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暴力、極權…別讓政府矇住了你的眼睛
香港6月以來，在林鄭的操縱之下，整個社會越來越失去管制。除了警察成為暴力打壓民眾的工具之外，各地鄉紳、地痞、流氓等也與政府「合作」，以黑社會的手段與方式來對付無辜民眾，特別是年輕的後生仔女。7月21日晚的元朗，就是林鄭政府慫恿縱容這些黑社會勢力，製造了令人恐懼的45人（目前為此）受傷流血的恐怖事件，而本應該處於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警察，則在事發之時全都神奇地消失了…
這事發生在香港，我想大家都應該反思一下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了？本文希望能夠解釋一些常見的政治術語，探討其背後的真實內涵，從而讓普通的民眾也能夠清楚，公民的權利如何被政府特別是非民主政府慢慢地「合法」剝奪。
22/7下午，龜縮了近一天的林鄭帶一幫「幫凶」，見記者，再次嚴厲譴責兩宗「暴力事件」。她及另外幾位幫凶的講話抽離現實來理解，具有非常大的迷惑性，因此，我們需要掌握一些政治常識，才能夠應對這類迷惑的官員話術。
17/7寫了一篇文章：「暴力」、「暴徒」與「黑警」，從更長的時間維度來「觀察」。這幾個體現香港現階段的社會狀況的詞彙，通過Google大數據分析，非常明顯的看到林鄭上台以來，情況惡化更超過梁振英時期，同時，也超過了2014年「雨傘運動」時期，而體現警察隊伍墜落的「黑警」則創了歷史新高，如果將統計時間延長至今天，這個詞彙又將創造一個新高度。主要用數據說明，林鄭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是禍港的禍根。
過去一個多月來，多位在facebook上曾經的「朋友」也unfollow了，大概的原因也是因為「政治觀點」不一致。更多的原因，就是我這平台上面的文章，大多是批評政府的，大概不符合他們的「口味」，我想好多其他朋友也有類似經歷。這樣其實也好，免得大家互相覺得不舒服，更何況，我對於個人良知道德這個體現人獸差別的根本性方面，一直有一點「潔癖」，其實政治觀點根本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這完全有可能會改變的，特別是在民主及言論自由的地方。而支持林鄭政府這種侵犯了人類道德基準的行為，卻已非政治立場，而是反人類了。我通常把這類叫「人畜」，少見則心情會好得多。我想大家也一樣。
「暴力」是什麼？其實不是簡單的拿著棍棒就叫暴力。通常的民事刑事案例可以這樣認為，對他人造成了不必要的故意傷害，就是暴力。然而，在討論政治層面 的問題時，「暴力」有其嚴格的定義。我們可以從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Hanna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論暴力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等專著來看她的觀點是怎麼樣的。
極權主義一詞在西方政治學界一般用以概括德國納粹主義、（蘇維埃）共產主義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義。 極權主義統治社會的特徵，如人人必須遵從的官方意識形態、唯一的群眾性政黨、由政黨或秘密警察執行的恐怖統治、對大眾傳媒的壟斷、現代的人身與心理的控制技術、中央組織與控制整個經濟。通常，這些現象在香港並不完全存在，因此，香港還並非一個完全極權的統治社會。然而，隨著「兩制」逐漸消亡，香港會越來越同時具備上述特徵，因為，如果無法改變另一邊或者另一邊社會形態主動向普世價值靠攏，最終只有「一國」時的一國，現在就已具備極權國家的完整形態，而2047年甚至更早，香港就會變成那樣子了。
Arendt認為，「 政治」就是公民在一個「世界」中的說話和行動方式，而這個「世界」是在不同形式政府的容許之下、由法律保障的一種公共空間。可見，從政治的概念而言，政治也是與大家相關的。它是屬於這個國家或者城市的每一個人的公共空間。政治冷感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已屬於社會生活的病人，與現代生活的宅男女一樣，過度就屬於不正常了。唯因如此，她認為，政治是可以被徹底消滅的。
