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北流浪到香港，誰在街頭歌唱？
原文刊載於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CL聽文化〗(Dec 2015)
兩年前的一個週末夜，我在利物浦The Beatles嶄露頭角的Matthew Street上，看見一位男子抱著吉他、用著簡單的麥克風，唱著Alanis Morissette的<Ironic>。一位微醺的女子路過，她看起來什麼都不怕。她走上前去，湊近麥克風，聲嘶力竭地，開始和相形之下無比清醒的男吉他手合唱：
‘It’s like rain on your wedding day
It’s a free ride when you’ve already paid
It’s a good advice that you just didn’t take
Who would have thought it figures?’’
那天的記憶，為我在英國街頭的經驗，留下一個無法抹滅的記號。有時候，我會想起自己在利物浦最大的Echo Arena看Alanis Morissette的演唱會時，聽到的<Ironic>。同一首歌曲，笑談人生的不可預期與諷刺，而前者的翻唱，如此清晰地，和城市裡生活的人的喜怒哀樂一起律動著。
而你一定也遇見過街頭藝人(Street artists / buskers)，對嗎？
台北人如我，常在台北的淡水捷運站出口、華納威秀影城、台北車站地下街看見他們的蹤影。1996年，台北捷運開通後不久，捷運局率先開始了街頭藝人遴選制度，而文化局幾年後也開始建立相關制度。[1] 此後，捷運輸送著人們魚貫去到想去的地方，一些因捷運系統產生的角落，也因為街頭藝術產生了不同的質地色彩。於是在我們所在的川流不息的城市，在人聲車聲的嘈雜外，也多了一些樂音。
‘Busker’這個詞，源於英格蘭，廣義指街頭彈奏演唱的樂人。而現在，各種形式的街頭藝術表演，也能通稱作’busking’。週末夜晚，我在香港尋找著Buskers。在尖沙嘴、旺角，我看見畫家、手工藝術家，卻鮮少見到音樂表演。畢竟街道人潮擁擠、車水馬龍、店家所播放的樂聲震耳欲聾，從此處不難了解，為什麼歌者在這缺席了。而港鐵香港站、維多利亞碼頭、東旺角一帶，零星的樂人彈著吉他、唱著歌。儘管有些音樂技巧不盡純熟，卻也讓公共空間多了一絲輕鬆。
在香港帶著琴搭地鐵，與在地鐵站前唱歌
「公共空間要怎麼管理？可以有人在街上放聲歌唱嗎？那誰可以唱？」（參考「聽見台北捷運的聲音：100天創造地景音樂」）
這一連串的問號，是每個城市都面臨的課題。在香港這密集的大都會，這些問題更顯棘手。一位樂人嘗言，醞釀藝術創作的「時間」與「空間」，香港兩者都短缺。今年兩起和香港地鐵皆相關的事件，更凸顯了這份矛盾。
2015年九月底，香港音樂人劉卓軒(Hinry)在港鐵前的天橋唱歌（Hinry影片連結）。身為地政處擔任土地測量師、也對香港地權狀況有研究的他，在被港鐵人員勸阻時，義振言詞提出反駁。他說他所站的土地是公共空間，質疑地鐵職員介入的權力。四週駐足的觀眾，有的為他喝采，鼓勵著、有的拿起手機拍起了這段影片。這段影片引起了 關於他所在的地方究竟表演是否合法的討論，但除了「土地權」的辯論外，也有許多人感嘆著，在香港玩音樂好難。[2]
十月三日，香港揚琴教師Mavis「號召各界攜帶大型樂器搭東鐵」[3]，抗議港鐵禁止攜帶大型樂器，卻縱容水貨走私客帶各種大型物品。於東鐵而言，這問題遠比其他線路要更敏感，因為東鐵直通深圳南部，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透過這條路線往返香港。香港民眾在網路上陸陸續續看到水貨被放行、但帶古箏的音樂人、攜帶撞球棍的職業選手，卻被罰款或禁止，漸漸引起不滿，執法合理性也受到質疑。音樂人們的抗議似乎質問著：樂器比起貨物，更像我們賴以維生、休戚與共的夥伴。為什麼帶著樂器上路，在城市穿梭，似乎成為一種奢求？
自由的街道，熱烈的Busking
