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悲傷：蒙古人失去自由的故事
「悲傷有各自的形狀，但被征服與失去自由的模樣卻總是那麼相像。」
這，就是《中國西征》給我的直接感受。翻閱此書，你很難不以現代眼光「移情」看待，很難不產生既視感，聯想到那些曾在歷史上面對帝國進逼時掙扎求存的嘗試，想到那些對自由與自主的追求。於是，你很難不想到台灣。
我想，這份感受主要可歸功於本書作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這位歷史學家花了可觀篇幅，詳細描述蒙古人在清帝國征服之下的境遇。
書中提及的蒙古人部族繁多，這篇故事僅會介紹最具代表性的三支部族。他們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悲傷。但他們都是蒙古人，都是在十七、十八世紀被征服而同樣失去自由的一批人。
他們的名字並不好記，但他們失去自由的過程卻值得我們一讀再讀。他們是喀爾喀人、準噶爾人與土爾扈特人。
【一】
喀爾喀人（Khalkha）是最早臣服於清帝國的蒙古人，也是最早失去自由的蒙古人。
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覆滅後，蒙古人在明清時期逐漸分裂成彼此敵對的東、西二部。東部蒙古人的主體就是喀爾喀人，他們在十七世紀初期仍得以維持自治，但卻開始面對越來越強烈的生存競爭壓力。
這股壓力來自四面八方：東有崛起的滿清帝國，西邊有鬩牆的西部蒙古人（也就是後文會介紹到的準噶爾人），更西邊則有不斷朝東方擴展的俄羅斯帝國。
喀爾喀人最初把西邊的準噶爾人視為心頭大患。於是，他們夥同在準噶爾「後方」的俄羅斯人，想與俄人結盟共抗準噶爾。
喀爾喀人手上有什麼籌碼呢？那就是對中貿易的渠道。由於喀爾喀人的地盤距離中國（與崛起中的滿清）最近，能以此拉攏俄羅斯人。在他們居中牽線下，第一支從俄羅斯派往中國的大型使節團得以在1616年安然抵達中國。
然而，俄羅斯人並不是省油的燈。他們與喀爾喀人交換毛皮與步槍，換取進入中國貿易的機會，卻沒有承諾要與喀爾喀人一起打擊準噶爾人──因為準噶爾人也是他們貿易與爭取的對象。
喀爾喀人決定改變陣營，從1640年代開始與崛起中的滿清結盟。清兵入關、明朝崩潰，喀爾喀人也逐漸被被併入清帝國的勢力範圍。差不多就在鄭成功東渡台灣之時，喀爾喀人的大汗也決定歸順大清朝，希望能一邊維持自治，一邊對抗西部蒙古。
自治並不持久。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後，清朝就插手並控制了喀爾喀與東部蒙古人的大汗繼承權，從此喀爾喀人基本上成了清朝附庸，「如願」成為清朝對抗準噶爾與西部蒙古的棋子。不堪清帝國繁重要求的喀爾喀人，日後會大規模起兵抗拒清朝統治，但這些抵抗最終仍被鎮壓。
儘管初衷是結盟外國，對抗另一支蒙古人，但喀爾喀人失去了自由。
【二】
準噶爾人（Dzungar）是第二支失去自由的蒙古人。作為西部蒙古人的最強大部落，他們最有本錢抗戰到底，結果也輸得最為徹底。
十七世紀左右，準噶爾人開始崛起──差不多與滿清帝國崛起同時。準噶爾人東逼喀爾喀，西侵哈薩克，北拒俄羅斯，更向南邊控制西藏（雖然遙奉西藏的達賴喇嘛為宗教精神領袖）。
由於勢力強大，準噶爾人拒絕臣服於滿清統治，寧願採取武裝手段維持自由與自治。為了自立自保，準噶爾人試圖透過軍事、外交、經濟與貿易等多種途徑勵精圖治，成就「自強」。
在軍事上，準噶爾找來瑞典軍事顧問發展軍備，推動「國炮國造」。在大漠綠洲建立武器工廠，並藉由游牧的機動戰術屢屢擊退進犯的外侮。他們還與歐洲人合作，繪製了準噶爾蒙古的地圖，展現國家治理觀念。
在外交上，準噶爾人周旋於俄羅斯帝國與大清帝國之間。他們也和喀爾喀蒙古人一樣，以對清貿易和黃金探勘為誘因來吸引俄羅斯人；而在滿清變得太過強大後，屢屢嘗試尋求俄羅斯人的軍事與經濟支援。
在經貿上，準噶爾人在大漠與綠洲上實施二元治理，既部分發展定居農業，也保有游牧經濟本色。他們向各部族收稅，並建立自己的朝貢與貿易伙伴關係。他們與清帝國和俄羅斯帝國長年維持經貿往來，凸顯準噶爾人並不是天生好戰的野蠻人。更有歷史記載顯示，準噶爾大汗噶爾丹策零會讓100頭駱駝扛書，顯示其好學程度。
在幾代大汗的努力下，準噶爾汗國維持了近百年的獨立自主地位。有那麼一個短短的瞬間，他們看起來大有與清帝國、俄羅斯帝國分庭抗禮之勢。
然而，準噶爾的壯大與自立威脅到其他蒙古部落，也威脅到崛起的清帝國。對準噶爾人來說雪上加霜的是，俄羅斯帝國同清帝國達成了協議，約定會在準噶爾一事上採取「中立」。
準噶爾孤立無援，卻不願就範。他們屢敗屢戰，直到退無可退。1756年，乾隆皇帝的西征大軍殺進準噶爾根據地，準噶爾末代大汗逃往俄羅斯，最後死在那裡。
在乾隆皇帝的諭令下，準噶爾人的青壯盡遭清軍屠殺，婦孺則喪失部族身分並被賞給其他蒙古人或滿人。西伯利亞的俄羅斯總督則聽說，滿人軍隊屠殺了男人、女人和孩童，一個也不放過。
準噶爾人不只失去自由，連部族文化與性命也一併失去。
【三】
土爾扈特人（Torghut）則是最後一支失去自由的蒙古人。他們堅持了最久，但其失去自由的經歷卻也最為曲折。
