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和媽媽談起在跟妹妹要生活費，目前因為中風而右半身有肢體障礙的父親時，不免俗的會提到那些我們從來不曾真的好好談過的童年。很有趣的是媽媽即使跟父親形同陌路，即使父親二度外遇讓她果斷離婚，她還是會下意識地幫他說話。
每一次我說：「你不知道他以前都會用籃球砸我喔。」
而每一次她也都會說：「那是因為他希望妳跟長男一樣陪他打球。」
『長男』，這真的是個很有趣的用詞，他不只代表著作為一個母親他其實也理解父親對男孩子的渴望，更也代表著她對第一個出生的孩子有著某種期待，就像她總是會對我說：「你要好好努力，未來我就靠你了。」又會說：「你也要養養你爸啊，不要都讓你妹出錢。」
就算客觀事實上來說，父親對我所有的行為都構成嚴格意義上的家暴，我妹在父母離婚之後還是三番兩次找父親幫忙要錢和求助，理論上來說我並不認為父親盡到養育責任就能合理化他對我的家暴行為，更別提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在在我自我接露被他姪子性侵後，他當著我的面說：「我問過了，他們說沒有。」我是認為我沒有去提告，對過分在意名聲的他來說已經仁至義盡了。「他要跟我要錢，他就要來告我。」而我沒說的是，他如我敢告我，我就敢告他。
又，媽媽對我說的許多話，都隱隱顯示著她認為「長女」應該要承擔更多。當我說：「沒事啊我們有三姊妹一起負擔。」她會說：「那不一樣，你是長女啊。」
但這個身分從來都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想要第一個出生，不是我想要當長女，而這些灌注著父權思想理所當然又毫無道理的期待和壓力，我看得越清楚就越難以回頭跟她說：「我童年被性侵受到的傷害和痛苦，是你的錯。」
儘管，和諮商師談了數年的我很清楚，八九歲的我是恨父母的，恨他們沒有盡到保護好小孩子的責任，我的本我愛恨交織不斷衝撞的超我的理智－－回家，變成一件困難的事。
因為我們理想中的避風港，殘破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