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百名兼任教師遭解聘談起
文/郭任峯 圖/洪健鈞、曾福全
日前淡江大學爆發約兩百名兼任教師遭解聘的新聞，震驚高教界，不僅引來被解聘教師的抗議，學生與專任教師也各有不滿。校方回應輿論爭議的說法，不脫「『不續聘』而非解聘」、「不續聘者為無本職之兼任教師」等辯詞；但在台灣少子化與大學教員過剩等問題接連浮現的此刻，高教界又因兼任教師是否納入勞保的問題引發重重爭議，淡江校方此舉所反映的，無非是台灣高教界諸多弊病的其中一環而已。
國內高教界沈屙之多並不是什麼新聞，近年來的相關討論也愈廣受注目；針對兼任教師的問題，我在此分享一些個人經歷與觀察。我從五年多前進入大學校園任教，當時國內高教界已開始出現求職不易的困境，因此當我順利找到專案教職時，不僅毫無委屈，甚至還感到相當幸運。專案教師是專任職，卻非編制內教職，雖然職等、工作量與專任教師相同，但無法主持研究計畫並請領補助、無法累積教學資歷、故也沒有升等資格，更處在年年換約、工作毫無保障的不穩定狀態。
我在該專案待了整整四年。當時國內高教界的生態已然問題叢生，但在那四年的期間更日見險峻。專案教師的弱勢在高教界中僅次於兼任教師；雖然有相對優渥的薪資，但工作條件亦急速惡化。我在專案中的工作量不但以各種名目逐年加重，更糟的是許多急就章的工作提案或活動缺乏縝密規劃，乍看琳琅滿目，實則對於充實教學內容、提升教學品質毫無助益。在經過一番思考與掙扎後，我決定離開專案，成為遊走各校園的「專職」兼任教師、也就是俗稱的流浪教師。
那麼，究竟是怎樣的高教生態，使我必須做這樣的選擇？輿論媒體對於當前台灣的高教困境，往往以少子化為最大癥結。但我的觀察是，高教界今日窘境的成因盤根錯節且環環相扣，少子化使大學就學人數逐年降低，應該只是其中一環，更關鍵的恐怕仍是廣設大學與研究所。自從1990年代中期推動教育改革以來，其中的廣設大學政策已然毀譽參半；二十年來國內的大學數量因此爆增八倍以上，並一度使得大學錄取率超過百分之百。廣設大學滿足了許多人進入大學殿堂的想望，但隨著大學數量過度膨脹而來的諸多副作用，除了技職教育幾乎憑空消失、大學教育素質參差不齊之外，政府未能及時因應少子化而調整大學科系規模，更使今日不少大學科系面臨裁撤或整併縮編的困境。
隨著國內大學校園急速膨脹，教員員額需求也大規模增加。然而，根據一項統計資料，本世紀以來國內大學校園的兼任教師規模與比例，已經從2001年的兩萬七千人次暴增為2015年的四萬六千人次，這個數字也與國內大學專任教師的四萬八千總人次相去不遠。也就是說，國內的大學課程幾乎有一半由兼任教師來負責。大學校園兼任教師接近倍增的大幅膨脹，對比於同時期專任教師不到兩成的增長，反映的無非是校方的成本考量。這好比是學校需要增加教師員額，卻為了省錢省事，增聘一大群性質等同於工讀生的兼任教師，既無須給付全額薪資、也無須負擔離職津貼等人事費用。
顯然，當開課的需求並未減少、兼任教師又大幅膨脹，也意謂高教界對於教師仍有相當的需求。那麼，教員過剩的問題，是否真如坊間所云，因少子化衝擊所致？
首先，高教界人才確實供過於求，但國內大學校園所謂的退休教師「第二春」現象，則使既有的教員供給過剩雪上加霜。領有退休俸的教育官員或大學教師重回校園，或許為了延伸淑世熱忱、繼續傳承所思所學，卻也確實直接造成人才擠壓；當資深教師或退休官員紛紛重回大學校園，教職卡位戰只會更加激烈，而需要教學經驗、也需要開拓學術人際網絡的新手博士，也只能延長正式進入高教產業的等待期，持續無奈遊走於校園之間、苦苦等待下個專任職缺出現。
其次，廣設研究所亦直接導致高教人才供給過剩。當高教界面臨人才擠壓，需要投入多年心力與財力的學術訓練，便不再是有對等報酬的工作。這樣的狀況也導致近年來國內研究所招生不易、同時愈來愈多求職無門的學術人才外流等日漸顯著的趨勢。廣設研究所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具有開拓性、跨領域的新興學術單位未能紮根，使得研究所層級的高教人才訓練過度集中在熱門領域，但高教產業萎縮而面臨整併裁撤，這些具有前瞻性的新興單位卻也連帶遭殃，使得國內高等教育在市場考量下更缺乏多元性。比如說，過去二十年來，國內大學的社會與人文學門大量增設法律、管理與應用外語相關系所，卻至今仍未見一間性別研究相關學系，性別領域的研究所也只有四所；另外，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設有全國唯一專門訓練紀實影像人才的研究所，如今學校卻必須面對大學整併的困境。諸如此類的狀況散見於各大學校園，為了保住學校生機而盡全力開發所謂的熱門科系，犧牲具有獨特性的學科，卻因此忽略了多元共存才是大學長久的生存之道。
再者，國內大學不斷追逐世界排名，屢屢以擠進全球五百大、四百大為傲，卻忽略「教學品質」這個學校排名的重要基礎，並非在於名師、學術論文產量、某某檢定考試成績、更不是某某考試錄取率，而是師生比。以美國最具指標性的U.S. News & World Report每兩年發表的大學排行調查報告為例，全美頂尖大學的排行數據，必然有幾項數字，指出各校的師生比、修課人數20人以下的課堂比例、以及修課人數50人以上的課堂比例；排行越前面的學校，通常師生比小、小班課堂所佔比例越大。換句話說，當每名教師需要負擔的學生數量少，相形之下也就是學生有更多機會與教師近距離接觸、密切互動；如此，「教學」便不僅限於課堂講學與考試寫報告等淺層次的活動，學生也能在課堂後或課外互動中，從教師身上學到許多教科書與考試不會有的思辨過程與啟發。思考、詰辯、探問等智識交流，才是大學教育之所以為大學教育的意義，而這是多少場考試、多少張證照、與多少學費都換不到的。然台灣高教界在探討少子化、教員過剩的解決之道時，極少討論是否該增加各系所教師以降低師生比，而費盡心思維持大班教學、或是以鐘點計酬的兼任教師分擔教學，以避免追加人事費用，卻未能省察到，唯有減輕教師重擔、同時增加師生互動的機會，教學品質才有可能獲得具體改善。
到頭來，這仍是錢的問題，特別是在兼任教師的課題上，我們清楚看到大學的做法，往往是儘可能壓低人事成本，犧牲教師的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權益，來做魔鬼的交換，以求得大學本身的一線生機。我們有個非常不健康的觀念，瀰漫在各個產業，高教界也未能倖免，那就是藉由壓低成本來創造「業績」。能聘一位教師來同時肩負行政、教學、研究、辦活動等多重任務，何樂而不為？能聘一位教師來教百人大班，何樂而不為？能聘一位兼任教師來做專任教師的工作，何樂而不為？但這麼做的代價是什麼，長此以往，究竟是誰得利、誰來承擔苦果、而我們這個小小的國家又有多少時間可以浪擲，辦教育的長官們是否認真思考過呢？
教育不惟是百年大計，而且是一分錢一分貨、省錢不得的百年大計。高等教育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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