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悲傷，為什麼會如此短暫？
11月9日晚，添馬公園周梓樂同學追思會，與眾多香港市民一起，聚集在秋夜的涼風之下，一起緬懷周梓樂、陳彥霖等離去的小天使，他們均在這場運動中先後離去，一個是97寶寶，一個更只得短暫的15載春秋，他們在這世界的日子加起來，也沒有我長…。
一位在前線作FA（救護員）的手足，上台講述自己的經歷：第一次見到自己的雙手沾滿了非常血腥的鮮血，講述了無法救助同伴的非常非常的無力感、一種深深的自責…更讓人感慨的是，「我不希望大家每次要靠這種傷心、這種傷痛的事才可以團結起來。我希望周同學的不幸會是最後一次，令你們因為悲傷的事而走出來….。」
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甚至9日早上在與一位遠道而來的美國朋友在 香格里拉酒店21樓的餐廳早餐敘舊，面對似乎依然詳和的維港，朝早的陽光之下，一片片波光粼粼，突然感覺香港竟是如此「陌生」。我給他談論這幾個月香港經歷的故事，以及之前東歐國家的經歷，我談到了自己的憂慮，特別是對下一代年輕人的憂慮。
我也非常自責，作為一個「奔5」的「廢老」或「廢中」，這5個多月來，除了大大小小的遊行包括6.12的包圍立法會有在場外，其實在整個運動中均處於一種「遠離」的狀態（如果談不上「疏離」的話）。我給朋友解釋是我高度近似，在那樣的場景，如果眼鏡掉了、壞了，我可能連逃跑的方向都會搞錯。我好希望有神助力，我可以變成一個武功高手，沖在第一排，橫掃防暴一片…可是，沒有！
我唯一覺得自己做過的比較有益的或者擅長的，就是從6.12之後，我是此生第一次比較系統性地寫一些政論性的長文，而此前只談風花雪夜以及自己的專業技術方面的內容，這就是在MEDIUM這個平台上6月14日以來的所有文章。我總是試圖以自己的知識、亦或經歷，來詮釋這個運動，或者作為一個記錄，除了表明我是站在抗爭者一邊以外，其實沒有太大的作用。
更特別是我習慣以較長的篇幅來講述抗爭在道德、公義、良知以及政治哲學等各個角度的合理性，然而，香港人或者現代人，都不再習慣讀長文，只喜歡一些短小篇幅，甚至結論性的論述，而video短片類的效果更具有傳播效應。我6月份就已論述了林鄭有Hubris綜合症、7月份就論述了其道德崩潰不適合繼續下去了…都遠遠較城中的以前的名流們早早做了我敢做的判斷及立場明示。但我僅是一個沒有影響力的普通人而已。
香港人的悲傷為什麼這麼短暫？前線的手足無法明白，他們覺得自己是在為大多數港人爭取不要越來越沒有希望的未來，然而，在後面的支持者卻是那麼那麼少？
香港人的悲傷也不是這一次才這麼短暫，我甚至覺得，在這個城市的生活壓力之下，香港人的記憶一直都比較短暫，更多的只關注眼前發生的事情，一個從歷史、長遠的角度來思考香港，似乎從未有發生過。不僅是悲傷記憶的短暫，任何事件的記憶都非常短暫，匆忙的生活，沒有太多的時間來思考不在眼前的事情。
而昨天（9號）下午，去幫一位朋友在港島東區大街派區選宣傳單張，我後來開玩笑說（其實是事實），我在奔5（50歲）以前，以前每年都會有無數的面對幾十、甚至幾百人的現場聽眾作演講，但從來沒有向陌生人派發過宣傳單張（並且還是大多有可能被拒的場景）。
昨天下午的港島東區，在前一天晚上（8號）的警察的Tear Gas「現場表演show」之後，還有一絲絲不明的味道，然而，匆匆過往的人群，其實，更多的表現是一種政治的冷漠，特別是這個區域是傳統中（中上）產老區，大齡的婆婆伯伯占相當的比例，甚至從街上的人群也可以看出來。在「您好，請支持2號…」, 「您好，請給2號XX一個服務的機會…」，反應其實好冷漠，而這種冷漠的感受，有時候覺得甚至不是政治立場不同的原因，或許是香港人本身的原因？一種面對現實的無力之下，甚至本能地不太願意相信任何其他的人了（其他的這些泛民派別區議會候選人），不相信他們能夠改變什麼。
在這樣的一個現實之下，香港人的悲傷可能真的很難長久。在這個區域每套私樓都在千萬之上，對於年輕人的感受，特別是在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的感受，可能幾乎就難以有體會。那位在悼念會上哭訴的前線手足，他的無力感、無助感，以我臨場的感受而言，可能很難傳遞到我派發傳單的這個地方。人性的力量，在這種區域消失得無影無蹤，如同面進入了一個黑洞。失去了一個香港人的悲傷，可能只是社交媒體新聞一天的熱點，而到了第二日，一切又會依舊…城市依然繁榮、和諧、穩定、有序。
早餐中，我與朋友還談了5G及未來，我向他推薦了那本Pro. Zuboff 的「The Age of suvelliance capitalism」，雖然是一本很厚的專著，但作為這個業內人士，會很快就能夠讀完。因為我只需要看她如何詮釋資本在這個技術的發展中的作用及角色，而涉及到的技術方面的演進歷史，對我們而言，基本就是一個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熟悉，只是沒有象她從資本的角度來觀察。更重要的是，我們在談到，AI之後的人類未來還能夠做什麼，其實，回到了最終一個根本的問題，人活著究竟什麼最重要？或者為了什麼活著？或者，香港這5個多月來的抗爭，以及CCP及港政府為什麼無法讓這個問題平息？