關於街頭藝術（Busking），我最喜歡的敘述之一，是「即興的藝術表達」（Spontaneous artistic expression）。相形之下，台灣的街頭藝術，從形式和管理方式，就和此敘述有天壤之別。台北市的街頭藝人，被文化局納入管理。要表演，需要有足夠的水準、先考證照、再登記時段地點、在規劃好的框框裡開唱。整個流程，相當拘謹，和「街頭即興的藝術表達」有天壤之別。或許因為層層管理後，表演呈現出的樣貌，又或者對於街頭藝術的認識尚淺，對於busking想像有限的人，認為街頭藝術純粹是弱勢者「乞討」的方式。金錢的支持是基於「出於同情的善事」，而非「遇見喜愛藝術的一份欣賞」。其實街頭表演在歷史上絕非新鮮事，更不是捷運局徵選制度後才有的。街頭文化的研究者，認為人們在公共空間自由活動、表達意見的傳統，在歐陸可追溯到從歐洲的吟遊詩人、與街頭傳教士宣講上帝的福音，這些前輩們老早就在「街頭」熱烈地活動著；[4] 清明上河圖這幅傳世之作，也留下了北宋首都汴京街頭賣藝者的身影。 Busking的歷史悠久，古今中外，街頭演出與人們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息息相關。因此，一個人可以在街頭唱歌不是因為他歌聲動人，而是因為他有在公共空間表達的自由，這正是一份「不需誰來審核」、「不被納入管理」的自由。
只是誰都知道，現在的社會遠比千年前擁擠。香港面臨的考驗相當嚴峻，而台灣也是。究竟，人們該怎樣各取所需地共用同一個城市空間？政府應該介入多少？英國的Jonny Walker ，創立了街頭藝術家與表演者協會 (ASAP, Association of Street Artists And Performers)，也因為近年英國不同城市考慮立法「規範」街頭藝人活動，開始了 <Keep Streets Live!>運動。他奔走於各個城市，遊說、抗議、集結連署。他希望英國的街道能自由活躍地保有樂音和生命。我問他：街頭音樂需要「好聽」嗎？如果表演者並非身經百戰的職業樂人，路人覺得刺耳，怎麼辦？Jonny說，大多國家都有環境法律能約束噪音干擾，當然這些法律也適用於街頭藝術，限制樂人的音量和表演時間，若能照著原本的法律執法，實在沒有必要再為街頭藝術設立新的框架，增添更多的不自由與繁文縟節。熱愛與路人互動、交流、甚至結為朋友的Jonny也說：「所有音樂家都有剛開始表演的一天 。你不覺得街頭是很好的起點嗎？」況且，什麼是好的音樂？在政府的美學審核與演出許可之外，也許我們更有機會遇見草根的、有機的、屬於土地的歌聲。
（洞見文回顧：城市的樂聲，草根的靈魂：遇見Jonny Walker）
如果隔壁懷有音樂夢的高中男生，可以抱著吉他，在某個地下道歌唱。也許他可以遇見知音、又或者會有高手前來告訴他：「調音很重要，你的琴音不準。」即興的藝術表達，碰到的狀況，也想必很即興吧。
我們從小被教育要有「雅量」，甚至在國文課學到，每個人的美感都獨一無二，欣賞的事物大不相同。這樣的教導甚至已經成為二十幾歲世代擺脫不掉、茶餘飯後還會想起的經典台詞。今天我們的社會早已解嚴，街道卻彷彿仍在層層管制中掙扎，鬆綁非常遲緩。面對街頭藝術，這份雅量似乎不該是「在秩序下尊重彼此的美感，但是務必安靜」，而是放手給予街頭文化有成長生根的可能。我們不能既要求音樂的品質精良、反映社會現況、甚至針砭時事，又把音樂鎖在嚴謹高壓的框架下。自由與藝術息息相關。
究竟，我們希望街頭藝術是自由、是慈善活動、還是按部就班後被允許的娛樂？讓我們藉機重新想像街頭與藝術的關係。如果有一天，我需要在「自由的街道上不悅耳的歌聲」和「和諧的街道被管理後的肅靜」中做出選擇，我想，前者或許更符合這個世代普遍追求的價值吧。
[1]<管理街頭藝人 陸借鏡台北經驗>， 賴廷恆/中時電子報 05/01/2015，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105000722-260301
[2] <KO港鐵職員的劉卓軒：在香港玩音樂好難，但二字頭得一次，busking 不要權力批準>，Grace/立場報導，03/10/2015
[3]<網民明攜樂器闖大圍站 發起人：爭取豁免大型樂器>，02/10/2015，劉芷盈/香港獨立媒體網，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7909
[4] Cohen, D. & Greenwood, B. (1981) Buskers: History of Street Entertainment
