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遲的悲劇

Shih Han Hung
Jonathan War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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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in readSep 15, 2018

「他被殺要算在你頭上。」──Jimmy McNulty

昨晚繼續看《火線 The Wire》第一季,卻不由得聯想到巴西國家博物館的悲劇。

在《火線 The Wire》的劇情中,主角們的專案小組正絞盡腦汁阻止巴爾的摩那越來越猖狂的毒犯,以及隨之而來的謀殺案。面對有組織、只用公用電話溝通的販毒集團,專案組打從一開始就認知到竊聽(The Wire)是他們的唯一解。但這個顯而易見的答案卻置礙難行。

首先,它有很多法律障礙需要跨越。你需要向法官證明你已窮盡了所有其他合法合理的手段(跟蹤、釣魚執法、線人等),然後還需要跑完看似無止境的官樣文件,多到樹木都會哭泣。

其次,監聽很貴,而巴爾的摩又很窮。巴爾的摩是個衰落的工業城,早已不復當年的輝煌,更不消說沒有什麼利潤可圖的巴爾的摩市警局了。他們與電視上光鮮亮麗的FBI或CIA不同,沒有那些新潮的裝備,他們的錄音機像是19世紀的古董,而部分單位甚至還在使用傳統打字機而不是個人電腦。

美國的反恐戰爭讓這一切變得更糟。因為反恐戰爭,主要的預算都投入在針對境外管制、穆斯林、移民或恐怖組織上頭。沒有人有那個閒錢,把錢拿來監聽市郊那個偶爾製造一兩具無人在乎的屍體的毒販。

此外,監聽很慢,而長官通常沒什麼耐心。監聽需要放長線,你才能釣到大魚,你才能摸熟毒販的組織與系統、乃至破獲整個組織,這是個曠日費時且不保證有成效的工作。相較之下,派出警隊逮捕幾個人、讓媒體報一報表示有在做事,或許是個更受上級長官青睞的「立竿見影」之法。

最後,就算萬事具備,你也還需要一個有腰桿子敢據理力爭的好主管。在巴爾的摩市警局,就像其他任何有規模組織的團體一樣,「指揮鏈」與階級政治都扮演著無可忽視的角色。

在上級長官不看好、懶得多花錢只想趕快立竿見影的看到成效的情況下,專案組的主管(也就是所謂的中層主管)需要不惜冒著得罪影響自己未來升遷最力的人,據理力爭。

專案組最終打通了上述所有的環節,成功讓上頭批准了監聽,但一切就是遲了些。
在正式批准監聽的前幾個晚上,又有一個年輕的生命,遭到毒販無情的拷問與殺害。被害者的名字叫布蘭登。

如果法律文件不是那麼繁瑣,如果巴爾的摩不是那麼窮,以及最重要的,如果主政者能夠早點下定決心做出改變,早一點花錢監聽,那麼也許這宗謀殺可以被阻止。

就像這次巴西博物館的新聞。

巴西博物館的館方就像是專案組,多年來不斷的在跟不同的政府部門打交道,希望能夠爭取到整修博物館、特別是防火設備的經費。

就像《火線》中申請批准監聽一樣,他們需要先經過各種複雜的行政程序。

館方的要求需要花錢,而巴西政府手頭上的錢正好很緊──因為巴西當時的經濟狀況就和巴爾的摩一樣,正處在經濟衰退的浪潮中(我們姑且不算所謂的貪污成本)。

也再次和《火線》一樣,館方的需求遇到了預算上的排擠:為了辦里約奧運,政府不得不刪減博物館的維護經費。

我想或許也不意外的,館方需要一層又一層的說服那些想立竿見影、兌現競選承諾的政治人物與上級。博物館本身不賺錢,維護又需要大把銀子,還不一定有什麼可供評估的成效。

而最荒謬也最諷刺的,或許還是和《火線》一樣的,就是管方最後真的在歷經各種折磨後打通了所有環節,爭取到一筆維護與整建防火設備的預算。

然後,在這筆預算來得及做出任何改變之前,國家博物館就給一把火給燒個精光。

館方就和影集中的專案組一樣,最終還是慢了點,遲了點,只能徒呼負負。

儘管巴西的市長與總統都在推特上高喊著「重建」巴西等口號,但實情是巴西百年來的文化與上千萬件的博物,再也無法挽回了。就和影集中布蘭登那年輕的生命一樣。

也許,悲劇雖然不能等量,但總是出奇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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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 Han Hung
Jonathan War Room

喜歡閱讀戰史與揮舞光劍的貓奴一枚,相信感動是書寫與閱讀的泉源,現職是書籍助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