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戰爭、和平、大躍進

書名：鼠疫：戰爭與和平 — — 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
作者：曹樹基、李玉尚

這是我今年第讀完的第一本書，在飛機上讀完，出國旅遊搭長途班機還不忘帶著這塊磚頭真的也是夠認真啦（自己說）。

本書與我的研究直接相關，由於我的研究題目是台灣的鼠疫，這本也是鼠疫研究當中的經典作品。全書共有16個章節，在此並不是要做個詳盡的書評或文獻回顧（也不是我寫Medium的用意），只是把幾個有趣的點以及個人想法紀錄下來。

第一次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就注意到第5章「老鼠“消滅”了明朝」。許多歐美學者都不太認同明帝國時期的瘟疫就是鼠疫，但這本書透過許多地方志的內容，找到了「疙瘩病」極有可能就是鼠疫的證據。明崇禎末年，瘟疫流行，已經是醫學史家相當確定的一件事，但這本書的重要價值就在於直截了當的說出「老鼠滅明有功」這件事。本書出版近15年，沒看到太多反論，明代鼠疫應該已經接近歷史定論。

這本書另外一個貢獻就是指出鼠疫在「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有不同的傳播方式。戰爭時期會有大規模與大跨度的傳染，而和平時期則是線狀小區域的傳播。這兩種傳播模式在方法學上相當管用，也適用於台灣的鼠疫傳染研究。

第三個讓我感到興趣的內容是本書第15章「滅鼠拔源：20世紀50年代的內蒙古草原」。50年代，已經是中共建政後的時代，這個章節描述了一個全民齊滅鼠的景象，似乎在暗示「大躍進」由此開始。1954，哲里木盟發生鼠疫後開始實施滅鼠，1958吹「東風」，也憑藉著這股力量，全民大滅鼠。不浮誇也不含糊，集結民眾方陣前進，「四有數、三有號」、「三包五定一獎」，等等充滿躍進味的口號也應運而生。比起一些農業躍進，滅鼠行動可以說相當確實也有成效。

台灣鼠疫時期也有大滅鼠行動，但日本政府採行的是收購的方式，然而後期收購金越來越少，老鼠也越來越難抓，在一些日記中曾看到保正甲長對於警察要求「業績」的抱怨，繳不出老鼠就要繳「滯納金」，有種變相繳稅的感覺。而且後來隨著科學研究確認特定鼠種帶菌率低，也就不再收購特定鼠種，「業績」也就更難做了。最後在1917終於宣告全島鼠疫滅跡。

《鼠疫：戰爭與和平》是一本研究東亞鼠疫重要的書籍，其中關於鼠疫與大躍進的關係也許還值得更深多探討。這本書對研究中國瘟疫史也有相當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