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異鄉，是一段時間拉長了的旅行。
因為家庭，旅居德國，轉眼20年。近距離加上長時間，對德國的認識，有些印證了對這個民族的刻板印象；與當地人在生活上實際接觸，也發現，德國人和我們之間有著許多相似之處。
巴伐利亞是德國最富有的省份，這裡有西門子、BMW等世界級的大企業，德國傳統工業與新科技在這裡匯合；這裡有許多歐洲文學家、音樂家曾經逗留的腳步，地鐵站候車聽到古典樂，藝術氣息是如今生活的元素；這裡也刻意保留納粹主義的歷史證據，與爭取自由灑下的血淚相對。
達豪（Dachau）距離慕尼黑市中心40分鐘車程，是慕尼黑經典的半日遊路線。這裡有2次大戰第三大的集中營。
推開寫著「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的低矮鐵門，集中營四周是深溝，還有高聳密布的鐵絲網，這裡曾經拘禁至少二十萬猶太人。其實，波蘭人、同性戀、吉普賽人….被定義為次等的人種也囚禁在其中。甚至，當時的巴伐利亞王子法朗茲也是囚犯。
集中營不僅是納粹有計畫屠殺猶太人的現場，我也看到，面向同文同種同血統，在野蠻統治的本質上，為了剷除異己，一樣心狠手辣。
站在保留滅種屠殺的宣傳照片、人體實驗室、毒氣室、火化場當中，這裡撕裂了人對人性本善的想像。
但我好奇，是什麼樣的思維信念，讓凶手自己供出所有犯罪的證據？
我想起2周前，2月22日那天，德國社會紀念75年前為反抗納粹而遭斷頭處死的一對兄妹漢斯與蘇菲(Hans and Sophie Scholl)。他們是慕尼黑大學學生，參加反戰組織「白玫瑰」(Die Weiße Rose)，在散發反戰傳單時被蓋世太保逮捕。散落一地的傳單，如今仍停留在慕尼黑大學的地上。
面對判國死罪，22歲的蘇菲沒有畏懼，她說，他們所做所說，是被許多人認同的，只是，這些人不敢像他們一樣表達出來。當沒有人願意為正直犧牲的時候，如何期待正義占上風呢？
蘇菲說出人的掙扎：人心裡不是沒有大是大非。但在生死面前，正義只屬於敢犧牲生命的先驅。
執刑那天，陽光普照。蘇菲說，她不可惜自己的生命，只願有千萬人記得白玫瑰的犧牲，因而覺醒，並且有行動。
黑暗的納粹政權下，白玫瑰是微弱的光，五位少年，為自由正義付上代價。2003年，德國主要媒體ZDF「十個最重要的德國人」(Wer ist der größte Deutsche?)的民調，1500萬投票中，漢斯與蘇菲的排名高過歌德、巴哈、卑斯麥、愛因斯坦，名列第四，在年輕人心中，更高居第一。漢死和蘇菲雖死了，他們堅持的人道精神，直到如今仍舊繼續說話。
戰敗的德國，拿掉了瘋狂殺人的集體意識，我們看到德國人有勇氣誠實地面對錯誤。慕尼黑有納粹受難者紀念廣場、納粹檔案博物館，猶太人會堂及博物館設立在市中心的位置。這個原本是納粹大本營的城市，用建築，用空間，安靜且勇敢地表達他們對這段慘絕人寰歷史的虧欠與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