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ductor Kurt Masur has died”

source:
Gramophone
Anastasia Tsioulcas @ NPR
Margalit Fox @ NY Times
Barbara Jepson @ Wall Street Journal

Kurt Masur 日前在康乃狄克州家中過世,享年八十八。他多年來飽受帕金森氏症之苦,三年前在巴黎演出時意外從舞台上跌落之後,就接受長期的住院照護。他共有五名子女,以及九名孫子女。他的兒子 Ken-David 是波士頓交響樂團的現任助理指揮。

他出生於德國的 Brieg(現在是波蘭的 Brzeg),他的父親是一名工程師,曾堅持要年輕的 Kurt 成為一名電工。Kurt Masur 早先曾嘗試鋼琴、管風琴、大提琴和打擊樂的演奏,但一次意外造成他右手肌腱無法回復的損傷,使他必須放棄鋼琴演奏,他遂決定專攻指揮和作曲兩方面。手部的創傷也使他在往後的生涯當中,都無法手持指揮棒演出。

他生涯演出的曲目可說是廣納百家,並且對新(現代)創作有著積極的熱情,他並且為所有與他合作的樂團都安排演出了這些新穎的作品。他的職涯軌跡大致如下:

  • Dresdener Philharmoniker (1955–58, 1967–72)
  • Gewandhausorchester Leipzig (Kapellmeister, 1970–1996) [1]
  • New York Philharmonic (Music Director, 1991–2002)
  • London Philharmonic (Principal Conductor, 2000–2007)
  • Orchestre National de France (Music Director, 2002–2008)
  • Israel Philharmonic (Honorary Guest Conductor for life)

在萊比錫任上,他曾說服當時的社會主義統一黨總書記 Erich Honecker,將二戰時毀於聯軍轟炸中的音樂廳重建。重建過程中的每一個音響細節,都在 Masur 本人的監管之下進行。他在萊比錫時期的生活可說是相當不錯,他並未加入共黨,但他和領導層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也因此被允許帶領布商大廈樂團在國際巡迴,1974 年他和布商大廈樂團造訪美國,他本人在美國的首演也在同年發生(和克里夫蘭管弦樂團合作)。[2]

身為一個前東德的指揮,1991 年紐約愛樂的任命曾經令眾人驚訝不已 — 畢竟此前他看來只是個(過度)專注於歐洲作品的指揮 — 但在紐約任上,他致力於樂團水平的提升,帶領樂團重回 Bernstein 時代的高峰,更和樂團一同造訪中國,可說是達到他職涯的高點。紐約時報的樂評 Edward Rothstein 在 1992 年,也就是 Masur 到任一年後,曾經這麼說

此前,這個樂團正處在歷史低點:失去觀眾的支持、樂手狀態不再、錄音和廣播的邀約大幅減少……交響樂之於紐約不再重要,一流的指揮根本不會願意到紐約來(淌這趟渾水)。[3]

他的德奧背景對於提升樂團有著顯然的正面效益,他在紐愛的初登場就替樂團安排了 Bruckner,以及美國本土的 John Adams/Copland 作為曲目。但論及他的指揮風格,不論是在舞台上、舞台下,Masur 實在一點也不賣弄;到了他紐約任期的最後一年,華爾街日報的 Greg Sandow 還是這樣寫

他在指揮台上看起來既不興奮,也不優雅,甚至不怎麼友善

他對 Avery Fisher Hall 的音響效果進行改進,引進 Carter Brey 作為首席大提琴,對排練紀律的要求,甚至提高部分團員的座位高度,幫助他們更清楚聽到彼此……這些改變使他治下的紐愛和前任有了相當明顯的不同。樂團的前任首席 Glenn Dicterow 曾表示:

要讓一百零五個人都感染他的熱情?那可是一件大工程啊。但是他是如此執著,最終絕大部分的成員都感受到了。……現在的樂團指揮比以前是友善多了,雖然 Masur 脾氣不是頂好,但他至少沒有像 Toscanini 一樣、怒氣上來就朝人擲東西。

紐愛的現任總監 Alan Gilbert 則是透過樂團再次肯定了 Masur 的貢獻:

他的任期是樂團的黃金時期之一,是一個一心只為音樂的時代。他相信音樂的力量能夠團結眾人,他為自己設定的道德標準,直到今天都還影響著團員。

紐愛在 19 日晚間的音樂會上,演奏 Händel 的 “Messiah” (HWV 56) 向這位前任總監致上敬意。

演出之外,他的錄音事業主要和 Philips/EMI 兩家廠牌合作。他的錄音涵蓋了交響樂曲目的核心部分,並且幾乎都在他布商大廈的任期上完成 — 包括了兩套 Beethoven 交響曲、Brahms、Tchaikovsky 以及 Mendelssohn,甚至還有少見的 Max Bruch 交響曲,甚至 Liszt 的全套交響詩。

不過,他其中一張獲得留聲機大獎肯定的專輯,1992 年 Mendelssohn “Elijah” 錄音,反而是在 Teldec 錄製的 (Teldec 9031–73131–2)。樂評 Alan Blyth 盛讚這張錄音:

以色列愛樂、合唱團和指揮好似在每一方面都達到了理想的合一。樂團所展現的熱情與技巧,足以供給指揮任何索求……

他另外一張得到留聲機大獎的錄音,是和 Jessye Norman 合作的 Richard Strauss “最後四首歌曲” (Philips 411 052–2)。

兩德分治期間,萊比錫經常有音樂家因為未經許可的街頭演出而被捕入獄。Masur 在 89 年出面邀請音樂家代表、東德秘密警察及共產黨官員一眾逾六百人,在布商大廈音樂廳召開會議。最終東德政府放寬了對街頭表演的限制。

1989 年間,萊比錫街頭反東德政府的「星期一遊行」持續舉行。10 月 9 日,也就是東德建政四十週年當天,在布商大廈外的 Karl Marx 大道上更是集結了逾七萬人(當時整個萊比錫人口大概是五十萬人)。東德政府準備以武力鎮壓這場大型抗議,Masur 及多位萊比錫意見領袖聯名以「不要暴力」為號,敦促東德政府允許和平示威,阻止了另一次血腥鎮壓(同年剛發生了天安門事件)。由於這些政治上的貢獻,使他一度列名在兩德統一之前的東德總統競爭行列當中。

1990 年 10 月 3 日兩德統一慶典上,Masur 指揮演出 Beethoven 第九號交響曲 (Op. 125),至今仍被視為冷戰結束後的代表性一幕。他相信指揮有著道德上的任務,2001 年在紐約,他也再度實踐自己的信念。[4]

Last Update: 18 Feb 2017
Dated on 24 Dec 2015


Footnote

[1]
Kapellmeister 的字面意義是 “禮拜堂的掌管者”,在德文裡就等同於音樂總監的職位。但在非德語的區域,使用這個字其實有著 “過分保守” 的意味,這也是為什麼紐約時報的原文會使用 stolid 這個字,來形容 Masur 在德奧作品的詮釋。
[2]
紐約時報寫到,七零年代的萊比錫市民可能要熬上十年,才能買下一台東德製造的 “衛星” (Trabant),但 Masur 駕駛的卻是賓士。
[3]
當時 “聞紐色變” 的一流指揮可都是一時之選:Bernard Heitink/Colin Davis/Claudio Abbado
[4]
Masur 在 2001 年 9 月 20 日帶領紐約愛樂演奏 Brahms 的安魂曲 (Op. 45),慰藉在恐怖攻擊中喪生的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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