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小聚：鏡頭下的青年政治領袖
1月香港端小聚，邀請到紀錄片導演林子穎（Nora Lam），端傳媒攝影師 Stanley Leung，一同探索他們鏡頭下的香港青年政治領袖，聊一聊影像在公民社會中如何參與公共討論。
在公民社會中，當你拿起攝影機，面對青年政治領袖，會進入政治討論還是還原於人？端小聚以「鏡頭下的青年政治領袖」爲題在香港和台灣展開了兩場分享。其中香港場邀請到記錄下香港青年政治領袖、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的《地厚天高》導演林子穎，和端傳媒《佔中九子微紀錄片》攝影師 Stanley Leung。問答環節中，兩位影像作者分享了他們對於「影像」與「政治」之間關係的思考。
重新觀看自己的作品，他們有了新的領悟
重看了紀錄片的片段後，林子穎覺得整個作品不是在紀錄梁天琦的故事，而是紀錄她自己和梁天琦的共同點：當時發生在梁天琦身上的故事都是自己那時在面對的，例如成長、發現了世界某些現實的一面，妥協，或是夢想的幻滅。她指如果現在接觸這個題材，可能會用不同的方法拍攝，而現時的她已經與當時具有不同的情感。
Stanley 對於拍片有了新的感悟。他說，「其實不想再這樣講故事了，即只不過是為了講這樣的故事，才跳回去當日的感覺。到現在這一刻很想拍一部片，會比較想去挑戰他們一些觀點，做一些有批判想法的東西。」
紀錄者還是參與者？
手拿攝影機的時候， 他們的身份在「記錄者」與「參與者」中轉變，掙扎是一種常態。
Stanley 說拍攝時單純是爲了記錄，而拍完這段片後心態有些改變：很想用這個媒介去做一點東西，比如用一條片去拉攏各方，去做一個隔空的對話又好。他認爲拍紀綠片不需要中立持平，這和一個記者的身份是不同的。當拿著相機去示威現場，若拍攝的過程裏有不公義的事情發生，他也會感覺到憤怒。究竟到達什麼境地，Stanley 會放下相機參與其中，他說到現在還沒有給自己的答案。
林子穎認爲假如是收了工資去拍攝，所有的東西就理所當然很多：如果是攝影師的工作是有薪金的，那拿著相機時就只能接受別人在丟磚頭，自己在拍攝。反而自己一直在做的東西比較多都是自費，所以會產生這個掙扎，而這個掙扎也是痛苦的：
譬如在雨傘的時候，自己是校園電視記者，同學在前面被警察打的時候，或者想打警察的時候，是不可以幫忙的。看到和自己同年的人在自己前面，會問自己為什麼他給人推撞，我可以在這裡拍照，之後放上 Facebook，賺讚給自己的傳媒。我覺得不公平。
林子穎說希望工作和這些東西分開，這樣就不需要面對這些掙扎。這也是爲何最近拍少了些政治的東西。
拍攝過程中的轉變與選擇
林子穎大學一年級時參加校園電視的工作而去拍學生新聞，所以最初都堅信拿著鏡頭，就不可以拿磚頭、打警察，紀錄者與參與者這兩樣東西要分開。而製作《地厚天高》的時候，她很早就決定不會用很政治的角度去講這個人物。
整個故事是要講「成長」。拍攝時跟著梁天琦東奔西走，尋找和故事線有關的事情，問的問題都是圍繞著這方面，或追求這方面的畫面。林子穎說：「我想觀眾得到些東西，但是與社會沒有關係，或者說我都不是很相信觀眾看完之後會做些什麼。」
林子穎覺得從校園記者到《地厚天高》，拍攝的題材，一方面是越來越政治化，越來越敏感，從雨傘到港獨；但另一方面，題材是越來越窄，越來越深入，從講運動現場，到講一個人怎樣去面對人生的選擇。
如何與受訪者建立一種信任？
「溝通」與「瞭解」是 關鍵。
Stanley 會跟受訪者溝通，究竟想怎樣去講這個故事。因爲要和受訪者有一定的默契，然後才會接近，才會感覺到受訪者的人是怎樣。
林子穎說她刻意會去做到的，就是確定讓梁天琦知道她在做什麼。林子穎希望把距離感拉近，雖然不是共同創作，但是都是有商有量，整個拍攝的過程盡量讓對方舒服，或者盡量讓對方也享受這樣的東西。
林子穎形容與梁天琦的信任是短時間內建立的，一份很多人都沒有的信任。但是這個信任很大部分是建基於梁天琦知道林子穎在做什麼、在拍什麼。所以她與梁天琦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朋友。
林子穎指自己是知道要講出好像《麥田捕手》的故事，是好像想好一本書一個主題，沿著這個主題去找那些東西，找完所有起承轉合，就已經剪了一套電影。當時梁天琦聽完整個故事，就說這個故事好似《麥田捕手》那樣，一個單純的人，但要面對一個很複雜的世界，所以就很不開心。