這就是極權主義的政府的行為，它可以令政治完全消失，也就是說，這個每一個人的公共空間在極權社會是不存在的：它透過特定方法，首先泯滅某一群體的人性，最終擴展至所有群體，使全人類的人性消失於無形。這就是極權主義的「根本的邪惡」。沒有自由自主思考能力的人，在極權主義社會之下，只是一個木偶，一台社會機器上的鏍絲釘、一個齒輪，只是被統治的一個對象。任何違背統治者要求的行為、思考、需求⋯⋯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參見現今的北韓，以及49之後的中國歷史）。
而「暴力」則是伴隨「極權主義」而生的。Arendt認為，「暴力」和「政治」是對立的概念，因為暴力一出現，政治就會消失。而「政治」就是在於「行動/action」。公民的行動包括一系列的討論、反應和結果。這是政治的目標，而這些結果是不可完全預計的。這很容易理解，一場政治運動的結果，可能會與實際的相反，這在歷史上是常有的事情。而極權主義的政治，其結果則是確定的，因為一切都是統治階層預先設計好的，民眾不可能有任何機會來參與這個「行動」。
因此，對於暴力，Arendt不是只認定血腥、動粗、動手等就是暴力，「暴力」是指運用「工具(implement)」而擴大了某人、群體、或團體的「力量(strength)」，使得自身一方和另一方處於不對等的關係，從而消滅了政治應有的「對話」方式。例如在香港的612事件中，警察裝備著催淚彈、布袋彈槍、橡膠彈槍等，要對示威群眾清場，否則就射殺他們，最終，他們也這樣做了。這就是使用工具（催淚彈等）來增加警察的力量，消除了雙方的關係的對等性，也就根本沒有道理可以讓示威方來講、來溝通，政治從協商討論變成了野蠻武力鎮壓，這才是暴力，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政治暴力的原意。而所謂的政治問題要政治解決，其基本的原理也在於，不能夠將政治的事件等同於普通的事件，這樣只是一種誤導，是為統治者尋求武力的籍口。而且，你可以馬上看到，採用這樣的誤導方式來教育民眾，本身就是一種權力暴力。
而權力，Arendt並非指政府機構所擁有的實際權力（可以做的事等），而是指一種力量，一群人/組織/團體/機構等一起採取聯合行動(act of concert)，以彰顯的某種力量（權力），並且使其他人不得不回應，而這種權力和暴力的差異的 是，在於用力量/權力來強迫別人屈服。例如，林鄭在612之後，在未有任何調查之下，「暴徒」之名就冠在了示威者頭上，這就是一種權力的作怪，是一種權力暴力。
統治者常見的一種現象就是將暴力權力化，即通過權力讓暴力合法化。我想這一個多月來，林鄭的各種表現，充分體現了這一點，也給大家上了一堂好的「政治」現場課。我們通常說林鄭「傲慢」、「冷漠」，這本身就是一種權力思維之下的暴力傾向。這些行為本來在極權社會是一個常見的現象，然而，在一個文明、民主的社會，這就是一個「反人類」的怪現象了。因為，「政治」就是一種「行動」，一種溝通，然而，極權社會完全禁止了這樣的「行動」，從而形成「權力的暴力」。也就是說，林鄭本身的執政能力也是欠缺的，將本身應該是屬於政治行動（協商、溝通等）的事情，變成了暴力脅迫的這種極具極權國家的施政方式，自然，搞出了一大堆無法收拾的結局。
另外，有關暴力的論述，Arendt認為，還需要將暴力與一種正當的群眾力量所做的區分，這種群眾一起行動並建立組織，用以維繫他們的持續行動。這些群眾在其它途徑均無法達至政治目標時，而採取的最後行動，不是暴力行為。譬如，2014年「占中」期間，各種成立的群眾組織，是因應2017年真普選無法達至目標時而建立的政治組織，以及相關的行動，按照通常的公民抗命定義，這並非暴力，反而是反抗「權力的暴力」。簡單的話，沒有這種暴力，也就不會有社會的進步，甚至更替。而出現這種極權國家才有的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民主的「政治」消失殆盡，民眾不可能用「政治」方式解決！深圳河之北每年難以統計的「群體性事件」（內地群眾群體抗議事件的術語），也是一樣的原因。
