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時代要有尋求「真相」的勇氣
十五歲的反送中參與者陳彥霖，一位花季少女浮屍海面，事件引起公眾排山倒海般的疑問，於屍檢原因不明（無法確定死因）之下匆匆火化，而14日在校方提供的CCTV片段，更被發現有被剪輯的痕跡。
陳彥霖只是這幾個月來，突然增加的「自殺」個案中的一位，而在過往的香港非正常死亡的案例，似乎都從未有如此多的置疑：莫名其妙的墜樓、郊野公園上吊、而年輕女性則大多跳海…那些疑問大多挑戰了公眾常識，譬如幾十層樓跳下來身體完好，少血，而陳彥霖則是以最為短暫的時間浮出了水面被發現…更多的時候，則會經常有警察在事發地前在場的無法解釋的「在場證明」…
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是偵探，也沒有專業的能力去做調查，大多只能夠從反常的現象中，去置疑，去尋找真相，讓每一位沒有留下遺書、並且以無法解釋的原因離去的靈魂，得以安息。而更重要的是，讓罪惡最終得以暴露於陽光之下，讓香港回歸秩序與正常。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今天的香港，似乎已經永遠無法回到那個法制與良知俱佳的時代。2019年，雖不是這個轉變的開始，卻是讓普遍香港人感受到了時代已經改變的一年。社會兩極化，中間的灰度帶迅速消失，政治立場觀點上的寬容、包容與妥協，已從現實消失。
我們終將會進入一個極權的時代，這是一件荒謬的事件，更特別是這個轉變會發生在香港。一個曾經文明的現化代城市，會荒謬地變成不自由的極權與威權的社會，變成一個真相屈服於政治、個人屈服於整體、自由成為一種罪惡、每時每刻都在自我審查及被審查監控的地方。
如果你還不信，那麼就想想這幾個月離去的幾百個「自殺或被自殺」的人們，想想他們曾經來到這個世界，然後又不明不白地離開，這就一點都不覺得荒謬了，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地方，我們已不是在看卡夫卡（ Franz Kafka）、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或者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的小說，我們已捲入其中。
When we think of dark times and of people living and moving in them, we have to take this camouflage, emanating from and spread by “the establishment”—or “the system,” as it was then called—also into account. If it is the function of the public realm to throw light on the affairs of men by providing a space of appearances in which they can show in deed and word, for better and worse,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can do, then darkness has come when this light is extinguished by “credibility gaps” and “invisible government,” by speech that does not disclose what is but sweeps it under the carpet, by exhortations, moral and otherwise, that, under the pretext of upholding old truths, degrade all truth to meaningless triviality.
from "Men in Darkness" by Hannah Arendt我們將進入的黑暗時代，如同Hannah Arendt所描述（見上）：「如果公共領域的功能在於將眾人之事攤在陽光下，亦即提供一個可見的空間，讓一言一行都無所遁形，好壞立判，那麼當黑暗來到，亮光不再，一切都被「信任鴻溝」與「看不見的操控」所蒙蔽，被隱瞞真相的言論一股腦掃到地毯下面，被教條、道德等等在維持舊真理的藉口之下，將所有的事實都貶成一文不值的細枝末節……」。
這段話，基本概括了香港的過去與現在及未來。我們曾經引為驕傲的城市，在就於其良好的法制，公共領域的事務都在陽光照耀之下（而政治本身也是一個公眾的公共活動空間），而跨入2019年6月後，在香港，真相已成為一個陽光照耀不到的角落。
我們不知道，香港的特首是否有自主的權力？從她幾次洩露的「私人講話」我們知道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有還是沒有。
我們不知道，幾百萬上的怒吼，特首是否真的其實什麼都不知道，究竟香港人要的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特首還能不能夠指揮香港警隊？越來越陞級的警隊暴力，以及對法制的肆意踐踏，總讓人產生遇到希特拉的黨衛軍的感覺。
我們不知道，8月份以換防進入的PLA，6000多人就沒有任何被換回去的報道，而從此以後，香港警察就有用之不竭的警力，並且大街上警察對示威人士越來越殘暴凶狠，深得CCP武警/PLA的精髓…
我們不知道，警察究竟是人還是鬼？ 亦或是動物？！他們究竟是因為教育不足而不明是非，亦或根本就是天性殘暴。
我們不知道，8月之後，越來越多的死因不明的個案… 他們離開前，是多麼的絕望？還是承受了慘絕人環的暴力折磨後離開？