由於勢力較弱，土爾扈特人沒有與準噶爾人抗衡的本錢。但他們又不想像喀爾喀人一樣依附滿人。於是他們選擇出走，索性離開原本居住的西部蒙古。
某一段時間裡，土爾扈特人看起來最像實現了逐水草而居的自由真諦。
為了躲避戰火，他們一路向西，橫跨今天的蒙古、哈薩克等地，一路遷徙到今天俄羅斯境內的伏爾加河上游。他們最後落腳在裏海附近，靠近阿斯特拉罕的地方。他們一待，就是半個世紀。
好景不長。隨著俄羅斯帝國崛起，土爾扈特人在裏海周遭的生存空間又開始受到打壓。俄羅斯人向他們徵稅，要他們出勞力打仗，總之處境越來越艱苦。
1770年，土爾扈特人決定再度遷徙。這回，除了少數人不打算離開外，其餘十五萬土爾扈特人則打算一路向東，回到蒙古老家。因為聽說原本威脅他們的準噶爾人已經不在了。
這是趟九死一生的旅程。根據記載，土爾扈特人在這趟史詩般的東遷中遭遇了寒冬、飢荒、疾病與哈薩克等其他勢力的襲擊。當他們好不容易返抵蒙古，等待他們的卻是更大的危機。
準噶爾人的確不在了，因為他們被徹底滅絕。但準噶爾人原本佔據的草場與生存空間並未變成一片空白，清帝國的子民填補了這些地方。土爾扈特人又飢又疲，既不可能再回頭往西，也沒有辦法與清帝國對抗。他們逃離了俄羅斯，最終卻逃不出中國。
他們只能選擇臣服，成為乾隆皇帝大清盛世的一個小小點綴。後世中國的民族主義論述，至今仍在慶祝土爾扈特蒙古人的「回歸」與「統一」。
喀爾喀人、準噶爾人與土爾扈特人，這三支蒙古帝國的後裔彼此並未團結在一塊。他們互相爭奪草場，意欲稱雄。有史家甚至以「致命的個體主義」（fatal individualism）來形容這些不甚團結的蒙古人。
但濮德培認為，無論這些蒙古人的態度為何，他們大抵仍是想維繫自己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方式。縱然結局各異，但卻共享著同樣的悲傷。失去自由的悲傷。
悲傷雖各有各的形狀，但被征服與失去自由的模樣，卻都是一樣的。
濮德培不由得感嘆，當最後一批自由的蒙古游牧民也進入農業帝國的統治之下，大草原時代就告終結，也終結了世界歷史的一頁偉大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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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怎麼看待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特別是如何看待本書中最具代表性的準噶爾蒙古人？
的確，準噶爾人被失去自由，被屠殺，被種族滅絕，但它們卻不僅僅是受害者。
或者說，濮德培希望我們不要僅以同情受害者的角度來觀照準噶爾蒙古人的歷史。
這段歷史並非「邪惡的清帝國」vs「可憐受害的準噶爾蒙古」的黑白二元畫分。
濮德培認為，我們應該把這段歷史視為準噶爾蒙古、滿清（與俄羅斯）各自建構國家的過程。準噶爾與清朝，其實都是在打造新國家，成就自身的帝國霸業。
正如前面所述三支蒙古人的故事，準噶爾人自己也曾經是「征服者」。他們崛起，擴張，趕跑了土爾扈特人，也多次擊敗了喀爾喀人，更曾打進西藏與哈薩克。他們也同樣透過商業貿易與軍事手段，汲汲營營積累國家資源。只是，準噶爾人最後敗於俄羅斯與（特別是）大清帝國的雙重夾殺之下，失去了生存空間，失去了自由。
準噶爾帝國在十八世紀滅亡，替清朝與後代中國政權徹底控制新疆、蒙古與西藏鋪下了道路。此事並非預先注定，也不是「自古以來」、自然而然就發生的事情。環境有影響，但事在人為。
喀爾喀蒙古與土爾扈特蒙古選擇臣服清帝國，把權利讓予清朝，讓清朝得以徵用其人力物力，並自中國引入漢人商人與移民。他們因此得以倖存，但他們原先所追求的自由卻不復存在了。
至於準噶爾，則是蒙古諸部族中最堅持不受清帝國統治的一支，為此不惜武力抵抗到底。他們最終從歷史上完全消失了，其奮鬥過程只能透過民間記憶或是《中國西征》這類歷史著作，才得以為後人所認識。
閱讀這本浩瀚的大書，我的確有些移情，難免同情（sympathy ）起準噶爾人的境遇，但那畢竟不是這本書的主旨。
《中國西征》的宏旨仍在於理解，同情的理解（empathy）。理解喀爾喀蒙古為何與清朝合作，理解土爾扈特蒙古如何遷離故土卻又不惜萬里返鄉，理解準噶爾蒙古誓死抵抗卻失敗的過程，理解蒙古人為何最終失去了自由。
理解征服與被征服的意義，也理解失去自由的模樣。
或許沒有人能比本書作者濮德培更好的詮釋這段話。他在書裡頭說：
「對於本書所論帝國的善惡，我不採取任何立場，因為這種判斷並非史家的責任。但我堅信，征服並非歷史必然，抵抗與和解也都值得娓娓道來。我也堅信這個鬥爭過程留下的痕跡，至今仍未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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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