補充一點這方面的觀點的常見誤導，我們通常可以看到，在保皇建制一方以及政府，均會口口聲聲以站在「道德的高度」來反「暴力」。根據Arendt的政治思想的觀點，這本身就是不正確的。出現暴力是因為雙方的溝通因為各種不對等，權力方妄圖以實力來壓制另一方以屈服，也就是「政治」被統治者「消滅」，因此，「暴力」（如果這是的話）是解決這種不對等的一種方式。然而7.18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在與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對話時，其反對張翔所持的觀點「任何情況下使用暴力都絶對不能接受並須譴責」，認可暴力也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之一，這是有合理的政治理論依據的。同時，梁先生與Arendt也認為，這是最後採取的行動。反而，我們可以看到，港大校長的文史哲方面的修養真是水平太低，可能只有一個中學生通識科僅及格的水平，這簡直就是百年港大的一個恥辱標志。當然，他也是大多保皇派所堅持的觀點。或者不思考的人盲目支持政府的人所持的觀點。
因此，暴力和政治是相反的兩種力量，當暴力成為一個手段時，政治就會消失。而對於政府而言，任何時候失去權力時，就會有誘因使用暴力來對付異見民眾，這就是權力的誘惑所致。而且，政府會採用各種合法的、骯髒的、下流的手段。這方面 ，仔細分析6.9百萬人上街之後警方、政府的處理方式，這方面的懷疑是完全理性的。
Arendt認為，理想的政府就是要壓制暴力（即盡量不要訴諸暴力手段），去彰顯人民的權力，這體現在政府的認受性。壞的政府則反，則傾向於運用暴力去消滅反對的聲音，譬如東西朝鮮就是這樣的一個現狀。同時，政府的暴力只會滋生民眾用更大的暴力去對抗，這方面，香港過去40多天的社會狀況，不斷檢驗著這一論斷。
前面說了，極權主義就是要消滅群眾的思考，一切只能夠按照統治者的意見執行。譬如，不准任何的反政府行為、言語等，否則會帶來個人經濟、職業的傷害。在此威脅之下，政府的任何措施都變得合法化。極權的政府通過手中的權力，在這種力量的不對等之下，反抗的群眾採取的暴力激進的行為本身就是合理的，而且，很難認定在合法遊行示威可，群眾的一方面的力量能夠與政府、警察的一方相抗衡，根本就不是一種對等關係的存在。相反，即便以遊行而言，普通群眾參與的幾次幾百萬人的行動，完全屬於自發，而與保皇派動用金錢等資源的動員參與的活動相比，也完全體現在力量的不對稱上。因此，不管從何角度而言，反抗者的暴力定性特別是到目前為此，政府均是在撒謊，行詭辯，將政治問題變成普通的民事問題，從而誤導公眾。
這方面林鄭政府的工作，不是沒有效果，六月以來，香港整體社會的撕裂程度，很難清楚要多長的時間才能夠修補。為什麼政府會有如此大的能量呢？這就在於另外一個問題了：思考！
思考是一種與自我的一種「對話」，是「我」與「自我」的一種交流。獨立的思考是一種最基本意義上的自由。對欠缺思考獨立性的人來說，一切都是預設的（即所謂的「冼腦」），但這些人並未體會到他們的思想為何變得抽象而無法與現實的生活相結合，因為他們在實際經驗發生前已經有一種預期或者預設，從而形成他們的印象，然後他們再用預先打造的語言描述這個印象。這樣的「機器人民眾」從在極權社會是一群非常好管理的「機器動物」，具有極高的執行力、服從力，而始終沒有個人的意志及思考的能力。
Arendt認為，一個身處危機之中仍能真正思考的人，不會去找尋法則或法律，而是會說（像自蘇格拉底以降所有能思考的人）：我必須忠於自己。我不能做任何令自己不安心的事、不願意回想的事。「道德關乎個人自身。對與錯的標準、該怎麼做的答案，最終並不在於我和周遭人共有的習慣和習俗，也不在於來自神和人的命令，而在於我捫心自問後所作的決定。」道德在於自始至終忠於自己、面對自己。因此，這些建制保皇的擁護、支持者，很難說他們有真正的自由意志，也就沒有思考的能力了。我們也大可不必把他們當一個正常的人類來看待。
人類能跟自己講話（思考），能進行內心對話，當受到世間事物或自己所做的事刺激時，他們會對這種經驗提出疑問，向自己講述這事件，「做為一種故事，對它作一番處理，以便其後向他人表述」及存留於記憶。沒有這種能力的人就會犯錯，所謂的犯錯就是放棄這種能力，或者說沒有獨立的思考能力。
當我們每一個人都學會思考時，極權主義就不存在生存的條件。雖然，香港並非一個完全民主的社會，即便在這種現實的環境下，在不衝擊「一國兩制」根本之下，暴力也是合適的手段來防止政府變壞、做壞事。
22/07/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