我們有太多的真相，無法知道… …
這裡是已進入黑暗時代的香港，曾有的亮光已不再，一切都被「信任鴻溝」』與「看不見的操控」所湮滅…
真相，在政治特別是極權的權力欲的操控之下，已游蕩在不見陽光的深淵…
1989年英國 希爾斯堡足球慘劇（Hillsborough Disaster），96名冤魂在27年之後的2016年，正義才得以彰顯，真相才見到陽光。當政治操控正義時，英國警察也與今日香港黑警一樣，謊言可以不經大腦隨便說，龍門想怎麼搬就怎麼搬，而成為幫凶的媒體「The SUN」當年也拋棄了良知的基石，4日之後發表了歪曲事實的「The Truth」， 稱很多球迷都不合作，是飲醉酒鬧事，或沒買票都硬要入場，甚至攻擊了警員等試圖引導輿論，將事件描述為80年代普遍的「足球流氓」事件，為警察責任冼地。而代表正義的英國警察，也有意為慘案採取遮掩真相的方式，要求參與當日比賽安保的警察不能夠對當天的事件有文字記錄，警方報告在交給調查組之前被大幅度修改…
災難2天後，大法官 Peter Taylor 獲委任進行調查，報告指責當日警方人流管制失敗，特別是突然打開本應是出口的通道讓大批球迷同時湧入球場，是導致慘劇的主因，沒有證據顯示有大量球迷醉酒鬧事，或沒有買票就入場。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isaster was the failure of police control.” Taylor報告對警察進行了嚴厲批評，並指出球迷不應該為此事負責。
然而，檢察長最終還是表示沒有足夠證據來提訴訟，他建議事故的主要責任、殺人的過錯及犯罪指控均不應該指向警察或相關人員。1991年3月28日，調查裁定：慘案屬於偶然事故，無人對死難者負法律責任。很多死難者家屬連賠償也沒有，同時，當天現場值勤的部分警察還獲得了大筆賠償金。
其後，遇難者家屬經過不斷的努力尋求真相，尋找正義，在20年後的2009年政府重新調查， 2012年結果公布，認為慘劇主因是警方人流管制失敗，強調沒有球迷要為事件負責，同時認為上一次調查警方故意修改證人證言等證據。 2014年3月，特別法庭重新展開死因調查。2016年4月26日，死因庭陪審團裁定希爾斯堡慘劇96名死者是非法被殺，包括當值的指揮官、警察局局長、警察局的代理律師等6人被裁決定罪。
真相與正義在27年後才得以彰顯。時任首相 Margaret Hilda Thatcher在離逝時沒有獲得利物浦隊的悼念大概也是有原因的。
過去的歷史，有太多真相被蒙蔽，正義被扼殺的例子。Hillsborough足球慘案，同樣在於人們追求真相與正義的努力，更在於良知與判斷帶來的勇氣，才得以堅持。否則，96個願冤魂永遠也不得安息，真相永遠不見陽光。
當本週，美國重最級參議員 Ted Cruz到訪問香港不獲特首「接見」時 ，他親自上街去了解示威的情況，得出結論是示威者很和平，與特首的暴力非常不一致。其實，這並不「匪夷所思」，香港大學的校長張翔也對暴力曾有過不是那麼正確的理解一樣。如果事實僅需要從表面現象就能做出正確判斷，那麼，這世界本就不應該如此複雜，Hillsborough慘案也永世不會有正義的彰顯。
很多人知道Hannah Arendt之名，在於其參與了Jerusalem的對納粹分子Eichmann（艾希曼）的審判而作的「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的觀點，顛覆了包括法官在內的大多數所認為，對於艾希曼是負責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人，就是一個罪大惡極的壞人。然而艾希曼認定自己是一個沒有卑劣動機的人，而只是盡職地執行任務的普通人。Hannah Arendt認真思考了他的觀點，從而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的全新的觀點。Hannah認為判斷上的混淆，可以出現在智力良好或健全的人身上，一如良好的判斷也可能出自智力欠佳的人。無法作出判斷或拒絕作出判斷，是她的這本書的主題，也正是出現包括Eichmann以及當初猶太人社群領袖，在參與猶太人種族滅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的原因。而正是這樣的人，直到最後，也無法意識到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還以為自己在做一項正義的事業。
英國足球慘案時的警察、納粹的親衛隊、德國猶太社群領袖、30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PLA、今天的香港警察、以及無數的所謂香港藍絲群體….在判斷的能力方面，他們之間沒有實質的差異。
To a Jew this role of the Jewish leaders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own people is undoubtedly the darkest chapter of the whole dark story. It had been known about before, but it has now been ex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ll its pathetic and sordid detail by Raul Hilberg, whose standard work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I mentioned before. In the matter of cooperation, there wa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highly