林子穎說：「我不知道他對《麥田捕手》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有沒有出入，但是我拍的時候，或者剪接的時候會有這樣的一個依據。他（梁天琦）沒有真的看過這套片，希望他不會覺得不好。」
「拍攝之中，故事以外」的遺憾
林子穎指拍攝的時候有些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而那些不是故事線裡面的事情。有關「港獨」或者「政治」的東西剪走了，因爲她覺得不是很有趣。很多東西跟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譬如與審訊有關的事情，梁天琦說不要拍，她也很聽話沒有拍。
林子穎覺得前兩年還小，沒有什麼耐性。如果她不是二十幾而是三十幾的話，可能會等幾年，等梁審判完沒有任何上訴機會。她會把政治的事情放進電影。
《地厚天高》本來只是計畫拍到選舉，把選舉作為理解或者妥協的一部分。之後梁天琦去美國的時候，林子穎以為他去美國之後的事情就沒有關係。那時剛好自己又去了美國東岸旅行，想說去探望一下他，本來沒有想過要拍，只是剛好有一部相機就拍了，所以波士頓那部分是拍到有點草率。林子穎笑言：「因為本身是沒有想過放進電影裡面，但是拍了不用好像又有點浪費，之後剪接的時候又覺得好像有點用，就覺得為什麼那時候不拍多一點呢，顧著去玩。」
「無力感」強，引起了共鳴，但還是要走出來
有觀眾分享說：「看完《佔中九子微紀錄片》之後，感覺到就有種與前女友分手之後又再勾起回憶那樣，那種無力感更強，是很好看，但是看完之後那種無力感更強。你說想拍一套帶點挑戰的，會不會宏觀一些，不那麼個人？」
Stanley 也給出了自己的回應，
我看完之後都覺得很容易掉進2014年的情況，其實不是很想那樣。這一陣子有套紀錄片叫《傘上》，看完我都覺得又是回到那個位置，是很感動，所有人哭起來，看完是很感動的。但你看完走出庭之後，就覺得又是這種東西。所以為什麼我做完這段片之後，覺得不可以再這樣，要開始跟自己講不可以再用這樣的角度去看這一班人，要真的要挑戰，要批判的去想整件事情，去想他們的行動，去思考他們的思想。
身爲導演，如何看這一代的青年領袖？
Stanley 回應說：「其實拍攝的途中，我覺得這一群人並沒有太大的分別，分別是在於社會，他們面對的社會事件不一樣。所謂老一輩都經歷過很熱血的時代，只是他們在60多歲70歲走到另外一個位置。我相信黃之鋒到70歲的時候都會講這樣的東西。只不過老一輩沒有經歷雨傘，但是他們經歷過其他東西，可能是六四。這一代的社會領袖經歷了雨傘或者其他的社會運動，而塑造了他們一些對社會的看法，之後可能就影響他們怎樣走下去，到70歲講回這樣同樣的講法。這個是我的看法，每個人都會遇到一些熱血的階段，你看得多、看得夠的時候就會累，然後陳健民覺得累而退下去，轉換另一個角色。」
如何看待運動的「失敗」？
現場的觀衆說，在他看來，這兩段片段，都是在拍失敗，並不是在歌頌他們，當然從某角度來講是有歌頌，但是是在講失敗，兩個事件的失敗。不知道兩位在拍的時候有沒有這樣覺得，在歷史來講，歷史是勝利者所寫？
林子穎說：「我承認過去幾年，我們這一代人政治上的參與，是完全一敗塗地，而不幸地我又不相信我繼續可以做些什麼，所以我們只可以做的是面對失敗，以及擁抱著失敗，在一堆爛泥中拿點東西繼續走。我看英國美國那些很開心的青春片，他們的青春是戀愛、開派對、吸大麻這些，為什麼我們的青春要面對失敗這樣的東西呢？21歲的時候要面對你曾經相信的價值觀全部都要被摧毀，這個很影響我創作。
剛講過的那些電影，如《傘上》，我有看其他人拍雨傘，也有看過其他國家拍他們的社運。我理解不到為什麼你（Stanley）可以把事情拍到那麼美好，我理解不到。我拍陳健民我不會有這麼漂亮的視覺效果，我不相信這件事情，我不相信可以那麼好。或者我不會碰陳健民這個題材，或者我本質上就是不相信這樣的東西，但又很可悲，我也很懊惱為什麼我自己不相信這樣的東西，但是我的確很難不相信這樣的東西之下去拍。」
Stanley 也說：「其實都是在拍失敗，沒有成功過，所以只能夠拍失敗。不單單是作為一個紀錄者的角色，更是教我怎樣跳出這個失敗，我怎樣用我小小的力量，讓這些有影響力的人去思考失敗，可能這也是我之後想做的事情。」
（文：劉家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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