑或是〈天一半地一半〉中純粹的自由，讓迷你噪音成為抗議音樂代表之一。2016年《香村》是為了回應新界東北土地發展規劃爭議而發行的合輯，許多半主流歌手的加入，讓社會運動與音樂的結合又向前邁了一步。
非虛構寫作：我們如何書寫時代的複雜困境
非虛構寫作近幾年在華語地區「爆紅」，在社會愈趨極化的狀況下，記錄者與書寫者該如何以跨地域經驗打破同溫層的壁壘？而在呈現複雜性時又會面臨怎樣的困境？端傳媒三週年最後一場論壇，邀請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和端傳媒資深編輯，分享他們的非虛構寫作經驗，探討時代的複雜性和書寫的困境。
富察指出，非虛構文學的概念最早從中國出現，台灣直到近五年才逐漸有人討論。非虛構寫作是借英美世界「non-fiction」而來，是一種文體的殖民；而同為殖民文體的「報導寫作」並無法準確反映複雜的時代背景。新聞發展的進程從20世紀早期的新聞寫作開始、中期新新聞（New Journalism）出現，直至晚期創意性非虛構寫作，都是從西方傳遞過來的產物。
新聞最初是脫胎於文學的，強調5W1H這樣精簡的寫作方式；在影像新聞出現後，新新聞主義應運而生，新聞開始強調細節、動作、場景、人物對話等等，華文世界中「報告文學」、「報導寫作」，正是從新新聞主義發展而來的。
富察認為，面對現今如此複雜的時代，非虛構寫作是處理華文世界議題最合適的方式。
端傳媒資深編輯分享，端在大事件的新聞處理速度往往比不過大型媒體機構，因此更著重以較長的時間去觀察新聞事件爆發後的深遠影響，再以非虛構寫作的方式呈現。
端傳媒總編輯李志德補充，在端傳媒成立之初，陸續發生天津大爆炸、反課綱運動等新聞事件，與做每日新聞的媒體不同的是，端要做的是事件中被遺漏、不夠詳盡深入的細節，注重人物、對話與場景的描寫。
那麼，故事又該怎麼寫？富察提出，故事不是「事件(event)」的無機整合，而是「情節（plot）」的有機發展。在傳統新聞的做法，會將事件與驅動者合併後陳述；非虛構寫作則會以情節及主角為主體，經過剪裁後呈現。簡言之，以情節替代事件、以剪裁替代合併，如同歷史寫作一樣，梳理事件的時空背景、做成時間軸再去蕪存菁，才能寫出好的非虛構作品。
至於以適當的虛構強化故事，是被允許的嗎？端傳媒資深編輯談到在描寫人物心理時，他不會全憑自己的臆測，而是與受訪者求證後才會寫。關於非虛構寫作的基本模式，富察認為以時空一致的三個場景、兩個背景穿插出現，輔以適當的評論，他以「蝦仁蛋炒飯」比喻：
50~60%的飯（故事、人物） ＋ 20~30%的蛋（時空背景、政策背景、知識背景與歷史背景的交代與補充）歷史背景 ＋ 10~20%的蝦仁（評論、立場、觀點）。
論壇將近尾聲，現場有讀者提問：「如果已經有小說了，為何還需要非虛構寫作？」富察認為，小說要塑造人物形象、講一個故事，最後流傳千古；非虛構寫作則是透過人物的故事，傳達社會議題和社會關懷的價值。
端傳媒資深編輯則這樣回答：「小說讓你看見自己、非虛構讓你看見世界。」
（蔣曜宇、趙安平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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