assimilated Jewish communit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Europe and the Yiddish-speaking masses of the East. In Amsterdam as in Warsaw, in Berlin as in Budapest, Jewish officials could be trusted to compile the lists of persons and of their property, to secure money from the deportees to defray the expenses of their deportation and extermination, to keep track of vacated apartments, to supply police forces to help seize Jews and get them on trains, until, as a last gesture, they handed over the asset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good order for final confiscation.from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Hannah Arendt
沒有思考與判斷的能力，真相總會被湮滅、被扭曲。在納粹時期的猶太社群領袖，究竟在大屠殺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Hannah Arendt認為，各地的猶太人皆有其領袖，而這些領袖幾乎毫無例外都以某種方式、出於某種原因與納粹合作。所有的真相就是，如果當時猶太人沒有組織沒有領導，情況會變得很混亂，但被害者的數目不至於會達到四百五十萬至六百萬人之譜。也正因如此的觀點，Hannah在提出這個觀點是，幾乎受到了全球猶太人的反對。沒有任何傷害會比來自於本族群自己的傷害更令人感到傷心與震驚。在這兒，對於香港人，似乎出現了熟悉的味道。如同那些口口聲聲為著香港未來的人一樣，實質就做著處處出賣香港未來的利益來換取個人政治、經濟方面的收益。
「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 彭定康施政報告（1996年）在Hannah Arendt的思想中，「平庸」的納粹取代了如魔頭的納粹；她把猶太人描繪成邪惡的共犯，而非美德的殉道者；她指出罪犯與受害人之間的「合作」，取代了罪惡和清白無罪之間的對抗。而正是這些，讓歷史的後來者，更看清了當時那個時代，平凡平庸的普通人，是如何與邪惡為伍、 助紂為虐的。
關於判斷方面的論述，非常推薦Hannah Arendt的另一本著作「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這也有助於理解其在涉及到Eichmann及納粹時期猶太人領袖方面其的哲學觀點。
Hannah Arendt寫完了「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之後，她請記者、史學家，以及尤其是別具詩人想像力的人，去從事另一項任務：「用以追求歷史真相的方法，不是檢察官的方法；而守護事實的人並不是為特殊利益群體服務的官員（不管他們所聲稱的利益如何合乎情理）反倒是記者、歷史學家，以及最終而言是詩人。」(Hannah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當特首聲稱「監警會」而非「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可以還大家以真相時，就如同在Hillsborough慘案後，讓警察局出具報告一樣，不僅真相不會出現，而且，事實還會被惡意扭曲，罪犯會被捧成英雄。或者如同讓香港臨時「二哥」劉業成來對香港警隊作評判，沒有任何證據就可以隨口得出：「黑警說是世界最大陰謀謊言」。更如同林鄭「如果港人主流意見認為我不適合再擔任特首，我會辭職」一樣不可靠…這些人，以謊言作為日常用語，以搬龍門為例行工作，怎可能有真相？
今天的香港，不管如何恐怖，甚至相對於未來，今天可能還是最好時光。媒體已越來越缺少報道真相的勇氣，建制保皇不遺余力地為政府保駕護航，政府忘記了是香港人的政府與及責任，特首按照她自己的話來理解根本就是一個puppet，警隊更成為了暴力的根源。
當一幫學生與年輕人沖上街頭時，從歷史的任何時期來看，都是不正常的現象。知識分子的良知已越來越少，沒有一個大學校長表現了智慧、良知、與道德判斷的能力…然而，世間的真相，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顯現出來。就算黑白是非已被顛倒，為了不被忘記，我們必須以良知作出自己的判斷，真的還是假的，呈現出的是真相抑或被扭曲，我們都要有勇氣去尋找，絕不能夠忘記香港人應有的良知，這是香港得以未來存續的基礎。
15/10/2019
附：不作為正文，僅補充說明一個人的教育水平，還是對判斷認知能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香港反送中運動造就了一批在內地微博(weibo)上一群新的網紅，即香港警察！其中這個在10.1被邀參與了天安門閱兵式的劉警長，有80多萬粉絲，其在weibo上獲得了難以在香港網絡及民眾中找到的存在感。然而，一個教育失敗的案例也活生生地自我展現出來，並且還不自知。未來的香港警察，要想「重新出發」，大概IVE畢業的，應該全部解散去做地盤工人可能更合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