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胎師》：面對黑日
文／壁虎先生
原文刊載於《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第四十三期（2021.02出刊）
（內文會有本片暴雷，由於本片尚未有台灣院線上映機會，各位閱讀可自行斟酌）
去年金馬影展，台灣影評人Ryan（鄭秉泓）在看完《墮胎師》（The Abortionist）之後在 Facebook 上寫道「很糟，不配兩個提名，連一顆星都不配」、「陳果導演生涯劣作」。他的評價、這個評價所受到的歡迎，以及它和今日越趨取巧矯媚的台灣電影所受到的吹捧的對比，是如此地令我感到恐怖，以至於我必須要至少提出一點我對這部影片的看法。
《墮胎師》的神秘而幾乎遭受到的徹底誤解，起源於陳果一個幾乎不可能的嘗試： 180度地重設他的角色及其象徵秩序，就像林區（David Lynch）在《雙峰：回歸》（Twin Peaks: The Return）中從紅房間（The Red Room）中召喚沉睡已久的庫柏（Dale Cooper）回到世間，與已經令雙峰鎮陷入永夜的黑庫柏戰鬥一樣，《墮胎師》中由白靈飾演的珍姐，是陳果從紅房間中招喚來與《餃子》（Dumplings）中的媚姨戰鬥的白庫柏。《墮胎師》因而是一張被倒過去的惡魔牌，我們處在一個倒映的世界，而我們必須在這裡重掌自己的命運。[1]
我們因而不該再像對《香港有個荷里活》（Hollywood Hong Kong）那樣可以只用一種熟悉的乾癟去人化政治隱喻去解讀它，更不該去期待一個對早期陳果狂奔香港的回歸，因為那個《細路祥》（Little Cheung）所奔跑著的街道，已經不復存在。事實上，《細路祥》是向外的電影，而《墮胎師》最令人驚喜而意外，也最被漏接的性質是，它是一部向內的電影，它關於在一位母親心中掙扎求存的善，但它更折射出了一個作者對其自身創作痛定思痛的重思，及其對自身之脆弱與痛苦最私密的書寫。
它的對等物，因而應該要屬韓麗珠令人痛徹心扉卻又平靜深刻的《黑日》。事實上，「黑日」難道不正是《墮胎師》的最後一顆鏡頭嗎？一個烏雲密布黯影壟罩的白天？電影最後Kiki懷孕但不知其父，宛入聖母懷上聖子，而最後的救贖，是逼著已經為了女兒撕心裂肺地毀敗自身的珍姐重操舊業，但這一次的墮胎不再同其它，是母女一次真正的連結。它因而是神聖的，它因而不是「聖誕」而是「聖墮」。電影切向黑日，珍姐告訴我們，黑日之下「一切都會安好」。
整部片，珍姐都在處理那些學生身上的，「像奇異的金屬果子結在發紅的皮膚上」（黑日，頁339）的傷，然而珍姐並不解其意，墮胎因而被呈現為對如雨後春筍般吸吮在學生們身上的傷口的徒勞的治癒。是Kiki的消失，真正迫使珍姐必須去面對這個漏接的訊息，她還沒有勇氣，他們因而成為珍姐的罪惡感，他們同時折射出的，是作者最幽深的罪惡感，而那些正是，唯有在倒映（電影）的世界中，透過珍姐之手，才有辦法處理的，片中角色、作者自身乃至整座城市的盤根錯節的傷口。一個個無助女學生無望而悲慘的求助，因而折射著這些傷口，因為社會還無法找到安放他們的陰性符號位置；因為珍姐還難以面對自己令女兒的失望；因為「勇武的學生」意味著的痛是如此巨大，以至於首先被作者壓抑到了意識的最深處。電影因而從它描繪母女兩人追趕巴士的優美而深情的開頭，就早已在我們毫無防備之時，將我們拋入那個首先由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知名地記述過的那個為逝子守靈的父親的同一個睡夢中，我們因而無意識地反覆夢見，透過每一位女學生的呼求，那句來自床邊孩子的低語：「爸爸，難道你沒看見我正在燃燒嗎？」[2]
因此真正獲得Kiki的訊息，直面傷口，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我們誤以為能夠苟且安身的「家的影像」，那「體現在珍姐身上的香港」，這個陳果和珍姐一直以來安身立命的「夢境之影像」。Kiki就在公車上的珍姐面前，但已經不復是自己的女兒而沉默不語，難道不正是這個眼睜睜的、活生生的失去嗎？陳果做的最痛苦的動作，因而即是墮掉這個已經過去的自己的影像，唯有停止一切熟悉的日常，才有辦法好好面對自身所受的傷，這難道不正被最清楚地體現在，珍姐在大街上將自己鏡中的倒映擊碎嗎？