面對著晨光中的維港，以及港島天際的輪廓，我告訴他昨天（8日）晚上因為科大周同學離去的原因，全港20多個地方都有不同規模的群眾活動，可能影響了他來港的晚上活動安排，然而，你看現在（9日）的香港，又神奇般的平靜。8月以來，香港人都習慣了晚上抗議，白天上班。這個足夠富裕的城市，包括港鐵，以每年過百億的利潤，成為全世界最為賺錢的公共交通系統，還可以承受更大的抗議損失，而無法承受的只是抗爭者，一線的及支持的。
東區的富婆富翁們可能無法明白那些沖到前線的年輕人為什麼如此堅持，決不退縮。其實遠不止他們，西區、南區、半山的….除了上街的，大多香港人都一樣。政府越來越以一種持久戰緩慢浸入式的方式，消滅所有支持者的意志力，最終宣布（政府）獲得了勝利，香港回覆「正常」生活。我要想說的一樣，是指如同我等廢中廢老一樣，哪怕是道義上站在了抗爭者一邊，也沒有做到更為實質的支持，從而才讓政府肆無忌憚、得寸進尺，以法的名義，限制越來越多，從根本上不願意從政治的層面解決政治的問題。
我又想到了希特拉，香港在各個方面都在向希特拉的德國靠攏。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德國以及歐洲，在經歷經濟的蕭條之後，整個社會精神層面其實是非常不穩定的，中老年人還能夠懷念過去美好然後等死，而年輕人連過去都沒有看到而又更看不到未來。革命的種子總是在這樣的土壤中孕育的。1933年1月，希特拉被軟弱的興登堡聯合政府任命為總理，之後，發生了至今也沒有還原真相的「國會縱火案」，3月完成國會授權法，讓希特拉獲得了近乎無限的權力。納粹可以隨意逮捕可疑人員、可以任意入戶搜查、可以竊聽電話及信件（這幾條，現在香港警察已初步具備，並且取名為警察已獲超然的權力。並且香港還多了蒙面法）。4月，開始抵制猶太人生意，5月取締工會，並開始焚書（香港現在已開始限制互聯網連登、Telegram的內容與此類似）、7月份，除了國家社會黨外，其它黨派全數取締，實現了一黨（香港其實現在就只是一黨，即CCP地下黨如DBA 等）。
問題在於，這些行動，一步一步地，大多數人就慢慢地接受了。很多不贊同希特拉意識意識形態意見的，最後變成了不表達任何意見。當遇到有納粹在遊行時，要麼逃之夭夭，要麼也按照納粹要求行禮，反正大家也就都習慣了，而稍微有一點良知的，只會解釋安慰說，反正自己不支持納粹的觀點，行個禮不是什麼大事… 按照心理學家的解釋就是，人們的抵抗能力就是這樣一點點侵蝕的，最終，連責任心與正直感也會隨之消失。
這個解釋，或許可以回答那位前線FA的疑惑。大多數的港人是犬儒的港豬，在不涉及自己的利益或者利益損失可控之時，不會去冒這些風險的，甚至連表達立場觀點也不願意，如之前我說過的幾位香港各界名流（氓）一樣。
而且，我們的容忍底線也越來越低，在降低這個底線的時候，我們不斷安慰自己，要站在抗爭者一邊（哪怕是在節節敗退）。2014年雨傘運動清場，只有幾十枚TG，6.12清場，施放了145枚，這已使我們感受到了暴力，實在是太暴力，從而最先喊出了徹查警暴這個「五大訴求」之二….然而，10.1之後，每次動輒施放幾百枚、甚至過千枚的TG，我們已經麻木了，至今天，已施放了超過6000枚，並且連歐美都已放棄供應（因為覺得太不人道了），現在每天港警都用國貨來進一步表達他們與祖國永遠在一起（的暴力）。
還是回到希特拉的德國，最終希特拉納粹德國消亡了。政治思想家Hannah Arendt最後以德國及之後的共產主義國家的案例，寫了極權主義的起源，成為第一位研究這方面的學者，這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事情。她後來在解釋納粹之惡時，創造了「惡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概念。這個概念主要是用於描述人的道德缺失、良知泯滅。她認為：如果你沒有在時代要求你回應的時候給予充分的回應，那麼你展示出的這種想像力與關注力的缺乏，便與故意去犯罪一樣危險。這一直就是她說的，缺少思考的能力！
所以，藉口政治中立或者政治冷淡的香港人，其實，就一樣是在犯罪。也正因為有那麼多的普通人，犯著這種以平庸之名的惡，才助長也希特拉一步步走向極權，將國家拖入死亡的深淵。今天的香港，也是一樣，當林鄭依然還在CE那個位置上時，不管她是有權還是實質只是puppet，其實，更重要的是從多的港人如何反抗！我們不要再如希特拉的德國普通人一樣，以惡的平庸之名，而最終讓林鄭將香港從精神上毀滅。
當我們對警暴越來越容忍時，運動就已經失敗了。就如同那些助長希特拉一步一步走向極權的普通人一樣，直到最後，已無法回頭。
11月11日，是所有一線抗爭的支持者們，去除自己惡的平庸之時，為自己，更為香港！
10/11/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