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學生遠離「平凡的邪惡」？

大約兩星期前，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學生在課室地上發現了一塊十元紙幣的部分殘骸。經老師鑑定，這是真的十元紙幣，被人以剪刀剪碎，並以馬克筆塗鴉。我們兩位班主任花了將近整堂班級經營的時間查出「真兇」，當問到「犯案動機」時，兩名「真兇」一臉茫然，全然不明所以，他們大抵以為自己的罪名頂多是「亂拋垃圾」而已。下午，我們讓學生看了兩篇報道：一篇說明損毀鈔票屬刑事罪行，最高刑罰是判監十年；另一篇報道香港低收入家庭平均每人每餐餐費不足十五元。有趣的是，包括兩名「真兇」在內，全班學生盡皆嘩然。最後兩名「真兇」獲「法官」輕判，不須入獄，只須做一份報告，一星期後向全班匯報「十元可以買什麼？」。

事件算是暫告一段落，但在我心底卻久久無法釋懷。一個三不五時便籠罩心頭的問題再度浮現：為什麼我們的學生大都不懂珍惜和感恩？

本校位處大嶼山杯澳，超過七成非華裔學生。大部分歐美裔家長及原居民家長生活優渥，孩子因此過着物質充裕的生活。此外，現代社會多使用電子貨幣如八達通、支付寶等，部分孩子並不知道小小一張卡片背後的經濟原理，還以為卡片本身就足以無限支付，也由於缺乏現鈔付款的儀式感，因此失去金錢多寡的普遍概念。最後，在大嶼山鮮少見到乞丐或露宿者，也沒聽說過哪裏有劏房或籠屋。不是說大嶼山就沒有貧窮問題，而是孩子一般很難看見這種「赤裸裸的貧窮」。

或許由於地處邊陲，社區相對封閉，我校的孩子大多比較單純，不知人間疾苦。作為教師，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學生本性純良，生活富足；憂的是無知和缺乏思考能力不僅影響個人福𧘲，更往往成為邪惡的溫床。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中，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就形容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執行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反過來說，只要人民具有思考能力、願意負責、勇於質疑、願意設身處地、從他人立場思考問題，便能阻止這種「平凡的邪惡」於社會上蔓延了。

我們的社會正面臨極速轉變的環境，而這不單是對科技層面而言，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等方方面面也適用。政府官員和教育界人士常掛在嘴邊：培養孩子準備好面對未來的挑戰。我同意，但就我所看到的，所謂的「培養」大多只側重於科學與技術層面，也即是金融和商業最重視的原素，在其他方面卻乏善可陳。為學生介紹未來的科技發展和就業趨勢固然重要，但卻不應停留於此，而該進一步探討這種發展會如何改變社會、文化、關係、觀念？會否破壞現有價值：如家庭、私隱等？又會否帶來新的問題：如貧富懸殊加劇、文化創意產業被剝削、網絡企業壟斷等？最重要的，是如鄂蘭所言：鼓勵學生與他人建立關係，對需要援助的人伸出雙手，並關心身邊的社會議題。

知易行難，如何讓一個自幼居於杯澳的三年級孩子理解、關心「遠在天邊」的社會問題？我彷彿在上星期的Design Thinking活動中找到了出口。Design Thinking的五個步驟：Empathize、Define、Ideate、Prototype和Test，讓我感受最深的，是Empathize。說來慚愧，數年前修讀中大文化研究碩士時作過他者（Subaltern）中的露宿問題專題研究，但卻只限於統計數據、政策研究和文化分析，從沒想過跟露宿者面對面的交流。忘記了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而非統計圖表中的一個數字；忘記了他們時刻都在面對生活問題，而非文本研究中的學術問題。走訪露宿者或許沒有增進我腦中的知識，但卻狠狠的把他們的形貌銘刻進我心中。我們的學生所需要的，不正是這樣的衝擊嗎？此外，讓本校的非華語學生（尤其是南亞裔學生）了解其他地區的小數族裔（另一種他者）生活與處境，甚至建立連繫，這不僅增進學生個人的感受和思考，更有助其融入香港社會和文化。再進一步，如能按部就班讓學生體驗整個Design Thinking的流程，這對學生而言也是大有裨益。當然，要讓小學生仿效我們這次的活動，可以預見困難不少，如安全問題、時間問題等，但我相信透過簡化或重整，必可為學生打造一次寶貴的體驗活動。

而這正是我們的學生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