當珍姐將墮胎用具放上垃圾車，幽微的訊息是，作者不再知道自己有沒有面對影像的勇氣。而當珍姐意識到受鄧月平飾演的詐騙者的欺騙，痛苦地滾進水池，這個荒謬的影像，有一種神奇的魅力，我們發現，這正是珍姐的「受洗儀式」，她剛才對一個陌生人證明了自己的無私。而我們被要求嚴肅地看待荒謬的魅力，它宛如卡本特（John Carpenter）的《X光人》（They Live）中主角要求朋友戴上眼鏡而大打出手的戲的荒謬地延長，或芬奇（David Fincher）在《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中讓主角在老闆面前用拳頭擊倒自己的荒謬場景，「這才是自由真正的意義。為了要打擊敵人，你首先必須要皮開肉綻地打擊自身。」[3]詢問《墮胎師》為何支離破碎，就像是詢問《格爾尼卡》（Guernica）為何支離破碎。
所以為什麼神位一換再換？為什麼要與修女校長進行徒勞無功的對話？我們為什麼禱告？又為什麼在禱告中失望卻持續禱告？在《黑日》中，韓麗珠有一段敘述自己和Y的故事，韓一直以為，那個曾經在自己陰暗青春歲月給予自己陽光的Y，在2019年的香港災難中，會持續擔任這個角色，直到她收到多年不見的Y引述《聖經》句子的訊息，告訴韓抗爭者已被惡靈充滿，他為持槍的執法者禱告，曾經被如此珍視的關係之脆弱和願望投射本身的理所當然才像當頭棒喝般擊中了韓。[4]我想這或許可以當作電影中這些詢問的註腳，「聖」的本質，禱告的本質，終究需要由自身去創造，去確認，去質疑，然後再確認。
也是在這一切之後，電影將我們引導到它最具魅力的一個影像之一：珍姐面對要求她幫自己墮胎的Kiki的咄咄逼人，在天台上打太極。鏡頭繞著珍姐，與Kiki共舞，連同音樂和稍縱即逝的夕陽，被優雅地調度起來，像是一首溫柔的輓歌撫觸著影像，和其中受傷的靈魂。一個夢醒之前的深呼吸。鏡頭向著珍姐、向著作者自身、也向著觀眾詢問，我們準備好了嗎？當Kiki作為投影的幻象結束，我們必須面對真實的Kiki，我們準備好了嗎？然後在電影高潮處，我們發現，電影彷彿舊時代的膠片燃起，燒了自己。
「無助的時候，設法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絕望的時候，扮演一枚燈泡尋找希望；痛苦的時候，安撫另一個更痛苦的人或動物；憤怒的時候，聆聽另一個受傷的人的苦惱；覺得失去了皮膚時，成為另一個人的皮膚。」（黑日，頁354）
「放掉蓄聚多時的膿包，暢快地流淨污血」（黑日，頁340），墮胎在《墮胎師》之中，是梳理傷口，讓汙血流出，是為了避免《失嬰記》（Rosemary’s Baby）最後「黑聖降生的悲劇」，而如果陳果安排了一個這樣的結局，我便會罵他。但陳果選擇了拋棄自己擅長的，而回照自身私密的情感。他告訴了我們他和珍姐「撞上的那塊碎片」[5]，將《墮胎師》作為一個證言（testament），一個關於精神傷口的證言，然後他讓我們從那個倒映的世界中醒來。「聖墮」是罪嗎？但我們已經獲得了面對它的勇氣。是這個關於傷口的證言，讓所有曾經承受傷口的人們，產生了連結。
[1] 意象借用，分別出自韓麗珠，《黑日》。新北：衛城出版。2020年1月。P. 314–315、P. 382。
[2]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夢的解析》。新北：左岸文化。2019年4月。P. 481。佛洛伊德在書中首次描述一個他所聽來的夢：一位父親日夜守在兒子病榻前直到孩子逝去。他準備到隔壁房小睡，但仍讓中間的門開著，並雇來一位老人為兒子禱告。睡眠中父親夢見兒子以譴責語氣在他的床邊拉著他的手說道：「爸爸，難道你沒看見我正在燃燒嗎？」父親驚醒，發現隔室看守人睡著了，而倒掉的蠟燭正燒著兒子的裹屍布。拉岡（Jacques Lacan）、齊澤克（Slavoj Žižek）等皆對此夢中父親為何醒來，有所進階論述。
[3] 出自蘇菲亞·范恩斯（Sophie Fiennes）導演的紀錄片《變態者意識形態指南》（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中齊澤克的評論，2012。
[4] 出自《黑日》「十月三日（星期四）」一段。P. 304–307。
[5] 意象借用，《黑日》。P. 3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