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自己對杉木筷子毫無保留的喜愛，不鏽鋼製叉子，於我則有一種感官上的好惡參半。一方面，叉子記憶著某些美好味覺：諸如五分熟的菲力牛排或「天使髮」義大利細麵（Capellini）等西式佳餚；但另方面，它本身的觸感和視覺，卻較難誘發物件與主體間的親密連帶，有時還給人難以言喻的冰冷距離。
筷以木材削作，質輕、溫潤、柔和，叉子則是沉重、冰冷、堅硬的金屬製品。筷子是手指之延伸，靠輕握、托住的巧妙動作而後夾取。叉子則全然不同──透過緊密的穿刺、固定，它圈劃出取食的一口範圍，再佐以餐刀切割。前者有某種曖昧但萬能的兼容性，後者則強調明確而單調的機能性。
叉不僅跨文化地與筷形成對比，即便在同一文化內，它和勺匙的關係亦是如此。叉子具有攻擊的武器意象，表徵著人類征服而非順應自然；而勺匙卻相對安定、包容，被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視之為母性象徵。
在古英國，一個茶碟裡放著兩只小勺，預告婚禮將臨；耶誕夜裡人們舉起勺匙，祝不在場的親友健康平安。勺匙在不同生命儀式中常以禮物的姿態出現，而叉子卻很少被當成餽贈品。
叉子雖是遠古狩獵和烹烤工具的縮小擬物，但其在餐桌上的歷史，卻遠遠不及筷與匙之久遠。史載最早使用餐叉者，可能是十一世紀威尼斯總督的新婚妻子。當時她以叉進食的舉動，讓參與喜宴的多數賓客大感震驚。樞機主教甚至寫了一篇文章批判她，題為：「過度矯飾高尚，體內因此徹底腐敗的總督之妻」。
教廷認為，既然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都是徒手取食，人類就不該自作聰明、以不潔的器具代之。後來總督夫人罹患絕症，大家一口認定這就是她挑釁上帝自然律則的罪果。直到十七世紀，德國的神職人員都還沿用同樣的理由，反對將叉子引進家中。於此同時，地球另端的中國和日本，早已發展出精緻的箸食文化。
就連學富五車的法國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都曾在其經典文集中，坦承「自己幾乎不用刀叉……時常咬到手指。」難怪年鑑史學宗師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直言：「十六世紀以前的歐洲，並沒有名符其實的豐盛飲食和洗鍊的用餐方式。在這一點上，西歐遠遠落後於所有古文明。」
直到十七世紀，極力打造自身完美形象的路易十四，終其一生仍是用手取食，並禁止皇室成員使用叉子。很難想像，即使優雅貴氣的瑪莉皇后，也都還是將纖纖玉指伸入餐盤大快朵頤。
同時間，叉子進口至英國，喜劇巨匠班‧強生（Ben Jonson）甚至在他的劇本裡諷刺寫道：「用叉子實在很可笑！從義大利傳入，想藉此節省餐巾吧」。
叉子除了讓手指不再沾滿油膩肉脂或水果汁液，而弄得濕糊黏搭；也迫使人們每次只拿一小塊、定量的食物，將未被叉取的部份留在面前盤中。這一方面定義出新的餐桌禮節；另方面，也演化成布爾喬亞階級的拘謹社交節奏──在言說中，切割、插取、咀嚼的不只食物，還有如法國文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筆下微妙流過的似水年華。
就像多數體現西方現代性的事物，都訴說著一種溫柔的粗暴。叉子無意識的理性計算，只是社會規範在餐桌上被改寫的一部份。弔詭的是：這所謂文明的禮儀，竟立基於暴力的穿刺；而維繫生命的取食，卻透過帶有弒殺氣息的器物。凝視著冷冽鋒利的叉尖，我似乎找到了自己無法衷心喜愛叉子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